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技巧与观念的相关性分析：笔者的研究成果

三、笔者的选择

（一）问题所处的层次

在这方面，笔者的研究设计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笔者从来也不认为“性”是个体的独立行为，因此在第一次调查中，笔者把“性”作为一种人际互动的产物来看待。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许多提问，来询问被访者的“对方”的详细情况，包括长期性伴侣、短期性伴侣、临时性伴侣、首个性伴侣。笔者询问的也不仅仅是双方之间的性活动，还包括“对方”的各种社会特征。其中，对于长期性伴侣的询问最为详细，非性的提问多达47个。这样就保证了“性是人际的”这个思想在问卷中的存在。

但是笔者在第一次调查之后的统计分析中发现，其实被访者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小环境中，对于他／她是否会发生“多伴侣性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作用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一些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性爱观念、性的生理内驱力、阶层归属等。

基于这个新的认识，笔者在第二次调查之前就设计了一个专门调查社区情况的另外的问卷，请当地的居委会人员来回答，包括55个提问，然后纳入笔者的多层次统计分析（H．Goldstein，1995；Judith D．Singen ＆John B．Willett，2003）。据笔者所知，这很可能是中国社会学调查中第一次自觉地进行这样的设计，第一次把个人情况与社区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调查。这样的设计，在国际上迄今为止的“性”研究中尚未见到。

第二次的问卷，标志着笔者学术上的发展。“性”不仅仅是个体的，也不仅仅是人际互动之中的，更是“情境”之中的。这是“性社会学”的深入，此外，笔者希望能够引起对于整个社会学的方法论的讨论：社会学研究的所有现象，难道有哪一种可以脱离“情境”的作用而存在、运行吗？（潘绥铭、黄盈盈，2007）

在第三次调查的问卷中，笔者开始致力于把传统的生物学意义上的“sex”发展为“sexuality”这样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更加综合、更加全面的概念，尤其侧重于sexuality与gender两大范畴之间的交叉与相互关系，为此笔者增删了大约六分之一的提问。笔者希望不久就可以提供其研究成果，以鞭策自己，就教于读者。(www.xing528.com)

（二）是“真问题”吗

在这个方面，笔者在确定选题的时候曾经受到过巨大的诱惑。按照大众传媒的描述，中国人的性关系早就乌七八糟、千奇百怪了，笔者完全可以把“交换配偶”、“3P”、“虐恋”、“一夜情”、“网络性爱”等现象作为笔者的研究选题，而且似乎可以一举变成“影响中国”的几大名人之一。但是稍微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些现象的发生率很小，只有百分之几。它们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意义重大，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恐怕仅仅是一种谈资而已。所以，这是传媒与传播的问题，而不是人们的生活实践的问题。社会学家与其研究这些现象本身，不如研究一下它们究竟是怎么成为一种“现象”的，又是怎样被建构成一个“问题”的^[10]（潘绥铭、黄盈盈，2007）。

（三）把握社会学的学科视角

笔者舍弃了一些“性学的问题”，以保证“性社会学的问题”的存在空间。例如，关于性技巧与性生活的具体方式，性学调查者可以设计出至少几十个提问，因为他们主要是考察个体的行为及其效果。可是，笔者仅仅询问了3种爱抚方式和5种性交方式，因为笔者假设它们最具有文化的含义，可以说明社会对个人的作用。统计结果表明笔者的相关假设是正确的，性技巧与“脏”、“丑”、“爱”这些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是最显著的，远远超过笔者所考察的其他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再如，男人“找小姐”时所采用的性技巧，与夫妻性生活时使用的技巧究竟有什么差异，这也是经典的性学问题，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找小姐”只是这些男人的“性”的一种表现。因此笔者仅仅询问了与性病艾滋病有关的问题，没有涉及其他的性技巧。

（四）发展学术

笔者的三次全国调查的努力，主要体现在笔者所做的是一个社会学的调查，而不是普通社会调查，是力图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在上一节已经谈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