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居住区的抽样优势

四、把大学也作为“居住区”来抽样

（一）对于总人口的补齐

在既有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中，大学从未被当做独立的样本类型来处理。但是笔者认为，居委会（社区、村委会）所代表的全国总人口总体上是有缺失的。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2005年我国各类在校大学生人数超过2 300万，这一增长趋势依然在持续。显然，大学生不应被排除在全国抽样框之外。

此外，我国的大学一般都实行寄宿制，实行集中化的公寓管理。因此，大学也应该被视为“居住区”，应该成为城市中的第三类样本类型。^[16]

（二）进入大学

一般来说，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方式，直接接洽大学的相关职能部门（比如学生处、团委或后勤集团等）。它们对学生的总体情况非常了解，有利于抽样。同时，有它们的配合，调查者进入宿舍楼去邀约的困难应该不大，并且还可获得调查所需的访谈室。但是，这种方式被拒绝的可能性较高，容易造成被访者的猜疑，邀约过程会异常困难，成功率较小，造成时间上的浪费。

此外，从调查伦理上来说，在大学相关机构配合的情况下进行调查，整个调查就会有“自上而下”、“挟学校之威而进行”的嫌疑，很可能会造成被访者的反感或不配合。

第二种方式，直接去找学校的学生会或者某个学生社团，对他们说清楚情况：调查组需要他们做的只是帮助制定抽样框，带邀约的人进入宿舍楼；如果有可能的话再请求租用其场地，作为封闭的访谈室。

学生社团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也了解学生的总体情况，知道学校楼层的分布情况。但是，如果它们的独立性不强，就可能去请示老师，把调查的事情捅到学校有关部门。因此，调查组长对接触的学生会干部要善于察言观色，如果确认他们做不了主，就断然选择其他途径。

第三种方式，直接从该高校招募志愿者或者通过熟人找熟人，也就是去寻找对本校知情的“线人”（一般应该是该校的高年级学生）。

在使用“线人”之前，一定要把抽样的原则、邀约的方式讲清楚，把责任和义务说明白，既要避免热心的“线人”越俎代庖，又要避免“线人”滥竽充数。因此，这种方式对“线人”的责任心要求很高，监督成本较大。

（三）“居住区式抽样”

在我国的调查实践中，对于学生（包括中学生）的抽样，几乎都是先抽取院系，再从院系中抽取班级，然后在课堂里，由全班学生当场自行填表。这被普遍视为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但是，笔者却认为，虽然学生们像考试一样是各人回答各人的，但是“学校”、“教室”、“老师”、“同学”这些因素就像阴霾一样笼罩在学生的头上，使得他们的回答的真实性很有理由被怀疑。

笔者建议，以大学生宿舍的各个楼层为基础，按照“右手原则”来使用“地理位置抽样法”。其主要操作过程是：

（1）按照楼层数建立一个涵盖所有楼层的抽样框。

（2）抽样间距＝总楼层数／预计的邀约人数。

（3）进行等距抽样，确定抽取的楼层。

（4）在抽中的楼层中，如果仅需抽取1人，则统一抽取上楼梯之后右手的第二个房间。

（5）如果在该楼层要抽取2人，那么第二个人的抽取方法是，走到楼道的尽头，抽取左手的倒数第二个房间。如果是抽取3人，则第三个人是抽取楼道中央靠右手的那个房间。

（6）在每个抽中的房间里，抽取右手第一张床的下铺。如果有多人在场，需要注意告诉被抽取的学生，只能自己一个人前来访谈，而且不得替换。(www.xing528.com)

（7）如果抽取的房间里没有人，则需要间隔半天之后，再次进行邀约。第二次仍然没有人，则可以替换为紧挨着的下一个房间（右手的第3个房间）。如果抽取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的时候也是两次未遇，则替换紧挨着的下一个房间。

（8）不要问姓名、院系等情况，在抽样记录里一律填写代称或者昵称。但是需要当场核实一下，被抽取的人确实是该校的大学生，而不是研究生或其他类型的学生。

特殊情况的说明：

（1）笔者在每个校区的预期样本规模是45个大学生，但是该校区的楼层总数很少是45的整数倍数，因此抽样间距往往不是整数（例如1．2或者2．3）。那么，首先按照最大的整数来抽取（上述例子中，就是先按照2或者3来抽取），即如果抽样距离不是整数，就一律递增1，使之成为整数。第一轮等距抽样完成后，再看剩下几个人，然后按照剩下的人数确定抽样间距（总楼层数除以还需要抽取的人数，就是第二轮抽样的间距），进行第二轮抽样。这样，有一些楼层就会被抽取到两人。

（2）有些校区的楼层总数少于45（抽样间距小于1），那么首先每个楼层都抽取一人，再看剩下几个人，然后按照剩下的人数确定抽样间距（总楼层数除以还需要抽取的人数，就是第二轮抽样的间距），进行第二轮抽样。这样，许多楼层就会被抽取到两人。

（3）个别大学的楼层总数如果小于25，则必须进行第三轮抽取。方法同上。

对于大学生进行“居住区式抽样”的优势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以楼层作为抽样的单位，可以极大地减少那种以班级、专业或学院为单位进行的抽样所造成的被访者的同质性。

其二，不需要学生花名册，因此不必求助高校的配合。这样做不但降低了公关成本，还可避免给调查者造成“自上而下”的印象。

在调查之前，笔者曾经预计大学的接触相对于街道或乡镇要容易些，但是在实践中却发现远非如此。有些大学行政部门担心调查结果会影响学校的“声誉”，有些要求审查问卷内容，有些担心调查内容引起学生的不满，有些纯粹是官僚耍威风，“踢皮球”。因此，笔者规定：如果在初次接触中就发现该调查难以获得行政支持，则应当立即采用其他方法。

（四）新尝试

笔者虽然介绍了自己的“居住区式抽样”方法，但是如果调查那些不集中居住的中小学生，此法显然不适用。但是笔者又不愿意走上“在学校中进行班级整体抽样”的老路，因此在2010年的全国调查中，尝试“在居住状态中”对中学生或者青少年进行抽样。

主要方法有下列几种。

第一种，在居住区抽样的时候，把年龄下限降低到需要的程度，也就是把中学生或者青少年纳入该居住区的抽样框总体，直接抽取他们。

第二种，在抽取成年人的时候，如果他们有适龄的子女，就把他们的子女作为青少年样本来抽取。

第三种，把该居住区所有的适龄青少年当做一个单独的总体，进行各种方法的抽样。

第四种，在该居住区对适龄的人进行“受访者推动抽样”（RDS）。

以上种种做法在“论方法”层次上的意义在于，它摆脱了“学校”这个“高压锅”，让适龄的被访者尽量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自己”，以便更多地获得他们对敏感问题的真实回答。

可惜，笔者的上述尝试仍在进行中，其经验教训尚无法提供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