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决之道
减少缺失率,这应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虽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常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笔者并无灵丹妙药,只希望提供一些经验。
首先,最多的缺失发生在调查开始之前,因此对于调查员的种种严格要求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次,调查组给出的各种各样的诱惑(例如感谢金)不仅作用有限,而且绝不是多多益善。最后,有相当多的被访者并非仅仅拒绝我们的这次调查,而是排斥一切社会调查。
为此,笔者在技术层次上只能制定三大措施:同性别的、一对一访谈,在封闭的空间内访谈,使用笔记本电脑而且加大自答部分的比例。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在邀约待访者的短短的数分钟之内,调查者能不能把这些都说清楚,而且让对方全都理解与认同。
在学理层次上,笔者一贯认为,我们唯一能够打动对方的办法,只能是以“科学”为感召力,寄希望于更多的待访者会对“性”的奥秘心有所动,从而化解对方的隐私屏障(潘绥铭,1995:505)。这不仅很难,而且收效有限,但是舍此再无他途。
笔者希望提示读者,为了获得足够的有效回答的样本而扩大抽样的规模,这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各半。在大城市里,笔者曾经规定在一个调查点里抽取两倍于预期样本的人数。但是,这样一来,总计的缺失率也就随之提高了将近一倍,它对于该调查点的总体的代表性就大打折扣了。
作为无奈的变通之举,笔者曾经规定,如果在邀约待访者的阶段就确认缺失率会非常高,那么可以在该调查点的比邻,选定一个性质大致相同的、同属一个街道(乡镇)的调查点。这种变通的依据是,笔者的全国抽样方案直接抽到了县级单位以下的街道与乡镇,因此随机性的损失被控制在最小。
这种情况只在华南的省会城市出现过两次。也就是说,课题负责人需要制定出这种变通的上限,不得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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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性社会学研究及其应用.见:李强.应用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第7章中篇引言
第8章定性调查新解
第9章为什么设计,设计什么
第10章社区考察:社会学定性调查的本土尝试
第11章深度访谈的本土应用
第12章座谈会调查法的重提与反思
第13章“现场反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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