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问卷调查方法的本土化反思和讨论非常热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角度。
首先，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潘绥铭在对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法的比较中进行过“社会调查，何谓真实”的反思。杨心恒等人（2000）指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模糊性与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主张将模糊数学引入社会学研究。郭淑华（2003）认为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对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具有影响，是现代社会调查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其次，从本土实践来分析问卷调查的功能。
林斌、王文韬（2000）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反思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邓锁、风笑天（2000）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核心刊物上发表的问卷调查研究报告的解析和评价表明，我国问卷调查研究在研究方式、抽样方法以及研究主题三个方面都有所发展，也存在不足，他们还对问卷调查研究领域存在的定性与定量的对立、理论与方法的对立进行了反思。方长春（2006）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探讨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的局限性。蔡禾、赵巍（1994）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现状指出，实证研究不等于经验层次的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是多样的，绝不可把实证研究方法简化为问卷调查方法。刘少杰（1998）主张中国社会学应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行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张兆曙（2003）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在方法论上导致了社会认知的抽象化、简单化和社会实践意义的缺失。(www.xing528.com)
最后，中国国情受到了重视。
边燕杰等学者（2006：1～29）指出，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用以研究本土社会的主要理论与概念，基本上都是对西方理论与概念的借鉴和移植。这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语言问题”，由于中国内地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语言、文化存在差异，在收集资料时往往失去测量的效度。再者，中国内地的调查研究的许多概念直接译自西方，而汉语中对应概念的缺失也是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可能障碍。另外，研究工具的借用也可能使得调查研究在本土研究中表现出局限性。有学者还对2003年在中国进行的“中国综合调查”进行了反思性的介绍，从问卷设计、调查实施和资料整理等方面列举、讨论、总结了中国社会学者从事抽样调查的实践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梁玉成，2006：74～97）。
但是，在上述反思中，集中于方法论层面的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的论文偏多，而对于社会学主流研究方法的问卷调查，尚缺乏“论方法”[2]这一理论层面的反思。
笔者愿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专门讨论问卷调查的适用范围[3]这一“起点”问题。
笔者认为，问卷调查应该分为最基本的两类。其一是描述调查，就是要了解某个现象的情况，获得该现象的绝对数、相对比例和分布状况这样三种数据。其二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检验调查，就是事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统计分析来检验这些假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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