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工作初期：如何应对接触”困境？

三、“接触”

接触，就是人际关系意义上的首次“进入”，通常是田野考察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对于“红灯区”考察更是关乎成败之举。很多局外人都会对这一过程非常好奇。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初期，工作人员往往也因为不知道如何“接触”而一筹莫展。因此，笔者将不吝笔墨，细细道来；这里包括成功的经验，也不回避失败的教训。

通过行政系统，正式进入

2002年我们“进入”之前，专门请省项目办的主任，给B市卫生局的领导打招呼，请他们帮助我们。

当时，我们准备调查B市属下的、位于A县市区边缘地带的、新建开发区里的一个大规模“红灯区”（当时的营业场所大约82家）。这个地方名声很大，甚至抑制了周围其他地方的性产业的发展。它属于我们在项目设计中特别强调的那种“市郊型”“红灯区”。它的主要

客人就是A县的市区人口，而且由于它就在高速公路上，因此吸引了省会和地级市的大批客人，远途传播性病艾滋病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原来准备花大力气主要调查它。

省项目办的招呼打到之后，B市卫生局的领导非常支持，马上专门委派局里预防中心的主任及副主任，驱车赶到A县。两位领导在仔细研究了我们的实施方案之后，又邀请A县卫生局的一位主管副局长和防疫站主任等5名领导，与我们共同研究具体实施办法。

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市卫生局的领导主张由县防疫站直接带我们前去，并且利用防疫站人员的工作关系，首先打通一两个老板，然后我们再进入现场。但是，当这个意见已经讨论到如何安排具体时间的地步时，县卫生局的领导提出，应该首先请示县委的分管书记，然后再做决定。尽管市卫生局领导表示，这个工作可以作为市卫生局的业务工作任务来安排，但是县里的各位领导还是认为应该请示县委。

大约3个小时之后，县卫生局的领导给我们传达了县委的正式意见：不同意在该地进行调查。事后我们得知，这是县里的分管书记请示了“一把手”，“一把手”又征求了其他主要领导的意见，然后集体做出的决定。

B市卫生局的领导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当晚，县卫生局领导宴请了我们。在私下里我们曾经试探过：我们可不可以自己直接去“红灯区”，不提本地领导，甚至不提省项目办，仅仅说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者。结果，领导非常紧张，反复强调，在县委正式答复之前也许还有商量的余地，现在绝对不可以。我们又问：仅仅走马观花地去看看怎么样？领导认为也不可以，而且说出了“重话”：要尊重当地的领导。

为了不给当地领导增加麻烦，我们放弃了这个调查点。为了实现我们的承诺，我们第二天8点就离开了这个县，而且向市县两级领导汇报了我们的离去。

以正规方式直接找老板

在B镇，我们选择了“凤飞娱乐城”（化名，以下均同）来试验这种方法。它是B镇里唯一一个带有桑拿的卡拉OK厅，而且是24小时营业。它位于连接两条繁华大街的僻静小街上，对面多为建筑工

地和农田。

现场情况：门前摆放着一张方桌，周围四把椅子，另有十多把椅子一字摆在门前。一位30岁上下戴眼镜的高个男子坐在门前与两个“小姐”聊天。

初探

（我问：老板在吗？）男子：不在，有什么事？

（说明来意，想见老板或老板娘。）男子：老板和老板娘不在，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吧，我是负责人。

（再次说明来意，并递上介绍信和工作证，并表示希望得到支持和协助。）男子仔细看过后，连珠炮式地问：你们的研究有啥意义？为什么不从上面的渠道来？为什么不在北京做？为什么到我们省？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指A镇）来？你们怎么知道这里？为什么到我们店里来？怎么不白天来？

（听我们说明之后）男子：我们店和其他店不一样，不存在你们要了解的问题。你们还是到其他店去吧。

（当问到他们的店经营什么，与其他店有什么不同时）男子：我们是洗浴中心，不同于其他娱乐场所，不存在你们要问的问题。

（我们问到洗浴中心的具体内容时）男子：和一般的洗浴中心一样，有淋浴，有桑拿。

（问到是否有女部，我们是否可以洗时）男子不语。

（问到价格时）男子：不知道。

（问：你是负责人，怎么会连价格都不知道呢？）男子：我只管内务，不知道经营的事。

（问老板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时）男子：去了省会，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说：明天再来访，请转告老板一声）男子：明天我不在。

很显然，该男子戒备心很强，说话前后矛盾，极力排斥访谈。

再探

第二天，我们再次来到“凤飞”门前，昨天的那个男子站着与两个“小姐”闲聊。见到我们走来，他故意转过身去。我们走上前打招呼时，他故意装作没听见，不回应。我们再次大声和他打招呼，问老板回来没有。

男子：老板没回来。这里和你们的工作没有关系。我认为你们的研究没什么意义。从学术上说，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更值得研究，比如社会治安、经济发展。

（当听了我们的说明解释之后）男子：中国在各方面都不成熟，在这方面（指性病、艾滋病）也没啥子认识。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强调，性病与艾滋病与任何人都有关系，并告知我们也了解了其他人的情况时）男子：我没有一点知识，什么都不知道，我想尽量和你们配合，但我无能为力。你们了解这些事情应该到医疗部门去了解，不应该到我们这里来。

随后，他看表，并说有人叫吃饭，就走了。

显然，他依然拒绝访谈，话语虽委婉，但态度仍很坚决。

三访

为了彻底试验这种进入现场的方法，当天下午，我们三访“凤飞”。这次门口换了另外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说：老板去了省会还没回来，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情况。你们来了解我们没啥子意义，我们和其他店的性质不一样。

坐在门口的一个“小姐”问：你们是不是记者？

我们再次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而且第三次请他们看我们的教师证、学生证。那个“小姐”说：“你们了解社会，应该去了解社会下层，而不应了解娱乐业。”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则干脆回到屋子里，把我们晾在门外。

事后，我们专门找到一位给该店做饭的60岁左右的老婆婆来了解情况。她说，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遇到的那个男人，就是老板本人。在我们第一次去接洽以后，老板甚至准备关门一天“躲风头”，后来听别的老板说我们真的是大学的师生，才没有关门。我们第二次又去，老板没有想到，所以事后专门安排“小姐”们不准让我们进去。我们第三次去的时候，其实老板就在屋里，但是他躲着不出来。

从这个试验来看，使用介绍信和工作证等文件，正式地、直接地进入现场的方式，首先就不被老板接受。

以非正规方式直接找老板

为了试验这种方法，我们在B镇选择了该地规模最大的“安娜宫”。

它的门洞左侧，放着一个冰柜和一个放着饼干、卫生巾等杂货的柜台，一个年轻女子在整理货物。门洞的另一边，一个“妈咪”模样的人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小男孩在逗着玩儿。

我们走过去搭话：“小宝宝真可爱，大眼睛又黑又亮，我抱抱可以吗？”我说着，伸出双手，小孩子张着小手扑到我怀里。“妈咪”模样的女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随后离开，到里面端来饭菜，自己一边吃着一边喂小孩，一边和我们攀谈起来。我们得知她是店里的老板娘，人称曾姐（化名，以下均同），柜台是她的弟媳妇摆的，她的弟弟也在店里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们特意先到街上去买了一辆电话车玩具，再去“安娜宫”找曾姐。她家里人告诉我们，她一大早就去了A县，下午才回来。我们便坐在门前和曾姐弟媳的母亲、哥哥、嫂嫂聊了起来。小孩出来后，我们把玩具给她，大人孩子都很高兴。

当天晚上，我们又去店前，见到曾姐，她对我们很热情，并介绍她的丈夫和我们聊天。于是我们就说明了身份和来意，但是并没有急着提出要访谈“小姐”。

第三天晚上，我们又去了“安娜宫”，但是由于“小姐”们都坐在大厅里（这家店是镇上唯一有空调供“小姐”们等客人用的），没有人出来坐，所以很难单独接触到“小姐”。于是我们找到男老板，再次说明我们的身份，给他看我们的教师证和学生证，强调我们只希望了解“小姐”们的生活和预防性病的情况，需要和“小姐”们单独聊聊，希望得到他的协助。他欣然应允：“随便，找哪个都可以嘛。”

由于我们事先做了工作，所以“安娜宫”的老板对我们进入现场既不热情也不排斥。后来我们准备让客人填问卷时，老板说我们这样会影响生意，拒绝了我们，所以说不能影响他的生意。

通过老板找老板

一访

我们在B镇首先通过下面所说的其他方法，认识并且打通了当

地正规社团的主席姜老板；经他介绍，找到了“秀园”的女老板。

它原来的名字是“奇花”，由于出现过“小姐跳楼事件”被封闭，重新开张之后改为现在的名字。

我们去的时候，门口一条用铁链拴着的小狗大叫，一位“小姐”闻声出来搭话，然后叫“孃孃”（场所的女帮工）出来。

听说是姜老板介绍我们来访，李老板（女）热情地把我们带到门厅里。厅内拐角处沙发对面的窗前有一台18英寸电视，有两个“小姐”在看电视，墙上挂着5幅老板母女俩唱歌跳舞和化妆时的照片。

李老板一开始就表示：我们两个同龄。我看你面善，不是害人的人，我回答你的问题，想问什么你尽管问。

但是，得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小姐”们的个人生活工作情况时，李老板立刻变了脸色，说：“她们的情况你问我好了，能告诉的我都告诉你们。她们个人的事，是她们的隐私，想不想说是她们的权利，我也不能强迫她们。”

这时正好有几个“小姐”到厅内看电视剧，是歌厅客人杀“小姐”的情节。李老板对大家说：“你们自己的事，不想说的就说无可奉告嘛！”

当谈到我们还要住几天，还想过来和“小姐”们聊天时，她说：“你们明天10点来吧，谈一两个小时，11点我们吃饭。其实你们真的没必要，我都告诉你们了。她们都是熟人介绍来的，有的是家里穷，有的挣钱供弟弟念书，有的是母亲送来的，要女儿到这里跟我学手艺。我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同，不做违法的事。”

二访(www.xing528.com)

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如约站在门洞等候。小狗也不再吼叫了。听到“小姐”的通报，李老板从厅里出来对我们说：“我安排了两个人，她们是外来的，你们就问问她们吧。”

我们被安排在茶园等候，因为被安排和我们见面的“小姐”还在洗澡。过了10来分钟，一个“小姐”进来。我们谈了还不到5分钟，李老板就走进来说：“你们谈着吧，我有朋友来玩，就不陪你们了。”她走出去，可是不到5分钟，又返回来说：“朋友来了，那边没空调，让他们也到这里来，你们一起聊聊吧。”再过了不到5分钟，她又进来说：“我看这样聊也聊不出什么嘛。她们的隐私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我看就聊到这里吧。以后你们到别家去吧，别再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有病，又很忙，没时间接待你们了。”

我们问：“昨天你曾答应安排两个小姐和我们聊，现在只来了一个。”她说：“那个今早回家了。”

不知姜老板在电话里是如何介绍我们的，但是从两次接触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李老板对我们了解她的“官司”很感激，谈起来滔滔不绝，有声有色。但是对我们接触“小姐”却极其戒备，表现得非常冷淡，甚至明确拒绝。

她勉强安排我们见面的那个“小姐”，在谈话过程中，对极其简单的问题也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有的甚至连连说了好几次“不知道”，可见李老板早有交代。

三访

第三天我们再次去“秀园”，希望能够说服李老板，至少再让我们访谈一个“小姐”。在门口，小狗虽然叫了长达一分钟，却仍不见有人出来。我走进门去，看到几个“小姐”和做饭的“孃孃”围坐在桌旁剥花生。我说明来意后，一个高个子、用卡子盘起头发、穿一身白裙的“小姐”（领班）告诉我：“老板不在，你明天来找她吧。”

我半信半疑，更倾向于认为她是在搪塞我，于是凑上前去，就她们手里的花生闲聊起来。一个“小姐”给我搬过来一个凳子，领班“小姐”很客气地从旁边歌厅的冰箱里拿出一瓶饮用水来招待我。

闲聊之间，见李老板从里边出来接电话。等她打完电话，我和她打招呼，她把我带到楼上她女儿的房间。问我来意，听我说想再详细地了解“跳楼事件”的经过，她果断地说：“我不想再谈了。”一边说着一边大哭起来：“我什么都不想说，我甚至后悔那天说了那么多。”

直闯现场1：打通老板再接触小姐

悠然歌舞厅（女老师和女研究生一起进入）

今晚的生意好像不是很好，9点多了，好多“小姐”都还坐在外面看电视和打麻将；有十多位“小姐”坐在电视前，看古装武打的电视剧，并有四位“小姐”在搓麻将。我们就站在那里站着看电视。

从远处开来一辆看似很好的轿车，在门口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从“小姐”中站出一位年近40岁的女人，前去招呼从车中走下来的客

人。客人随着这个女人的介绍，一一观看这些坐着的“小姐”，而“小姐”则是爱理不理的，客人看了一圈后就走了。这个女人则回来骂道：“想找演员，想找李玟，李玟还不会找你的。”

然后她就看到了我们，于是就招呼我们坐。她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来做什么事。我们说是大学生来社会考察的，她就劝我们在她这里做工，并说很赚钱。她告诉我们这里的工作主要就是“三陪”，并带领我们参观了“小姐”们的工作场所。那是一个有十多个小房间的后院。那个女人是这里的老板，姓孙，大家都叫她孙姐，她极力邀请我们明天上午来玩。

第二天上午10点多我们去了。有几个“小姐”看似刚起床。11点多，“小姐”们开始吃饭，七八个人一桌。一个烧饭的50多岁的妇女把我们让到了座位上。“小姐”们工作的屋子里，有三个大的沙发，一台电视机和一个电风扇。

男老板叫“刘哥”，30多岁，看着比孙姐年轻，昨天晚上看到他和孙姐一起叫客。他介绍说他们房子是他们自己的。在这里工作的“小姐”每月会赚上四五千元。

11点半左右，有一个穿黄色吊带的女孩手拿一本《却上心头》出来了，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就凑上去看她看什么书。她也不说话，就翻给我看，也不看我。我为她的不友好感到不舒服。陆陆续续地，那些女孩儿都出来了。她们似乎和老板关系比较随便，开老板的玩笑，让其摆放桌椅。原来她们是要打麻将。很快四个人就凑成一桌开始打了，并且赌钱。

随后，我们邀请刘哥和孙姐一起过来吃饭。刘哥用他们自己的奥拓车送我们到柳园餐厅，因为这里恰好是刘哥的二妹开的，所以孙姐在这里就显得非常熟络，不断询问最近的经营情况。

我们把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向孙姐说了，而且给她看了我们的证件，还留下了我们的介绍信。她当时的反应虽然不是特别热烈，但是也邀请我们去她家耍。当天晚上，我们课题组的所有人都去了，他们两口子非常高兴，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2]

直闯现场2：避开老板

在A镇

“菊梅园”在马路靠近拐弯的地方，六七个“小姐”坐在外面看录像。我过去的时候大家都回头瞅我。一个瘦瘦小小的男的过来问我找哪个。我说：“来看看。”他就说：“过来耍会儿。”我就挑了个离“小姐”近一点的位置坐下。

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一个长头发的女孩聊了几句。那个女孩指着坐得稍远一点的一个女孩告诉我：“她想学普通话。”又指着一个女孩说：“她也是浙江的。”（进行访谈的女研究生是浙江人）但那个女孩马上否认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否认的女孩就是老板娘，才24岁。老板就是那个瘦瘦小小的男的，也才24岁。

老板娘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以后，半开玩笑地说：“来我这里干几天就全明白啦。”然后她们就自己打闹，也不怎么理我了。

旁边一个女孩穿红上衣，一个人坐着，盘着腿，气质很不错，不怎么说话，手里拿一个打火机玩。我凑过去问她是不是本省的，她说是，是省会郊区的，于是就开始聊了些日常事。

后来路过这里的时候，她们就会叫我“过来耍。”非常热情。

体会：“小姐”们一般会一堆人聚在一起看电视。这时访谈者只能硬着头皮凑过去，站在一边假装看电视。一般情况下，老板或老板娘马上就会问：“你找谁？”访谈者先简单回答：“过来耍。”再慢慢介绍我们是北京的学生，来了解社会的。她们一般不会深究，但也可能不会理你。

这时，如果有个女孩“落单”就比较好，因为跟一个“小姐”单独坐在一边是接触成功的关键。如果暂时没这机会，只能先“混个脸熟”，以后再找机会。

当然也有马上被老板赶走的可能性。这时不必重复解释，更不要期望马上说服老板，自己以后再去就是了，而且仍然采用这样的方式。据我们的经验，只要访谈者采用这种方式，第三次仍然厚着脸皮去，还没有一个老板非要把我们赶走不可的。

后来我们在A镇的调查，采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方法，细节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在B镇

一开始，我们按照在A镇的经验，分散开，单独直闯，以免三个人在一起太显眼。

我到了一家叫“百花”的歌舞厅。当时有六七个女孩横排坐在门口。我走上去说想在她们那里耍一下。一个大约1．58米高打扮得有些老成的女孩子，很热情地拉给我一张凳子让我坐。她性格比较外向，很活跃，并且还爱说。我刚坐下，她就不住地问我从哪里来的，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假期出来实习，体验生活。然后我开始与她和她周围的女孩子们边问边谈，但都是不太着边际的话。

她告诉我，她们的老板都在睡觉，并说许多事都由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代管。那个女孩不是很爱说话，坐在比我们都高的凳子上，盯住我看。我就说：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想请我访谈的这个“小姐”明天一块去买东西。她很爽快地答应了，并约好第二天上街的时间。

接着我开始和一个一直坐在我右手边的小女孩儿说起话来。她才17岁，人长得小巧玲珑。和她聊了大约半小时后，我觉得该离开了，就站起来向她们告别，并再一次邀请那个很活泼的女孩。她还是满口答应了。

可是，我第二天早上9点准时到了“百花”门口的时候，却看到昨天只说过一句话并被认为是“代管”的那个女孩守在门口。她告诉我，我要找的那个女孩还没有起床。我说我等她。可是她不让我在她家门口等。我觉得事情好像不对头，只得暂时放弃，以后再想办法。

于是我就穿到另外一条街上，看到有一家歌舞厅门前已经坐了9个女孩儿。我就走过去搭话。她们中一个有些胖的女孩儿让我坐下。她说她是省会市区的。我就同她和她周围的女孩一起说起话来。我刚说没多久，她们的老板娘就回来了，问我是干什么的。接着，在“小姐”们吃饭期间，那位老板娘出去又回来了（可能是出去打探我的背景）。一回来她叫我到别家去，不要坐在她家门口。我就这样被赶走了。

当我回到“百花”时，那个“代管”又告诉我，我要找的那个女孩出台了，所以我今天是见不到她的。结果我不得不离开。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对“小姐”看管得很严，一般不允许她们上街，所以我们在A镇所使用的邀请“小姐”上街的方式，在这里行不通。

晚上，我又去了一家歌舞厅，里面只有4个“小姐”，老板是女的，有一个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我首先说我是来随便耍耍。老板娘倒是让我坐下了，可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所以不得不只跟老板娘一个人说话。她也根本不给我和“小姐”们说话的机会。我就同她和她女儿玩，插空子跟其中的一个“小姐”说说话。后来老板娘有事到后院去了一下，我就乘机访谈了一个在别的地方做过的“小姐”。但是我还没有访谈完，就被老板娘叫进后院去，又是专门跟她和她女儿一起玩。

第二天我又去了她家，并把我的学生证和身份证带去了让她看。她看后说她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学生，接着就不再同我说话了。正在这时，她的“小姐”要出去逛街。她很不放心她们三个人出去，喊她们不要走远了，好像担心她们跑了。等她们走了后，她一会儿就出去看她们回来没有，一会儿一看，直到她们回来。这时，老板娘的丈夫回来了，就把我赶走了。

与我的失败不同，另外两个访谈者首先以上厕所为借口，进入了“小白鸽”歌舞厅。然后，一个访谈者专门缠住老板说话，另一个就找“小姐”聊天，结果很成功。我们总结了这一点，决定以后还是3个人一起访谈。

我们首先从我们住的旅馆旁边和街对面开始。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来住了两天，在这条街上已经“混了个脸熟”。尤其是，旅馆老板和楼下饭馆的老板都已经初步相信我们既不是记者也不是公安，他们会把自己的判断散布出去的。我们的具体方式就是：一进该场所，马上由一位年长的老师抓住老板不放，连续说话；其他两位研究生则同“小姐”们坐在一起，参加聊天、打牌、搓麻将，甚至参加她们的梳洗打扮。就这样，我们最终还是打开了局面，从第三天起就陆续成功；到第五天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畅通无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一开始之所以会那么不顺利，主要是因为B镇的“扫黄”很特殊。它虽然位于B市的郊区，可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县，两年前才刚刚被合并到B市里。所以，市公安局和原来的县公安局都可以来这里“扫黄”，而且两家常常互不通气，各自为政。当地的老板至多只能打通原来县里的关系，对市里的“扫黄”就无可奈何。这样一来，老板们对于我们这样的生人就倍加警惕。他们当然不是怕我们是公安，而是怕我们是记者，因为如果被曝了光，市里来的公安肯定不会轻饶他们的。

在C区

我们采用的基本上是在A镇的方法，就是分散开来，一个人直闯现场，首先跟“小姐”直接接触、套近乎，捎带着说服老板。

所不同的是，由于我们事先就知道这里是一个著名的“红灯区”，曾经数次被媒体曝光，因此我们首先就把我们的“非记者、无威胁”的身份迅速散布了出去。我们选了一个“小姐”们最常去的粥店作为“根据地”，每顿都去那里吃饭，直到跟粥店老板的一家老小5口人（外带一个在该粥店推销的“啤酒小姐”）都亲如一家，相互串门。同时我们还“定点采购”，一切所需物品都到徐姐的杂货店去买。这样，他们很快就成为我们的“证人”，使得我们的直闯更加顺利。

当然，C区也有一个有利的客观情况：虽然这里曾经被省里的各级媒体多次曝光过，还上过省电视台的节目，可是每次都能雨过天晴，化险为夷。所以当地的老板们早就看破红尘，防记者却不怕记者。例如，胖老板虽然直到最后也仍然怀疑我们是记者，可是他却说：“曝光就是提高知名度嘛，歌星都这样。（原来）不知道的人就会来的。”

反观B镇，恰恰是因为该地从未被曝光过，所以老板们才对记者格外敏感，生怕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

在外面先认识小姐，再进入场所

吃过早饭兼中饭，洗完了衣服就趴在窗口看还是空空荡荡的楼下，她们这会儿都还没有出来。我还是没有机会能认识到其中的一个，仍然感觉被她们拒之门外。临近的窗口挂着一些女孩子穿的衣服，还摆着一双高跟鞋。我琢磨着那边住的应该是个女孩子，不知道是打工的还是做“小姐”的。一会儿又听见那边有声响，像是刚起来，在窗口这边梳头，镜子就摆在窗台上。找个什么借口认识她呢？“跟你交个朋友好吗？”似乎文绉绉地傻了点，还是借口跟她借个晾衣架什么的？说实在的，我觉得这样主动跟陌生人搭讪对我来说真的是太为难了。

正在踌躇不决之际，我看见那边有个脑袋伸出来，就对她笑了笑，问：“可以借你的衣服叉用一下吗？”刚才还在犹豫不决的话就这样脱口而出了。这个女孩留着披肩发，也就20多岁，还是睡眼蒙眬的样子，没有化妆，脸色有点惨白。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小姐”，就笼统地问：“在这里上班啊？”

她说是，还问我是不是新来这个地方的。我说是。“一个人啊？”我点了点头，说：“一个人没什么事，好无聊啊。”她说：“过来玩吧？”

这很可能也就是客套话，可是对我却如平地一声雷。我巴不得她这么说，赶紧回应：“好啊，我过你那玩会。”“好啊，我给你开门。”于是我马上过去敲隔壁的门，敲了半天没人开，就讪讪地回去了。想想不甘心，又过去敲了敲，确实没人开。

我以为她就说说，就又趴在窗口发呆，那个女孩不在窗口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出现了，我俩又是相视而笑。她说：“怎么不过来玩啊？”“我敲了半天门听见了吗？”“没有啊，我把门打开了，没见你，以为你不来了。”我就越发奇怪了，对了一会儿门牌号才知道，我们不是在一个楼的，她在我隔壁的那个楼。“那我过去你那里玩吧。”这可是她说的！我当然是欣喜若狂，不管是不是“小姐”，总算是认识了这里的一个人。

过了一会儿，她来按我楼下的门铃，开了门就看见她上来了。这次，她化好了妆，挺淡的，头发中分，别在耳根后面，穿粉红色有点银亮的那种毛衣，牛仔裤。她一上来看我笑了笑，先说自己的衣服不好看，她不喜欢，显胖。我说挺好的。这倒不是恭维，她确实不胖不瘦，脸庞略微有点胖。进了屋，在我的床垫上坐着，就开始聊了。

通过熟人介绍

通过熟人介绍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进入方式，而且比较便利。潘绥铭的第二次社区考察就是先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妈咪”，她这个“妈咪”又带着他熟悉该地“红灯区”的情况，并介绍相关的信息。另一位调查者郑田田也是经过熟人的介绍进入到了大连的一家娱乐场所。最近几年，随着艾滋病防治项目的开展，不少应用性研究也依托卫生部门建立起一些干预点，往往就在某些场所之内。我们在2004年进行的“男客”研究，在“进入”这一部分，就是得到了当地艾滋病防治项目工作人员的引荐，先认识场所的老板或者“妈咪”，进而通过他们认识了不少“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