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的边界：自由与限制

另一个极端是打着自由的幌子实行放任自流。主张放任自流的人断言，不论怎样滥用出版权利，对它加以限制就是不公道。理性告诉我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条中庸之道。当演说或出版物不能保证社会获得一点有益的东西，反而给公正的领导人或正直的公民心中带来惊恐和焦急不安的时候，这些演说或出版物就理应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当作家斥责的是坏人、是从社会贫困中捞取私利而且不以为耻反而心安理得的坏人的时候，如果有人指摘这样的作家，那么，这个人是怎样一个卑鄙的奴才呢？每一个正直公民的职责是为祖国揭露它所庇护的公开的或暗藏的敌人。可是，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揭露者不可能被党派斗争精神、被情欲或私利弄得头昏目眩吗？当然可能！可是那样一来，他就成了令人厌恶的诽谤者，或者成了卑鄙的、理应受到同胞唾弃的杀人犯。

但是，难道因为有人犯纵火罪，当局就应该禁止全国公民点火吗？为了使大路上不出现强盗，当局就有权破坏这些大路，使大路无法通行吗？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为祖国服务。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都应该把自己沉思之果献给祖国。一个作家受着爱国主义道德和情感的鼓舞在自己的作品中毫无恶意、更无敌意地说出他认为会给祖国造福的办法，能说这位作家的著作有害吗？一个公民向社会、向管理社会的人揭发完全以诽谤、偏见和不公道手段为依据的营私舞弊行为，整个民族都因为这种行为而陷于不安之中，能说这个公民的揭发之举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越权行为吗？国王们一些不谨慎的行为常常诱使自己离开服从自然和理性法则的正路，如果有一部作品尽力劝说他们回到这条正路上来，难道这部作品还应该受指责吗？明君贤相对于讽刺作品和谤书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有某一冒失的下流作家对像泰塔斯或马克·奥理略这样的统治者表示不满，难道这两位皇帝会感到自己的帝位不稳吗？只有卑鄙龌龊的人才害怕真理。大家都清楚的诬告是无法损伤好人名誉的，因为社会人士根据切身经验都能够深信被诬告者的品德。民族的敌人是应该蒙耻受辱的。对于破坏法律的人，每个人都应该用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同他斗争，制裁他，使他感到自己的行为是可耻的。有权势的人骄奢淫逸、办事不公，这就使公民有权对他们实行审判职能；他们侵犯公共利益，就应受社会制裁。当法律被迫保持沉默的时候，每个公民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说明祖国需要，为自己所受的凌辱报仇。作品只有在它真的危害社会的情况下才可以认为是有恶意的，至于它的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喜欢它，那不能作为认定它是有恶意的作品的根据。

但是，有人可能要问：出版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呢？要是作品宣扬的尽是个人仇恨、复仇渴望和制造混乱的意图，难道对这样的作者不应该给予惩罚吗？任何写不光彩作品的人都不用长期等待惩罚。公众的愤怒很快就会为美德和功勋所蒙受的耻辱复仇。作家的笔如果只受个人情欲和暴躁气质支配，那么等待他的命运就常常是公众鄙视、良心责备和名誉破产。(www.xing528.com)

毫无疑问，享受无限自由的机会能够给某些人造成不便，但是社会是一个整体，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利益，社会由此得到的好处却总是价值无法估量的。如果讽刺作品所反对的是那些秉公管理社会的人，如果诽谤会给他们脸上抹黑，那么可耻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想害他们的人。至于谈到人类的压迫者，那就让他们试试，如果他们能够的话，去窒息理性的呼声吧！让他们去限制出版自由吧！让他们去吓唬人道主义的喉舌吧！让他们去摧残自由吧！他们一切无谓的努力只能再一次证明，他们可耻，他们招来憎恨完全是咎由自取。

没有什么事情比剥夺公民就有关自身福利的重要问题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更不公道的了。凭什么理由可以剥夺公民讨论最值得他们重视的问题的机会呢？真理始终只能从公开讨论中赢得胜利。只有谎言和罪行才希望隐藏在神秘的阴暗角落里。真理始终能给人们带来好处，可也常常触犯暴君；但是真理的威力大于暴君，它迟早总会战胜暴君的阴谋诡计，到那时人民就能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当粗鲁无知的人反对真理时，真理会从他们强加给它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只有不公正的行为和谎言才怕检验，才怕揭露。因此，希望热心保卫本身自由的民族提高警惕，不要随便找借口去惩罚那些帮助自己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的人，使他们失去刚毅精神；希望这样的民族提高警惕，如果处在不爱真理的权力掌握中，不要使法律变为非理性的复仇工具。

有思维能力的公民们，尽力追求真理吧！请想想你们祖国的福利！你们应该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服务，应该当着它的面揭穿它的敌人的阴谋，克服损害它的一切偏见；向它指明正在暗中蛀蚀它的各种灾难，并指出根绝这些灾难的方法，使它能在有利条件下采用这些方法。社会意志有权决定并纠正它的领导人和立法者的活动，后者的使命正是要照着社会意志指示的道路去行动。人民只有运用知识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压迫势力使他们失去知识可能提供的帮助，他们就很容易陷入迷惑状态并表现出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暴政、宗教狂热病和造谣诬陷的牺牲品。常受宗教偏见欺骗迷惑的人，本身会带着蔑视态度拒绝知识的帮助。他们会把暴君的敌人看成自己的敌人。可是真理的种子毕竟会发芽，到那时人民就会为自己抛弃最忠诚的儿女而感到后悔。暴政本身是盲目的，它力图使那些听命于自己的人同样盲目；它疑心重又不公正，容不得知识渊博的臣民。禁止议论政府的活动，禁止教育人民，就是管理制度有缺陷的无可争辩的证据。把最有知识的公民当作国家的敌人看待，这种政策难道不是非常奇怪的政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