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提出的背景

一、概念提出的背景

（一）城乡划分的难题

虽然有学者早就质疑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划分，但是由于它的可操作性尚且不足，因此大多数社会调查的实践（包括笔者自己的），仍然进行城乡分层的随机抽样。

但是，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三个最主要的变化，严重威胁到这种传统的分层方法的“合法性”。

第一个主要变化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提升自己的行政级别，把相当多的农村村委会改为城市的居委会，把其中的居住者一律从农村户口改为城市户口，以便增加自己所辖地区的城市人口的比例，从而实现“县改市”的目标。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它使得中国的行政区划级别中出现了“县城”与“县级市”这样两个不同的层次非常混乱的情况。

中国的社会学调查一般都必须把全国总人口划分为城乡两个层次，分别进行抽样。“县级市”一般都被当做城市来进行抽样。可是如果遇到上述强行“县改市”的情况，就会造成抽样上的混乱与困难。例如，笔者在调查县级市的过程中，就曾经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按照城市样本抽取了一个名为居委会的居住区，但是发现其中的几乎所有居住者实际上都在种地，这个居住区完全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只不过居住者的户口被政府一刀切地变成了城市户口。

据此，笔者规定了一个原则：在抽取城市样本的时候，如果抽到这样的“城中村”或者“假居委会”，我们必须把它替换掉。

中国的第二个主要变化，与上面的情况恰恰相反。那就是，许多地方的所谓“乡镇”甚至是“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看，其实都已经与一个县城甚至县级市差不多了，只不过政府还没有把它们改为居委会。在东南沿海地带这种情况尤其常见，那里的一个“村”往往比西北的一个县城还要发达。

为此，笔者规定：在抽取农村样本的时候，从每个乡镇中抽取的村，不能是乡政府的所在地，必须是真正的农村。否则就必须把它替换掉。

中国的第三个主要的变化是，在大中型城市，新建的“居住小区”正在迅猛增加。它们的人均居住面积远远大于传统的居委会，因此人口规模也就相对小得多，结果被PPS方法抽中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大大降低。一些很大的“别墅区”往往只有百八十人居住，这样的居住区的居住者被抽中的概率几乎为零。可是这样的居住区里的居住者，往往是该城市的中坚阶层。(www.xing528.com)

因此，笔者规定：在直辖市与省会抽取的多个居住区中，至少必须有一个相对高档的住宅小区。其判定标准是：按照该街道的平均房价来计算，房价最高的那20％的居住区就算是“高档小区”。笔者硬性规定：如果使用PPS方法抽中的多个居住区中没有这样的“高档小区”，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抽样框内找到一个，而且不管多困难，访问员都要进行调查。

以上只是经验之谈，而且是无奈之举，这是牺牲一定的代表性来换取随机抽样的可行性。

（二）户籍制度的失真

以往通行的是“户口簿抽样法”，即调查者依托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以居委会（村委会）为基本抽样单位时，将户口簿作为“理想的抽样框”。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刚性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松动，户口簿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不但农村户口的人进城居住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城市户口的人居住到农村去从事某些行业也屡见不鲜（杜鹰、白南生，1997：137～140）。因此仅仅根据户口状况来抽样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

（三）人口流动的挑战

在流动人口大量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如果想要在居委会（社区）的层次进行抽样调查，那么居住者的总名单是“理想的抽样框”。^[14]

20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中的“暂住证”制度开始广泛推行。居委会（社区）的居住者总名单与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名单就可以看做“近乎理想的抽样框”。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对流动人口的从严管理逐渐失去了社会舆论上的支持。“暂住证”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度也式微。由此造成不同的社区或居委会登记流动人口的覆盖程度也非常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居委会（村委会）的居住者总名单与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名单”作为抽样框就要更为慎重了。我们必须考虑未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的比例。如果这部分的比例很小，仍然可以用“居住者总名单与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名单”作为抽样框；否则，我们必须对“未登记在册的人口”进行统计造册，将其作为抽样框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