共景旁听：更深层次的定性调查方法

三、共景：旁听调查

（一）旁听与倾听的质的差别

已有的定性调查教科书已经论及“访谈中的倾听”的重要性（陈向明，2000：195～202）。可是，旁听与访谈中的倾听却全然不同，主要表现为下列的三点。

第一，旁听听到的内容完全是被访者独立自主地呈现出来的，既不是聊天调查中那样靠研究者激发出来的，更不是访问调查中那样由研究者事前设定的。

第二，旁听的时候，被访者所表述的一切都是呈现给她自己的熟人看的，既不是聊天调查那样的刺激—反应，更不是访问调查中那样被研究者所“挖掘”。它基本上摆脱了研究者的控制。

第三，研究者旁听时，被访者与谈话对象之间的人际关系是现实的、日常的与自然的，所以这时的被访者是“她的关系中的她”，而不是访问调查与聊天调查中的“人造关系中的她”。

总之，区别的关键是：交谈双方的身份、相互关系与谈话性质都改变了，从研究者这样的陌生人来询问被访者，变成了研究者弱化自己的存在，观察发生在被访者生活情境中的两个或多个熟人之间的日常聊天。这就带来三大好处。

其一，在访问调查甚至聊天调查中，被访者都有可能给出各种各样的“被研究者强制之下的”表述，但是在熟人之间的交谈中，双方既更少有说谎的动机，也更少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其中的信息最贴近主体的真实呈现。

其二，在访问调查甚至聊天调查中，被访者很容易倾向于“你问什么，我才说什么”，可是在熟人的交谈中双方往往可以谈得海阔天空或者入木三分，往往极大地增加了信息的总量与丰富性，尤其是非常可能谈出研究者自己事先没有预计到的重要内容。

其三，旁听熟人之间的交谈，可以迅速准确地把握住双方的关系与交流内容，从而发现与理解当地社会交往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而这在那种仅仅针对一个被访者的访问调查甚至聊天调查中往往是难于上青天，甚至会使访问者束手无策。

每个人在生活中其实都有过“旁听”的经验，而且“旁听”在定性调查中的作用其实非常大。可是在现有的教程与实践中，它往往被误认为是“非正规”或者“过于日常化”，从而被忽略掉，或者仅仅作为“参与观察”的一个小技巧而被弱化。在笔者的多次“红灯区”考察中，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信息恰恰是靠旁听来的，而不是“访”或“聊”出来的。因此，笔者把旁听当做一个重要的定性调查方法单列出来进行论述。

（二）界定与特征

旁听，就是研究者作为旁人在一边听取（辅以观察）别人的谈话，主要是聆听被访者与他人的谈话，也包括那些与被访者相关的其他人之间的谈话。例如，在“红灯区”考察中，笔者旁听到的比较多的是“小姐”之间的谈话、“小姐”与“妈咪”之间的谈话、“小姐”或者“妈咪”与客人之间的对话以及社区内其他人对于“小姐”、“妈咪”和客人的议论。^[13]

旁听不是偷听，由于研究者与被访者都处于同一个场景中，因此称其为“共景”。研究者应该尽量弱化自己的在场，努力使被访者与其朋友始终是交谈的主角。如果研究者参与过多，调查就会降级为聊天调查，仅仅是聊天对象多了而已。

旁听方法要考察的是被访者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的主体呈现。互动不是发生在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而是发生在研究者与被访者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之间。

概括而言，旁听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者的弱化与情境的自然化。换句话说，研究者是作为旁人在场，对于被访者的干预最少，被访者足以在最大限度上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这是最为根本的特点，也更加有利于发挥定性调查的优越性。

（2）交谈的话题不是研究者发起的，是被访者（或者他人）发起的。虽然发出的信息有可能良莠不齐，但是必定更加生动丰富，它们往往会超越研究者的逻辑框架。这无疑是定性调查的更高境界。

旁听的这种特点也带来了以下两大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与其他方法相比，旁听往往可以起到“测谎”的作用，既包括故意撒谎，也包括“职业化掩饰”与“社会主流化表述”（黄盈盈，2004）。因为人们在熟人面前更加难以撒谎，也难以“装洋蒜”。

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定性调查中其实并不存在问卷调查中的那种“测谎”的问题，因为“谎非谎，测非测”。也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谎”其实是被访者在不同的情境下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表达出来的真实呈现。例如，阿凤在跟笔者单独闲聊天的时候表示，她很讨厌被香港客人包养，而且列出了种种理由。但是有一次在发廊里当另一个“小姐”打算把她介绍给香港客人包养的时候，她却表现得非常积极。这就是在“纯粹观念表述”与“面临实践选择”这两种不同情境下表达出来的不同的真实呈现。在这两种情况下，她所表现出来的都是真实，并不是在撒谎，仅仅是情境的不同使然。

因此，旁听中如果“测”到了“谎”，其实是天赐良机，可以加深对于被研究对象的多侧面、多情境、多意义的理解。^[14]

旁听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探索到更多新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研究者很难靠“问”来获知的。有些话题，作为外人来问，会显得很突兀，比如“小姐”与客人做生意的情况，如果问细节，就连“小姐”自己都会比较尴尬。但是笔者却经常旁听到“小姐”之间以开玩笑和调侃客人的口气聊到非常具体的内容（潘绥铭等，2005）。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旁听到的内容是研究者打破脑瓜也无法“设问”出来的。无论研究者多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在这方面也无能为力，尤其是在探索式的研究和“异文化”的研究中（潘绥铭、黄盈盈等，2008）。

（三）旁听的技巧要点

首先，旁听要能够听得到。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与被访者成为最低限度的熟人，即被访者已经习惯了研究者的在场。只有这样，研究者与被访者及其人际关系才能共处于同一个场景之中，研究者的“共景”才不至于破坏被访者与他人聊天的自然情境，参与聊天的他人才能处于自在之中。

反例是：笔者跟一个发廊的“小姐”已经比较熟悉，但是跟那个发廊的“妈咪”和老板不是特别熟。有一次，“妈咪”拉完客之后，很不自然地对我说：“是不是觉得我们干这行很丢脸？”这就是说，笔者的存在让该“妈咪”感到不自在。结果，笔者也就无从旁听到她与别人的聊天。还有一次，笔者坐在发廊里听老板（屋主）与“小姐”们聊天，当老板知道笔者是个学生之后，话题立刻从“中标”（得性病）转到苦口婆心地劝告笔者赶紧回学校，好好读书，别在这边（“红灯区”）混。

其次，要少插嘴，弱化研究者的“在场”，也就是尽量减少研究者的介入及其带来的影响。研究者旁听到的对话是两个或多个被访者之间发起和发展的，研究者是被动的，而被访者是主动的。研究者的主动性仅仅体现在“听”这个动作上，而尽量不要介入谈话之中。

再次，要话里听音。在旁听中，研究者除了努力记住谈话要点之外，还要能够听出各种各样的暗示、隐喻、言外之意、话中话、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等。这就需要研究者把旁听到的内容与现场观察到的谈话者的动作、表情、神态等联系在一起来理解，而不是仅仅充当一个录音机。(www.xing528.com)

最后，不仅要记录旁听到的内容，还要记录整个“共景”。最主要的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与被访者交谈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的基本特征与情况；研究者参与到其中的原因、机会以及对方的反应；整个交谈的场景与情境；参加者的各种非语言的表达等。

对一个旁听实例的分析与反思

高鼻子女孩要给阿凤介绍香港人，阿凤很高兴，马上就猫到她身边问：“真的？介绍成了我给介绍费。”

高鼻子女孩说：“那个香港人很幽默，5 000块一个月，不包括房租之类。但包了之后不能出去做事。”

阿凤说：“那也好，5 000块，不出去做事也行。”又说：“聪明一点还可以平时出来赚点，他反正一个星期才来一次。”

“他有电话的。”

“那把人带到家里做不就得了，叫那人（男客）别出声。”。

“要（香港人）刚回来怎么办？”

“哪会那么巧？”

阿凤很高兴，也很热心，一个劲问这问那。问：“老不老？”

“33岁。”

“是工地的还是公司的？”

“公司职员。”

看来阿凤很满意。高鼻子女孩又教她怎么讨他（香港人）喜欢：“不要把自己搞得很低调。”

阿凤忙问：“怎么叫搞得很低调？”

“好像文化素质很低的样子。”

这时笔者插了一句：“比如说讲粗话。”

阿凤忙说：“我不会讲粗话。”又对高鼻子女孩说：“你就对他说我不是发廊的，告诉他我是到姑姑这里来玩。过年姑姑不让回去，我们俩是偶然遇见的。”

高鼻子女孩说：“我就说你是我老乡，他也不清楚情况。”

“好好，我来了也才1个月嘛。”

“他下次来了我呼你。那个人素质挺高的，你跟他聊聊报纸上的东西。”

阿凤很认真地说：“这些我也知道一点。”

“那个男的以前包过一个女孩，后来那女的走了。”

阿凤：“听她们说香港人有时喜欢包不漂亮一点的，怕太漂亮了，会call仔。”

在上述“共景”中，当高鼻子女孩要给阿凤介绍香港人包养的时候，阿凤就“猫”过去了，而且喜形于色、情不自禁。她首先想到的是必须说自己不是“小姐”，这样就会比较“纯洁”，被包养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可是，就在几天之前，笔者在自己的房间第一次见到阿凤。她说她很讨厌香港人，“腰上挎着腰包”，基本上是比较低阶层的人。在谈到不少女孩子被香港人包养的时候，阿凤很不以为然，说自己就不喜欢被包，不自由。与这次跟高鼻子女孩之间的谈话简直是天差地别，判若两人。

这次旁听笔者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更多地了解了阿凤这个人，而是知道了同样的主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表达会出现巨大的差异。这使得笔者对于某些“小姐”经常出现的“社会主流化表述”有了一个切身体会，迫使笔者不得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总结，然后加以运用，这在以后的调查中使笔者获益匪浅，而且笔者更加坚定了对于“旁听”作为一种调查方法需要单独加以突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