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笔者的选择与反思
笔者所进行的三次“性调查”，都是以社会学的调查为主，是为了在性的领域中检验脚本理论、交换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这是因为，虽然人类大概从自己诞生伊始就开始研究自己的性问题了[7]，虽然至晚从1885年开始西方学者就创建了“性学”[8]，虽然众多的学者曾经做过众多的对于性问题的问卷调查[9]，虽然其中一些曾经在传媒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0]，但是真正的、具有相关假设—检验设计的社会学调查（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成年总人口随机抽样的调查），却迟至1992年才在美国出现[11]。然而，它的调查结果不但没有新闻性，也没有文学性，更没有娱乐性，只是干巴巴地检验了一个相关假设是成立的：人们如此隐秘的性行为，其实是发生在一个“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而且不知不觉地受到整个网络的难以察觉的巨大影响。
这一研究成果说明“性社会学”在国际上诞生了，但是它也警告我们：在中国进行“性”的研究，再也不能停留在普通问卷调查的水平之上了。或者说，我们与其费时耗力地进行一次并不见得更容易的普通问卷调查，还不如直接从国际学术的高峰起步，尽早地在中国建立起性社会学。[12]
也因此，笔者的三次全国调查必然都是混合型的。
社会学的调查这一性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研究中：“长期性伴侣”之间的关系（蔡鑫，2004；黄琦，2006），个人行为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潘绥铭，2004：426），生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对于“性”的作用程度的差异（潘绥铭，2006）。这三方面都有着明晰的相关假设与检验的设计。
问卷中还有一些“分布调查”的提问。笔者并不准备用它们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仅仅想知道它们的阶层分布，例如“找小姐”行为、“性交易”行为的阶层分布等。此外，针对“同性恋”这样的发生概率极小的现象，笔者还设置了4个“百分比调查”的提问，仅仅希望获得其发生率即可。这样做的原因可想而知，笔者对于中国人的“性”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哪怕多一点点信息也是好的。(www.xing528.com)
不过反思起来，笔者的三次全国调查也绝非尽善尽美。
首先，由于中国现有的“性”方面的调查结果太少，所以笔者的问卷中的“分布调查”偏多，多少挤占了相关假设检验的问卷空间，使得笔者在第二次调查的时候，虽然继续设计了一些更加深入的检验提问，但是仍然显得不够充足。
其次，由于考虑到艾滋病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问题”，在2000年第一次调查的时候，笔者就不得不使用了更多的问卷空间来设置考察“高风险性行为”的分布，在第二次调查的问卷中再次增加了这方面的“分布调查”。但是，笔者其实根本无法在问卷中增加一个关于艾滋病传播的新的相关假设[13]。结果画蛇添足，得不偿失，还不如另外进行一次专门的调查。
最后，笔者在第一次调查之后公布结果的时候，由于缺乏应对传媒的经验，把“分布调查”的结果说得多了一些，没想到被大众传媒再次简化为“百分比调查”的数据，甚至仅仅是“绝对数调查”，而且大肆炒作，完全走样。例如，所谓的“无性婚姻”，其实只不过是笔者问卷中关于夫妻性生活频率的提问。虽然笔者是用它的分布来说明双方的关系（甚至一些表面上看来与性无关的因素）会显著地影响性生活的频率，但是大众传媒却仅仅抓住其中低频率者的百分比，把它扭曲成了“无性婚姻”这一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甚至计算出具体的人数来。[14]到了2006年，某城市甚至出现了“无性婚姻介绍所”。
反思起来，笔者应该拒不公布这样的百分比，而是更加坚定地推广“社会学的调查”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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