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考察：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定性调查优越性

一、社区考察简介^[1]

（一）特征

首先，所研究的社区应该具有相对明确的时空，既包括有一定界限的地理范围，也包括足够长的一个时间段。因此，蜻蜓点水式的多地巡游或者快速评估式的考察，显然都不能算做社区考察。

其次，所针对的社区，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而不仅仅是一个行政管辖区或者简单聚合的一群人。根据最普遍的理解，社区应该是一个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具有可以与外界明确区分的显著特征、具有相对紧密的内部联系和运行机制、在地理上有着比较明确的界限的一个人群聚居地。

再次，从具体方法上来说，社区考察不能仅仅观察与访谈，而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各种资料收集方法。一个好的社区考察应该包括观察、访谈、群体调查或者总体调查，应该收集历史和目前的各种既有资料，体验和理解该社区的背景与环境，感悟与总结该社区的整体文化等。因此，如果仅仅是观察，就很难算是社区考察，即使是现场观察或者参与观察，也不行。同样，如果仅仅是收集现有的统计资料或者人文材料，也很难算做是社区考察。问卷调查就是问卷调查，即使它是集中在某个地理区域施行的，即使它涵盖了众多的方面，也很难说它是一个社区考察。

最后，在社区考察中，研究的对象也应该是多层次与多侧面的，不仅包括各种被访者，也应该包括或者涉及与此相关的各种人群。比如，在“红灯区”考察中，笔者不能仅仅了解“小姐”，还要了解“男客”（嫖客）、“妈咪”、保安、社区活跃人物、诊所医生、性用品商店的人、给“小姐”送餐的人、附近的小商小贩，乃至当地的干部与警察等。

（二）优点

相比定量调查和其他定性调查方法而言，社区考察更加强调这些因素：情境、“耳闻目睹说”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对于“旁人”和“关系”的重视、时间感与发展视角、感悟和体验、对于“生活”的强调。

在方法论上，它处于针对个体的访谈与对总体的随机抽样调查之间，因此它也具有一些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首先是全面了解，整体把握。社区考察更容易了解到某个人群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人文传统、人际关系和心理氛围。因此，在解释人类行为或者社会现象时，它比个案调查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可比性以及环境感，比问卷调查获得的相关因素、参考情况和纵深资料更多。如果我们并不那么追求个人故事的生动或者量化数据的精确，那么社区考察反而可以在确定的时空内，更全面地把握所研究的总体，更深刻地揭示其内外纵横关系与机制，更贴切地理解人类行为或社会现象的众多影响因素。

其次是切身体验，感悟迭出。用这样的方法，社区考察者可以更多地、更直接地、更全面地获得对于该社区的整个生活的直接体验、感受和理解，可以更容易发现那些无法量化和统计的、无法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甚至根本无法言传、无法观察的活生生的资料。也许，这就是社区考察最大的优点。

再次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同一个社区考察中，可以把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观察与旁听、访谈与聊天等不同的研究方法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综合的研究成果，而在其他研究方法中，上述每一对具体方法之间往往都存在着矛盾，甚至水火不相容。(www.xing528.com)

最后是上下求索，融会贯通。社区考察者不仅可以调查到该地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将其与现实资料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而且可以接触并了解到许许多多与研究主题相关但是平常不容易接触到的人物，或者收集到其他方法无能为力的宝贵资料。

（三）定位

社区考察属于定性调查，因为它不试图代表任何一个总体，也不主张进行统计分析。

它是介乎严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社会学的一般访谈调查之间的一种方法。

它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明显地带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征，只是在时间的要求上没有那么严格。这是因为，社会学和人类学正在日益互相交叉与融合，它们之间的学科差异正在不断缩小或者弱化，越来越主要地取决于社区考察者个人的理论兴趣与研究题目的特征，而不再是刚性的学科划分。

社区考察是定性调查方法中一个新的分类。它不仅侧重对于情境、发展和人际关系的研究，更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它不仅侧重多种既有调查方法的并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更提出了“共述”、“共景”与“共情”这样的新方法（下文有述）。

（四）“论方法”层次上的意义

社区考察遵循着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思路，把定性调查的终端单位从单独的个人扩大为一个社区。这又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虽然社区考察中也必然会包含大量对于个体的深度访谈，但是在其他考察资料的交叉渗透之中，每一个访谈资料都不是独立的、单纯的个人故事，而是该个体在其所处的生活情境、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之中的具体表现。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个人复归到社会中去。

第二层意思则是，对于不同个体的访谈不只是要了解这个单独的人，更要多方面、深入地了解整个社区。总之一句话，就是考察由各种个人所组成的社区。

当然，笔者的理想境界是能够研究社区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这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改变，而且是方法论乃至认识论层次上的进步。只不过笔者在这一层次上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推荐给读者，只好暂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