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之风对人民有害，应令其根除。

由此可见，奢侈之风无论用什么观点去看待它，对人民总是非常有害的。它是民族灭亡的预言者。对于这种祸害不见得有什么办法能够加以避免，因为有责任消除这种祸害的人正是支持这种祸害的人。如果这种祸害再同暴政或非理性管理制度联结在一起，结果又将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恢复民族的实力。奢侈是一种慢性病，流行这样广泛，影响这样深远，病情又这样复杂，要治疗它非得细心看护照料不可，玩忽职守、纲纪败坏的政府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当这种疾病侵入因管理不良业已衰弱不堪的政治机体时，不管采用什么治疗方法，它都会十分迅速地扩散开来。奢侈之风麻醉国王比麻醉臣民的程度要大得多。国王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发财上面，以金钱能帮助他重建自己领土上的秩序的幻想自慰。其实金钱只是权力的工具之一。金钱虽能保证向统治者提供人力、军队和兵舰，但决不能产生智慧、天才、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唯有这一切才能保卫国家或者提高帝国的声威。

企图减轻奢侈所产生的祸害是不会有结果的；政治家试图激起一种欲望去抵制贪财欲望也是枉然的。没有哪一种欲望能够同贪财欲望相抗衡。有了用娱乐充实闲散生活的习惯，固然能够把一度服从过自己权力的人永远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以内，但是要消除喜爱这种生活方式的风尚却是极端困难的。必须让整整一代人同意受苦，然后以未染上父辈这种痼疾的新一代人来取代老一代人。不应对这种主张期望过高。如果奢侈之风侵入某个国家，它就会使全国臣民丧失理智和陷于不幸，因为人们的享受欲望是漫无止境的。要是真的打算驱除奢侈之风呢？他们又会觉得放弃娱乐似乎是不能忍受的，成千上万人的抗议呼声就会起来反对这种为他们所害怕的改革。谁也不肯放弃空虚的梦想，在习惯、舆论和榜样的影响下，梦想成了必需品。触目伤心的事件能使国家绝望，使它如临深渊。一时的压迫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使爱好自由的民族失去自由，如果它还没有丧失勇气，如果还有道德心，它就能够重新挺立起来。但是它如果为奢侈恶习所俘虏，就会变得完全消极无为，什么力量也无法使它重新振作起来。

重新形成一个民族比改造一个民族要容易得多。为蒙昧而无经验的人民立法的立法者，比为腐化了的人民立法的立法者有许多方便之处。前者是同儿童一样的纯洁的未受偏见影响的人打交道（就是同洛克所说的tabula rasa^（4）打交道）；后者是同思想意识十分复杂的人打交道。前者是用信仰或其他力量影响没有偏见的人，他们准备接受立法者愿意为自己制定的法规；后者则不得不同人们早已熟稔的许多信念、法规、风俗、习惯、偏见、成见、奇思怪想作斗争。不论立法者有多大的天才力量，他都很难一下子就断然否定这一切错误东西，何况他本人还要冒风险，有可能成为这些他应反对的错误东西的头一个牺牲品。(www.xing528.com)

柏拉图拒绝为昔勒尼市^（5）居民立法，因为他认为他们过于贪恋自己的财富，而且不认为富人能遵守法律。任何欲望都不能取代贪财欲望，满足了贪财欲望就能满足其他一切欲望。因此，赞成奢侈的人硬说只要政府明智就能使奢侈之风造福国家，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这么说的根据大概是看到某些自由国家政治比较开明，使奢侈病在这些国家里的破坏作用没有像在无限专制国家里那样大和那样快。毫无疑问，关心人民的开明政府在某一时期内能够保护民族不受奢侈之风的毁灭性影响。可是，它让奢侈之风有可能传播，加以支持，认为奢侈之风乃是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须的，它又怎能治好这种病症呢？在共和国或自由的国家里，奢侈的后果影响较小，因为在自由情况下公民的财富分配比较平均，这里每个人在劳动中过日子，比较不那么易受虚荣心驱使而胡思乱想要这要那。在君主制政府统治下，人们这些想入非非的需要变成了实际需要，因为专制制度总是爱虚荣、喜欢富丽堂皇的排场，这种奢侈恶习也传染给了糊涂的或遇事不加深思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