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红灯区”研究对象的疑虑：如何表明身份与目的？

二、消除对方的疑虑

社区考察者如何介绍和展现自己是建立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红灯区”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的敏感性特征，笔者需要以合适的身份、寻找合适的机会来标明笔者的身份与目的。

（一）无危害证明

最要紧的，就是一定不要让社区的人误认为考察者是便衣警察或者记者。

这两者是老板、“妈咪”和“小姐”最忌讳的身份，因为便衣和记者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危害”，尤其是在“出过事”的社区里面。进一步说，他们最防备的人还不是警察，而是记者。因为大多数的“扫黄”并不是来自警察的上级，而是来自记者的曝光。所以，在接触老板和“小姐”时，首先要使他们相信你不是记者，对他们没有任何危害。

要证明自己对他们无危害，无外乎是从下列四个方面努力。

第一个方面是“验明正身”，就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出示自己的学生证，甚至可以指天发誓。可是，大多数时候即使这样做往往也无济于事。这不是证件真假的问题，而是在老板们和“小姐”们的生活里，从来没有遇到“男客”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会关注自己，当然更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来“研究”她们，因此单靠一个学生证很难奏效。

第二个方面是“以实际行动证明给你看”。首先是与“小姐”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而且尽可能地住在“小姐”的房间里；其次是绝不过问老板与“妈咪”生意上的事情；最后是绝不在现场做任何记录。这样做下来，大约一天到两天，就没有人再怀疑笔者是警察或者记者了。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点，许多小姐都说：“警察、记者才不会这样跟我们一起耍的。”

第三个方面是“举出旁证”。在像B镇那样高度敏感的“红灯区”，笔者常常故意当着别人的面看英语教科书。在C区则是抓住当地上大专的两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猛聊大学里的事情。这样，大多数人就逐渐相信笔者确实不是记者。同时，任何可能与记者有关的东西，都一定不能带到“红灯区”里去，例如摄像机、照相机、录音机、笔记本等。因此，笔者的所有记录都是访谈结束之后，躲回笔者所住的旅馆补记的。(www.xing528.com)

第四个方面则是先与周围的、并非性产业但是和性产业相关的场所的老板或者其他人打交道，把笔者“无威胁”的信息间接地传达给性产业中的人。在A镇，只用了一天左右，一些“小姐”和老板就主动上来聊天，其他老板和“小姐”也不再怀疑笔者是记者。在B镇和C区这两个地方，笔者所花费的时间长一些，但是3天就见效，5天就通畅了。

（二）给自己贴一个合适的标签

在中国的等级社会里，人们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往往必须首先给对方贴上一个标签，才能决定如何与对方打交道。实际上，这个标签贴得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贴标签的人必须从自己的逻辑出发，认为自己是贴对了。

因此，在“红灯区”考察中，笔者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必须按照社区的人们的生活逻辑（而不是笔者自己的），给出一个他们能够体会的身份（且不管这种身份对笔者来说多么荒谬）。

最开始，笔者通常是以老师、学生的身份，以做研究、了解社会、了解女性的健康与生活、写调查报告这一类的理由来展现自己。笔者觉得这样的身份对于老板和“小姐”们没有什么威胁，他们容易认可。但是在实践中却发现，笔者很难让他们真正理解你要干什么。笔者碰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笔者解释了半天笔者的研究目的，最后发现人家既不懂也不关心。他们对于笔者所标榜的“研究生”、“教授”这样的学术身份也极端陌生，甚至说出“人家是教授，马上就要当研究生了”这样的话。即使有些“小姐”听懂了笔者是要做研究，往往也只是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做研究，怎么不去研究“更重要的问题”？

笔者的应对策略，其实是“小姐”与“妈咪”教给笔者的。例如，有的人会说：“哦，原来是学生放假了，来参加社会实践的。”（团队一起调查的时候）或者说：“是来玩儿的。”（一个人考察“红灯区”时）或者说：“你也想开一个发廊？”（潘绥铭第二次的考察）最玄乎的是潘绥铭第一次去“红灯区”时，虽然公开了一切身份，但是因为不嫖，所有的人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有一位老成的“妈咪”当众宣布：“他是只想看，不想干。”（偷窥）结果众人茅塞顿开，从此亲如一家，皆大欢喜。这样的实践教育了笔者：其实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身份解释得一清二楚，反而应该顺其自然，使双方各得其所。

黄盈盈的体会是：

我第一次做“红灯区”考察的时候，是这么介绍自己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学生，寒假里来了解社会。但是，从我的感受来看，很多人刚开始认为我其实也是“小姐”，到后来发现我是一个人住（通常小姐单独住的很少），就认为我是被别人包养的“二奶”。即使到工作的末期，仍然有人提醒我要小心，别被便衣抓走；或者建议我去香港做生意，那边生意好；或者说：现在大学生做这个的也很多，你不用太打扮，涂个口红什么的就可以了。所以，我本来还想详细介绍自己，但是到后来也就不说了，因为她们会按照她们的生活经验来给你贴一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