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点”选择9个红灯区，认识情况

一、“踩点”

“踩点”主要是为了寻找合适的社区、考察点、个体，也可以为正式的田野提供背景资料。如果调查者是一个团队，“踩点”还可以省时省力，以免兴师动众，劳而无功。“踩点”通常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分头行动，先到预计的调查点“走马观花”，主要工作是判断该调查点是否符合研究的要求、是否容易进入，预测访谈的难度，预先安排食宿等。

以笔者的研究为例，每次正式考察“红灯区”之前，都要有人去“踩点”，数量上是预计调查点的两倍以上；然后再根据反馈做出决断。找到一个好的调查点，整个研究就成功了三分之一。

“踩点”中，信息的来源不拘一格，五花八门。最主要的方式是询问出租车司机，有时候也靠朋友帮忙，还有的时候就是直接进入现场。下面选择黄盈盈的一次“红灯区”“踩点”为例，来说明具体的过程。

从到达××市的当天开始，我们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踩点”工作。课题组的一名成员曾在2000年的时候对其中的X村进行过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对周边的“红灯区”情况比较熟悉。在“踩点”阶段，通过询问当地知情者与出租车司机并亲自走马观花，我们一共察看了9个“红灯区”。其中有5个“红灯区”要么性产业已经衰败，要么“小姐”不够集中，要么不利于入住式考察（周围没有出租的房子），要么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档次太高），都被放弃了。因此我们选择了H村、S村和X村这样三个“红灯区”。三个村都处于该市的郊区，地方不大，但发廊与按摩店却相对集中，比较符合本次考察的要求。这三个“红灯区”在当地都名震一方，而且各有特色，研究价值较大。

另外，我们还到过另外一个市的B镇“踩点”，因为那里是潘绥铭1996—1999年进行现场工作的“根据地”，而且写出了《存在与荒谬》和《生存与体验》这两本专著。那里原来有两个非常集中的“红灯区”。其中的一个是非常典型的、纯粹的“红灯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商业活动。我们最初对那里寄予厚望，希望在那里能够发现一些特殊和典型的情况，甚至可能进行追踪调查。

可是我们到达那里之后才发现，这两个“红灯区”都已经被彻底扫除干净了，一家都不剩。大多数老板和“小姐”已经四散。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原来最大的营业场所，也是整个“红灯区”的社交中心。虽然它也已经关闭，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看门人，而且惊喜地获知，有4家发廊搬迁到镇内的长途汽车站附近，而且继续“做生意”。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该地，但是过去认识的老板和“妈咪”一个也不在了。尤其是，这4家发廊都犹如惊弓之鸟，戒备森严。我们试探之后发现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进入。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得选择了前三个调查点。(www.xing528.com)

另外一次在东北的“红灯区”考察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在“踩点”的时候共考察了已知性产业较多的9个城市，最后选定其中的3个。

这三地是经过挑选的，各有特点，便于更多样性地了解各种情况。比如，A市是卫星城市，以歌厅为主，其他形式的性服务较少；B市的性服务规模最大，形式最多；C市也有歌厅，但主要以按摩为主，而且“小姐”年龄较前两者偏大，本地下岗女性偏多。

简而言之，“踩点”就是根据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与调查可行性等情况来选定具体的地点，并掌握初步的情况。“踩点”与正式调查的时间相距不宜太远，最好在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内；否则很可能风云突变，前功尽弃。

如果研究是一个人做的，“踩点”和正式的调查往往会合二为一。通常是调查者根据相对可靠的信息（朋友告知的为多）去该地查看，如果合适就开始田野。比如潘绥铭1996年调查分布在三个省的三个“红灯区”，黄盈盈1999年考察××的红灯区，都是如此。

如果是探索式研究，则对调查点没有具体的规定。笔者通常会根据这样一些原则来选择调查点：是否具有一定的特色（与以往研究对象的区别度）、是否具有一定的规模（访谈范围的可能性）、公开化程度（进入的难易程度）、是否有合适的落脚点（入住的可能性）。

如此简单的“踩点”似乎不值一提，可是其中“论方法”的意义却非同小可。问卷调查之所以不去踩点，并非不能，而是毫无必要。因为它随机抽样到的任何一个调查点（通常是居委会或村）与任何一个人，都仅仅是“中国人”这个总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不汇总到总体之中，其本身就毫无意义。可是定性调查却反其道而行之，扬弃对于总体的代表性，专攻差异性与独特性；“踩点”就是落实这一思想的具体行动。更进一步说，定性调查中的“求同法”仍然依赖于“同质性”，所以它也可以不重视“踩点”；而“求异法”则相反，当然必须把“踩点”视为自己的看家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