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住”
在任何一个社区考察中,不用说也知道,考察者应该居住在该社区之内。但是笔者所说的“入住”却绝非如此简单,而是一开始就直指要害:是直接参与到社区活动之中去,还是仅仅做个旁观者?对于“红灯区”考察来说,这个问题更是“性命攸关”:要不要与“小姐”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坦率地讲,与“小姐”“同劳动”这一条,不是不敢,而是毫无必要。难道为了研究杀人犯就要去杀人吗?但是无论是单人考察,还是团队工作,笔者始终要求做到与“小姐”们“同吃同住”。这也不是一个“贴近生活”的简单问题,而是我们究竟要贴近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
绝大多数局外人与初学者心目中的“小姐”,都是身处营业场所之中的、在做生意过程当中的、符合社会刻板印象的那些女性;或者说,只有这样的女性才被归类为“小姐”。在这样的外行看来,所谓“贴近生活”或者“入住”其实就是钻进性产业的营业场所去,而且首选之途就是假扮男客(嫖客)。
可惜,这只是猎奇,甚至只是真嫖的借口。在一个合格的社会学家的心中,“小姐”首先是人,是除了做生意以外还有其他丰富生活的人,是只有在其他生活中才能加以完整理解的人,是只有置身于其所处社会之中才能够进行研究的人。她们走在街上就是路人,走进商店就是顾客,见到丈夫就是妻子,面对孩子就是母亲,遭遇侵害就是受害者,跟我们接触就是朋友。如果仅仅调查“作为‘小姐’的‘小姐’”,那不需要研究,直接进行道德评判就足矣。
因此,笔者一直要求课题参与者(无论男女)一定要住在“红灯区”的旅馆或者出租房里(女研究员还曾经住在“小姐”的宿舍与私房里,而且连续多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接触到非营业状态中的“小姐”,才可能去研究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标签。
下面是潘绥铭的具体实践。
第一次去广东某市,朋友带着我去他熟悉的一家卡拉OK厅,认识里面的“妈咪”兼老板。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下,我也介绍了我的身份,聊了些学校的事情。我就提出能不能在她的店里住下来。“妈咪”估计刚开始以为我住在那里是为了找“小姐”方便。后来发现不对,不过关系已经搞好了,她也就没有反对。
第二次去广西某市,那个“红灯区”范围之内没有旅馆,所以只能在离“红灯区”200米左右的小旅馆住下来。住下来之后发现,不但有“小姐”来做生意,而且旅店自己的3个服务员也兼做,但是不会主动去拉客。跟旅店的老板和“小姐”渐渐熟悉起来以后,访谈就从这3个“小姐”逐步扩展到旁边旅社里的“小姐”。
第三次去的是贵州的一个偏僻的金矿。信息来源是一个厂长,他跟金矿有生意业务,说那么偏的地方也有“小姐”。我觉得有意思,太稀奇了,就跑去了。那里也有小旅馆,但是是大棚,有采购金子的人。我就住在大棚里,认识了那里的4个“小姐”。(www.xing528.com)
黄盈盈在1999年的时候第一次去深圳,住的是“红灯区”的农民楼,是在一个认识的“小姐”的帮助下找到的,周围住的基本上都是“小姐”。黄盈盈本来是要去一个朋友家住的,但是由于朋友家离“红灯区”比较远,所以没有去。后来证明这种选择是对的,尽管当时一个女孩子住在“红灯区”还是有点怕,但是收获甚丰。黄盈盈在田野日记里是这么写的:
那天下午F姐带着我和严老师到最“红”的周边一带逛了逛,帮我找考察点,并给我简单介绍了这些地方发廊的情况。但她自己也是听说的,没有在这一带做过,所以F姐问出租车司机什么地方发廊比较多。司机看着我们有些诧异,问我们干什么。F姐有点开玩笑又有点油油地说:“想开个发廊不行啊?”
当时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看中的这个地方是S村,兴奋点主要在于:在这里的街上看到了许多看似“小姐”的女孩,还有很多美容美发厅。除了这个因素外,主要还因为看到了有空房出租。原来担心的“入住”就这样搞定了,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如果我的周围住的都是“小姐”,那就是旗开得胜,幸运之极了。
跟房东老太太谈了谈,交了500元的房租和水电费的押金300来元就拿到了钥匙。我住的楼俗称农民楼,是当地农民自己家里盖的。老太太一个人管收两栋楼的房租。她自己家的年轻人出去打工了,就雇了个亲戚帮忙。这栋楼是7层,楼下大门是可呼叫的电子门,我住在502。我仔细查看了房间的门,安全系数还比较高,是两扇门,外面是铁插门,里头是防盗门。我在仔细查看的时候,F姐说了一句:一般没什么关系的,晚上早点回来,回来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我觉得我有点神经过敏了。不过我确实是挺怕一个人住的,只是看了那坚固的门后,心里安稳了不少。
我们下楼买了薄床垫、枕头、被子、水桶和一个热得快,这将是我这个月生活的全部家当了,真可谓家徒四壁。购完家当已是4点左右,严老师下楼要走的当儿看见楼道里一个小门开了,里面有个女孩在吃饭,头发很长。严老师判断她就是“小姐”,就进去跟她打招呼,说我是她亲戚,一个人在这住,要她们多多照顾。我没进去,就看到那个女孩有点莫名其妙而且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我们出来又跟楼外小卖部的黄头发女孩打招呼,之后严老师就走了。
除了上述地方,笔者还曾住过在“红灯区”里开诊所的一对医生夫妇的家里。那里的条件也很简朴,但是位置非常好,周围就是发廊,而且时不时地有“小姐”会过来买药、看病。医生夫妇对这个社区很了解,可以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
“入住”的重要性不仅是针对考察对象的,更是针对我们这些社区考察者的。只有日日夜夜住在“红灯区”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小姐们的生活与工作情境。“红灯区”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区,“封闭”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地理上,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只有直接生活在这个氛围里,作为外来者的我们才可能体验到“红灯区”的整体情境,体验到小姐们的喜怒哀乐,包括她们的日之所思与夜之所想,最后才可能感悟出她们的生活的意义。这种感悟,局外人是一无所知的,就连某些住在外头,隔三差五来找几个“小姐”访谈的一般调查者也概莫能知。
正因为如此,我们课题组曾经把这种方法命名为“入住式考察”,也曾试验过把它改为“相处式调查”。无论哪种叫法,我们试图强调的都是在“小姐”的业余时间里(而不是上班期间)、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调查员),去了解她们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之中(而不仅仅是在性产业中)的全部生活(而不仅仅是职业生涯)。
当然,社区考察者的人身安全也需要考虑。只不过,总体而言,“红灯区”并不像笔者刚开始想象的那么“凶险”,当然,也不“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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