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时空点的社区考察：中国实践的应用与价值

四、多时空点的社区考察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意义

20世纪末的人类学田野作业已经从早期的单点考察变成“多点民族志研究”（multi－sited ethnographic research）。研究者在“全球化”的思维框架下，对于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的看法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认为即使是后进的族群也不是生存在与世隔绝的小社区内，而是与外界有许多交流。因此研究某个族群，不应该局限在长期参与他们的村落生活，而应该展开全方位的田野作业（胡鸿保等，2010）。虽然“多点民族志”与笔者这里要说的“多时空点社区考察”并不是一回事，但是从强调在多个时空点上更为全面地考察某个现象和人群这一点来说，它们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笔者在“红灯区”考察中“无意间”使用了多时空点的方法，并在后来的分析与反思过程中发现了这种方法的优点和重要性：提供了可比较的空间，从而能够在比较中更加多样、深入地了解中国红灯区的情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多样、异质性日益增强、流动不断扩大的社会环境里，多时空点考察的价值尤为突显。

以笔者自己的研究为例，自1996年以来，笔者先后在广东、广西、贵州、东北三省、四川、宁夏与内蒙古的13个“红灯区”开展过研究，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实际上既不存在一个“中国的红灯区”的概念，也没有“中国的‘小姐’”这样一个整体概念。不管是在地理概念这个横轴上，还是在内部分层这个纵轴上，以及时间的发展轴上，这两种现象的多元性和异质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纵轴上，潘绥铭把“小姐”至少分成了七个层次：处于顶端的是“二奶”阶层；第二层是“包婆”（公安部门称之为“包娼”或“包嫖”）；第三层是“三厅”（歌厅、舞厅、餐厅）里的“三陪女”；第四层是“驻店小姐”（相对固定地住在一个宾馆里，通过电话拉客）；第五层是“发廊妹”或“按摩女”；第六层是“站街女”（站桩、“街妹”）；第七层是“下工棚”或“住工棚”的女人，主要与外来民工进行交易。

在横轴上，各个地区的“红灯区”因为其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作用而表现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比如，潘绥铭在自己第一本有关“红灯区”的书里，就比较了珠江三角洲的B镇、华南腹地某开发区、湘黔交界处某金矿区三个“红灯区”的不同情况，根据其特点归之为：后发外向型、路边伴生型、本地伴生型（潘绥铭，1999）。(www.xing528.com)

在组织方式上，黄盈盈主要以比较的方式详细地展现和分析了不同的“红灯区”里面经营方式的差异、“小姐”的自我认同和专业化实践的差异等（黄盈盈，2004）。这些差异性的比较有利于挑战某些以道德评判为基础的二元话语，例如“小姐不是贪图享乐，就是被逼无奈”这样的二元独立。可是实际上，本书作者不但曾经调查到女孩子被从劳务市场骗来做“小姐”的情况，也考察到过几个“小姐”一起雇用“妈咪”的情况；不但听到过以“家里穷”来解释为什么做“小姐”的情况，也见证过以“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来进行解释的情况。

多时空点比较的方法更加突显了“情境”的重要性。因为每一个时空点的情境及其构成不但千差万别，而且必然时过境迁，例如当地政治经济状况、社会规范、客源情况、组织形式、人际关系等。

多时空点的比较不仅包括以整个调查点为单位的整体考察，而且包括单位之内的、不同时空情境的考察。例如，“小姐”在营业场所内外、上班下班、面对不同的人等不同的时空中，都会具有大相径庭的角色实践。如果能够在比较中、在多样化的时空中去了解她们的生活，就有利于打碎“小姐”这个单一标签以及对她们的社会刻板印象。

正是中国社会中这种多样化的存在，使得笔者一直提倡首先要以“分析”的方法来了解情况，而不是纯粹地从道德角度出发加以评判甚或是宣判。可惜的是，在涉及性方面的话题的时候，这种“不分析”和“唯道德”的言论已是司空见惯。

除了比较的优点之外，多时空点的社区考察还可以从联系的角度来考察多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强调历史视角的引入，在不同的时间点来考察同一个社区（追踪考察）。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中，这种历史考察通常被称为“再访”或“追访”，比如潘绥铭的《生存与体验》就是对于前一本书提到的其中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潘绥铭，2000）。但是总体而言，笔者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仍然有所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