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出现的失误：混淆流动人口与进城农民、农民工等现

四、容易出现的失误

（一）伪问题

伪问题首先来自于引用概念的失误。例如，“性骚扰”这个概念从美国传来的时候有美国的定义。它的内涵与关键因素是权势的使用，如果没有权力关系在里面的话，那就不叫性骚扰，而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耍流氓”。在美国，性骚扰主要是指在工作场所上级对于下级的性骚扰（Ca－tharine A．Mackinnon，1979：48；李慧英，2002：282；熊进光，2004；沈奕斐，2004；帕特丽夏·邵，2006）。

但是这样一个问题来到中国以后，在某些研究者那里，概念被偷换了，反对性骚扰变成了打击公共场所的耍流氓问题，变成了一个治安问题。在另外一些研究者那里，反对性骚扰的重点被偷换为“性”，而不是“骚扰”，例如，反对“讲黄段子”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它“黄”，而不是因为强迫别人听。

其次，伪问题还来自于对现象的混淆。例如，所谓的“流动人口”，中国讨论了已经快20年了，大多数调查者都把它限定在经济活动上（杜鹰、白南生，1997：44～52；蔡昉，2000：81～84；王奋宇、李路路等，2001：288、291），那么女性从A地嫁到B地，算不算人口流动呢？同时，“流动人口”的地理边界也是不清楚的，同一个城市内的户口迁移算不算人口流动呢？结果，流动人口经常与进城农民、农民工等现象混淆起来，却往往不包括那些飞来飞去做生意的人与那些在异地工作的白领们。

再次就是不接受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重复讨论前人早已解决过的问题，这也会成为伪问题。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体制改革，全世界有无数的经验，我们只是拒不接受而已，有什么可“研究”的？

最后是非本土的、食洋不化的选题。例如，“儿童性侵害”（child sexual abuse）这样一种现象，中国肯定同样存在，但是中国人对“儿童”、“性”、“侵害”这些概念的定义、实践与效果肯定是不同于西方人的。因此，如果运用西方的定义来确定自己的选题，要么会发现中国基本不存在这种问题，要么就发现这种现象遍地都是，却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中国研究了一个伪问题。

（二）前问题

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设计的选题，其实是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不去研究那个更深入的问题，那么自己目前的这个选题是做不出什么结果的，甚至这个选题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www.xing528.com)

这种情况就是“前问题”，就是说，把某个作为连续过程存在的问题的前面一个阶段错当成真问题，而且只研究这个阶段，而非从整个过程来加以研究。

例如，一些社会学者在确定“婚前性行为”这个研究选题的时候，既没有意识到那些后来结了婚的男女所谓的“婚前性行为”仅仅是婚姻的第一阶段，因此不从婚姻持续的角度加以研究是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的，也没有意识到那些后来没有结婚的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根本就不存在“婚前”不“婚前”的问题，而是多伴侣性关系的建构问题。结果，这些调查者所确定的选题就成为“前问题”，无法成为一个真问题。

（三）后问题

与“前问题”相反，如果我们把一个作为连续过程而存在的问题的后半部分单独拿出来研究，或者仅仅把前半部分视为后半部分的“原因”，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成为“后问题”，而不是真问题。

例如，“小姐现状”这个问题，相当多的调查者仅仅调查她们做“小姐”之后的情况，而忽视了作为一种工作“做小姐”这个现象至少从她们出来打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构了，而且无论她们以前是否做过其他职业，都不可以作为她们后来“做小姐”的原因或者理由。反之，如果我们意识到“小姐现状”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后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努力了解她们的“生命历程”，这才是一个真问题。

（四）我了解这个问题吗

社会学的初学者经常觉得，越是自己不了解的问题，就越值得调查，所以经常把陌生现象作为自己的选题。其实，这是混淆了研究的不同阶段（Thomas Kuhn，1962；W．L．Wallace，1971：18、23；艾尔·巴比，2009：21）。了解是研究的基础，但绝不是研究本身。对于陌生现象，我们就连普通社会调查都不可能进行，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对陌生现象提出任何界定预设，更不可能设计出任何有意义的问卷。所以，如果把陌生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选题，就等于把自己的研究降低到猎奇的水平上，不但很难得到任何学术机构的认可与支持，自己也很难做出什么有意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