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政治的互惠之道

哲学家有时候为人民创制法律，像梭伦或李库尔赫^（2）这样的睿智之士就是明显的范例。恶德逐渐渗入社会生活实际，常常能促使国家衰落或灭亡，只有那些肯反复深思人性的人，才能够认清恶德并改正恶德。因此我们不能听信空谈家的论断：仿佛哲学使人们不能做实际的事情。柏拉图认为，只有当哲学家变成国王或者国王变成哲学家的时候，人民才会有福可享^（3）。其实，哲学难道不是研究因果关系的科学吗？不是分析什么对社会有益和什么对社会有害问题的科学吗？总而言之，硬说哲学对政治活动家无益，甚至会妨碍他们实施合理的政策，这无异说，认真考虑关系人民幸福的重大课题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危险的，人民只应该由精神错乱或因循守旧、粗心大意和胡作妄为的人去管理。据塔西佗说，阿格丽皮娜叫自己的儿子尼禄丢开哲学，不久尼禄就变成罗马的最狂妄最残酷的暴君^（4）。

难道关于人类心灵和心灵各种活动的知识同政治毫不相干吗？政治的任务本来就是给这些活动指出方向的呀！难道盲目守旧的作风能够找到适用于一切预见不到、可以说是瞬息万变的新事件和新情况的方法吗？因此，下述情况就毫不奇怪了：立意非常明智的法律也总是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最合理的规章也是不能长久适用；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原则常常在实践过程中被推翻。

有一些事情是凭理智、思维和经验能够预见到并且能够加以预防的。但是人们内心的隐秘活动，他们城府深处刚刚露头的情绪，某些政治因素的作用，甚至凭借最能洞察事物的目光也从来发现不了，而这些东西归根到底却能使群众改变国家面貌，造成民族分裂，导致国家灭亡。(www.xing528.com)

有人责难哲学，仿佛是它养成了人民漠然的处世态度，是它削弱了人民为祖国服务的才能。可是在一个人人遵从合理法律的国家里，在一个文明政府的统治下，哲学家在自由的人民中间始终是积极的公民，他们关心同胞的福利，激发人民爱国的热忱，为增进人民的幸福而劳动。在治理良好的国家里，知识渊博的人具有很高的威望，并且能够感化他人。在雅典，人民注意听梭伦、柏拉图和色诺芬^（5）这些人的话。他们这些人享受同胞们极大的尊敬。在专制国家里，情况正好相反。那里有知识的人遭受疑忌，被视为不良分子。他们对于昏暗的政治只能做个使人难堪的批评者。他们只能暗中思量，把自己的意见埋在心里，纵然想哀叹被统治者的命运也只能在内心深处去哀叹，而那些统治者却是这样愚昧和这样粗心，竟然惩办一切勇于为祖国服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