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视调查过程的展现和反思
本书的这个中篇,不是一本完整的教科书,也不是理论上的纯粹方法论的论述,更不是定性调查的模式,不可能涵盖或者预见所有定性调查过程中所发生与要发生的事情。笔者主要是通过过程的展现来回顾与反思自己的田野经验。笔者确信,任何定性调查的具体操作方法都要视其研究目的和具体情况而定,唯一不变的就是对于这种方法的性质的理解应该入木三分。
定性调查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模式,但是研究却是有过程的,这个过程是可说明的,它可以被评价和反思,也可以被借鉴。这个过程涉及的很多方法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是可以也需要被讨论的。可以说,定性调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却有“质量”问题。
定性调查的操作方法直接影响到后期材料的分析与解释,也会影响一部作品的质量。操作方法是支撑整个研究的基石,也是进行评价的先决条件。近年来,“深度访谈”、“田野”等名词开始成为学术界的时髦话语。有些人动辄就说自己“在中国”做了10余年的田野或者进行了若干“深度访谈”。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田野”和“深度访谈”等定性调查方法的定义。从什么时间开始算“田野”的时间?田野是否有“质量”?如果有,它的质量是否具有可评价性?所谓“深度访谈”中的“深度”又是什么意思?这些都应该是“必予论证”的,而不是“不言自明”的。定性调查的开放性不能被某些人用来掩盖其态度上的不认真、工作中的不投入或者操作中的基本素质与专业训练的缺乏。
诚然,“任何人类学家的民族志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文化书写,对任何一种文化的书写,人类学家都存在着一种文化翻译的问题”(刘晓春,2006)。笔者在书写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实地研究不可能被复原或者再现,因此“放马后炮”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记忆书写和事后分析依然是有意义的,是可深描的,也是可以反思的。(www.xing528.com)
一般来说,定性调查方法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是认识论层面,即怎么去认识事物,再简化一点,即通常所说的研究视角;其次是策略的选择,比如是用田野、访谈、文献分析,还是用定量问卷、实验;最后则是具体的技巧或者技术,例如是否要选择被访者、如何做到进一步的深入等。(Bernard,2002)
可是,笔者并不打算按照这三个层面来写一篇“正儿八经”的八股文,而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努力做到言之有物。本篇将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最近十几年做过的性社会学研究,特别是“红灯区”考察、针对男客(嫖客)人群的定性调查、女性身体的访谈研究为例,来描述与反思自己所经历的细致入微的研究过程,意在推动介乎方法论探讨与具体技巧介绍之间的“论方法”。其他定性调查中所运用的比较常见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会在其中得到反映。
笔者的目的是打开定性调查过程这个“黑匣子”,同时也审视自己作为调查者的心路历程,以便促使每个做过定性调查的人再次回味与咀嚼自己初做田野和访谈时某些类似或者不同的经历和感受,希望每个即将第一次去做田野或者访谈的人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和经验,希望所有从事经验研究的人更加重视“论方法”。
总之,抛砖引玉,举一反三,这就是本篇的期待和最高理想。当然,笔者的最低理想就是满足读者对于“性”研究或者“红灯区”研究过程的天然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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