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荼”字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三节　《诗经》中“荼”字的最新解读

一、《诗经》中的“荼”字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产生于陕西、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后有秦汉间人毛亨、毛苌注释，并著录于《毛诗》二十九卷和《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毛亨是汉鲁国人，毛苌是汉赵国人(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因《诗经》是周王朝的诗歌总集，周王朝的根据地又在陕西，陕西是古代周人“采诗”制度的主要实施地区，周朝采风官的主要活动地区，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经》中捕捉到有关古代陕西更多的历史信息。

周代无“茶”字，“荼”即“茶”也。

“荼”字在《诗经》中多次出现——

《国风·邶风·谷风》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大雅·绵》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大雅·桑柔》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颂·周颂·良耜》云:“以薅荼蓼，荼蓼朽止。”

《颂·豳风·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颂·豳风·鸱鸮》云:“予手拮据，予所捋荼。”

《小雅·郑风·出其东门》云:“出其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其中《大雅·绵》和《颂·豳风·七月》是古代流传于陕西关中西部古周原一带的民歌，对“堇荼如饴”和“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两句有新的诠释:其中的“荼”指茶叶，这是古代周原地区出产茶叶的书证。

二、“荼”字有多种解释

关于“荼”的解释，较为详细的有《日知录集释》，此书系清人顾炎武(1613—1682)撰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汝成于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集释。顾炎武尊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鼻祖。《日知录集释》内云:荼:“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其说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

今按《尔雅》，“荼”字凡五见而各不同——

《释草》曰:“荼”，苦菜。注引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

《易纬通卦验元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按周礼‘掌荼’及诗‘有女如荼’，皆云‘荼’。”

《释木》曰:、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诗考之，《邶谷》风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绵》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又借而为“荼毒”之“荼”。《桑柔》、《汤诰》，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

《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茵著用荼，实绥泽焉。诗“鸱鸮捋荼”:《传》曰:“荼，萑苕也。”

《正义》曰:“谓薍之秀穗，茅薍之秀，其物相类，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为方阵，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视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叶之‘荼’也。唯《虎杖》之‘’与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

清人顾炎武和黄汝成将“荼”解作“苦菜”、“茅秀”、“陆草”、“萑苕”、“荼毒”，唯独不包含“茶”的本义。顾、黄二位的解释承袭了汉代以来诸多学者的解释，这种认识又出于毛氏的固定看法。毛氏是诠释《诗经》的权威，后世学者岂敢越雷池一步！

《辞源》对“荼”字有几解:

1.蔬类食物，即苦菜。《诗·邶风·谷风》:“谁曰荼苦，其甘如荠。”

2.菅茅的花，白色。《诗·郑风·出其东门》:“出其阇，有女如荼。”……注:“荼，芳秀也。”

3.茶。茶古字本作“荼”。《尔雅·释木》:“槚，苦荼。”

4.秽草。意即荒芜，杂草。《诗·周颂·良耜》:“荼蓼朽之，黍稷茂之。”就是说将野菜和杂草翻土沤烂以肥田。

《辞源》的解释基本上沿袭了前人较为普遍的看法，虽然《诗经》多次出现“荼”字，谁也不敢将“荼即茶”的解释列入其中。

《诗经》研究著作，简称《毛传》，三十卷。现代一般根据郑玄《诗谱》、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记，定为毛亨(大毛公)所作。毛亨，秦汉间人，生卒不详。一说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一说河间(今河北献县)人。毛氏是秦汉间人，距离《诗经》作品产生的时间超过5个世纪，且又出生在今山东、河北一带。毛氏所生活的时代北方尚无饮茶习俗，所生活的地方又非茶区，对“荼”的陌生可想而知。毛氏对《诗经》几个“荼”字的解释实不敢说绝对正确，怀疑自古有之——

北宋文学家、著名茶人苏轼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他的看法是《诗经》中已有关于茶的记载，但真正的茗饮是后世出现的。

《农政全书》云:“《六经》中无‘茶’，‘荼’即‘茶’也。《毛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以其苦而甘味也。”明确地说《六经》中的‘荼’就是‘茶’字。

杨慎《丹铅总录》云:“‘茶’即古‘荼’字也。周《诗》记荼苦，《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荼陵’。”

虽然“荼”字有多解，但古代诸多字书和典籍倾向明确:“荼”就是茶——

邵晋涵《正义》:“槚，一名苦荼。释文云:荼，埤苍作。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案:《晏子春秋》有茗菜之文。然无以定其为即今茗饮。汉人有‘阳羡买荼’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三国志·韦曜传》:曜初见礼异，密赐茶荈以当酒。自此以后，争以后茗饮相尚矣。树小至苦荼。《正义》:今茶树小者一二尺，大者至数丈。叶似栀子。南方采叶作饮，以春采者为良。释文云:荈、、茗，其实一也。张揖《杂字》云:荈，茗之别名也。”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荼，苦荼也。”郭璞《尔雅·釋木·第十四》:“槚:苦荼。郭璞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这是最权威的解释:“荼”就是茶。“可煮羹饮”这是当时人饮食习惯的普遍选择，就是古代的“吃茶”习俗。

其他如《神农食经》、《方言》、华佗《食论》、壶居士《食忌》、陶弘景《食录》及《本草》、《孺子方》、《茶经》等典籍无不明确地说“苦荼”就是茶叶，别无他解。其他言“荼茗”、“荼荈”、“荼饮”、“荼苏”者也明确地认为“荼”就是茶，别无他解。

先秦传说造字者为仓颉，姓侯刚，号史皇氏，黄帝时史官。《旬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被尊为“造字圣人”。他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仓颉是否真有其人，这个“荼”字是否真为仓颉所造，姑且不论，但从造字的一般规律论，以象形、会意为主要表达方式。这个“荼”字是“艹”字头、“人”字腰、“一”杠下有木。“艹”字头像其形，言其为一种植物。究是何种植物呢？“人”字腰表明这种植物于人大有益处，这大概是“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经验总结。这种植物有坚韧的主干，不同于柔弱的草本，该属于木本一类，将“一”横置于“木”字之上，表明树干不高大，属于灌木一类。不难看出，生长于岐山、扶风一带并在《诗经》中几次出现的“荼”不会是苦菜一类的小草，而是四季常青的灌木——茶树。(www.xing528.com)

毛氏诠释《诗经》是在秦汉之间，当时的陕西关中地区气候发生了变化，已不出产茶叶，毛氏不了解数个世纪前古周原的自然条件和物产情况，也不知“神农采茶”的传说，又没有考古学资料支撑，他不会想到古周原会出产茶叶，故将“荼”解作苦菜，一错两千年，实在委屈了古周原的茶。

三、《诗经》中关于“荼菜”的记载

汉代之前茶主要做食品，一般做菜食。《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食。”《晏子春秋》云:“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今之腌渍茶、打擂茶、油茶、烤茶、罐罐茶等，乃古代食俗遗风。

《诗·大雅·绵》是周族史诗之一，叙述古公亶父迁岐即文王继承古公业绩的故事。“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是《诗经》中《绵》的名句，在研究法门寺文化的文章中广为引用。这两句描写古代周原(在今陕西扶风县境内)优越的自然条件，意即周原肥沃广大，锦葵“荼菜”如饴糖(麦芽糖)一般的甜美。

《诗经·大雅》多是西周王室贵族的作品，内容多是对后稷以至武王、宣王的歌颂，是个涉及的时间段是从神农氏的传说时期到公元前8世纪，保存了许多周初和“宣王中兴”的史料。《绵》是周族史诗，叙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因戎、狄族的威逼，带领族人由豳(今陕西彬县东北)迁到岐山下的周(今陕西岐山北)及文王继承古公业绩的故事。全诗44句，文字典雅，显非民间通俗之作。诗中的“荼菜”连作诗贵族们也赞扬此物如饴糖(麦芽糖)一般的甜美，能说“荼”是“贫者之食”么？《诗·邶风·谷风》说“谁曰荼苦，其甘如荠”，新鲜的茶叶也具有先苦后甘的味觉特点。我们一方面有理由大胆假设周初的陕西关中西部仍然有茶树生长，同时也认为这首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古代周人有吃茶习俗。

《诗·豳风·七月》全诗8章，每章11句，共88句。《汉书·地理志》云:“右扶风栒邑有豳乡，今陕西邠州即其地。”《七月》是西周时代一篇总结周代从后稷豳公(公刘)以来关于奴隶社会农事经验的不朽的伟大的诗歌，《诗经》第一长篇。从全诗整体风格看，不全系民间作品，看做是来自民间的诗歌素材后经过贵族文人的加工而成的史诗作品更为合适。《诗序》说“《七月》，陈王业也”。汉儒以来，诠释该诗的学者也大都认为是陈王业的作品，旨在告诉周天子门及王公贵族们别忘先辈创业之艰难，告诉他们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关心生民疾苦。内第五章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两句诗，意即采了“荼菜”又砍臭椿树当柴烧。此诗的“荼”究为何物？“七月流火，八月萑苕”，显然“荼”不是“萑苕”(芦荻)。古文献记载的当地当时可食之物有郁李、山葡萄、葵菜、豆子、枣子、晚稻、甜瓜、瓠子等等，而且“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完全是一幅丰衣足食、其乐融融的农家生活图景。不排除作者有美化周代奴隶社会的倾向，但至少说明此处的“荼”不仅不是“贫者之食”，在贵族们眼中也认为是农夫的佳肴美味。古周原是一个出产“郁李、山葡萄、葵菜、豆子、枣子、晚稻、甜瓜、瓠子等”的地方，猪草的苦苣菜能当主要蔬菜“食我农夫”吗？周原是一片沃土，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故周人聚族而居，尚不至于天天以猪草为食。很难想象，靠食用难以下咽的苦苣菜为生的周族会逐鹿中原开创周代800年基业。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笔者在饥饿的农村生活过，饥肠辘辘的灾民们吃胡豆叶、苕藤、荠荠菜乃至观音土，却很少看见哪个地方以“苦菜”为农夫主要菜食。而且，周原一带竟出产亚热带气候条件下才能生长的晚稻，当时的气温之高、雨水之丰沛可以想见，能满足水稻生长的地方一般来说茶叶也是可以生长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诗中的“荼”是“先苦后甘”的茶叶。生长于古周原的“荼”就是在今扶风地区已经绝种的茶叶。既然“谁曰荼苦，其甘如荠”，苦苣菜没有“其甘如荠”的好口感，而茶叶是先苦后甘，与《诗经》的描述相似。这首诗既说明了周初的陕西关中西部仍然有茶树生长，也说明了古代周人有吃茶习俗。

四、由周边地区产茶情况论之

山东也出产茶叶，陆羽《茶经》所言“鲁周公知茶”是闻于“鲁”或者是闻于“周原”？陆羽没有说明确。但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周公一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在陕西。先是在周原辅佐武王，在周原制礼作乐，后来在成王时代与召公分陕而治。周公虽分封于鲁实则未居于鲁。周公对茶事信息的了解更多的是在陕西从政时期。参照《诗经》有关“荼”的章句，可以想见:周公对茶的了解至少有两个来源:一是在古周原及陕南汉江流域一带的采风，二是西周建国后生活在陕南的巴人的茶叶进贡(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我们还可用地方志的资料来说明陕西关中地区产茶和食茶习俗存在的可能性。甘肃省的敦煌县、高台县、山丹县、平罗、镇原县、华亭县纬度比陕西关中西部偏北，乃至越过北纬40度，但查阅这些县的县志，明末、民国还有发现野生茶树的记载——

《敦煌县志》，苏履吉、曾诚撰于道光十年(1830)，记载:(物产)敦煌县有“野茶。”

《高台县志》，徐家财、阎须敬主编，民国十年(1921)版，(物产)记载:高台有“茶，野茶也，生于祁连山中，味苦，间有采者。”

《山丹县续志》，黄景主编，道光十五年(1835)版，(食货)记载:山丹县有“茶自官曰府茶，亦曰黑茶。(甘属崇酪酥，以茶调之，率不可离，而细茶无购者。)”

《山丹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80)版，(杂记)记载:山丹县“合黎山，产材木。康熙十一年，参将石福径山中，见多茶树，遣僮往牧马，随地采制市之，阴获厚息。(按:今南山亦称有茶，而其性颇温，与茶不类，合黎所产相似。)”

《平罗记略》，徐保宇主编，道光九年(1829)版，(物产)记载:平罗产“黑茶”(县册:出石嘴子山)。

《镇原县志》，李从图、张辉祖主编，道光二十六年(1846)版，(物产)记载:镇原县有“茶”。《辑志》云:县西北多有。前志载:“神翁洞口有香茗，今枯。”

《华亭县志》，郑震谷、幸邦隆主编，民国二十一年(1932)版，(古迹)记载:“东晋黄石固在化平县北黄化川后，……元、明、清初为黄石河镇属，《华亭旧志》谓有铜、铁、盐、茶等场，今则惟产蔓茶一种，土人犹南贩马。”

清人裴景福1906年撰《河海昆仑录》卷二记载:“闻新疆古城奇台属茶树沟一带，野茶树长二三百里。天山冰雪，产茶必良。惜土人摘焙不精。余得数饼试之，色绿而微嫌青气。若焙植得法，当不减湘晋。内外蒙古、哈萨克均耐茶以活，若就地取材，官制官售，大利也。”

以上地区自然条件不比关中西部优越，地处北纬34.1度至34.37度的关中西部的古周原一带有无野生茶树呢？《图经》云:茶“生山南汉中山谷”、“采嫩叶或冬生叶可煮作羹食”。古周原地区未见文献记载，但即使现在不产茶，中古时期未必不是与陕南毗邻的茶区。

五、由气候变迁论之

当今学者们其所以不敢认定《诗经》中的“荼”即“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今之关中西部不出产茶叶，也不具备茶叶生长的气候条件，所以将“荼”理解成一般的“苦菜”较为稳妥。

《扶风县志》说:扶风位于我国地形第二阶梯黄土高原南缘渭河盆地中西部，在北纬34.1度至34.37度。县城北15公里处有闻名古今中外的周原遗址，法门寺位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扶风县古称美阳，是我国黄河流域古文化重要源头地之一。相传4000年前的上古时期，以炎帝神农氏为首领的姜氏部落在这里定居，建立有邰氏部落。周原所在的宝鸡地区至今流传着神龙氏在陕西天台山“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故事。从神话流传的范围分析:神龙氏采集百草的范围在今陕西宝鸡、汉中两地区和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学界有神农氏尝百草是在鄂西地区的说法，这种说法不能否定神农氏在陕西天台山尝百草发现茶的传说，因为神农氏多次大迁徙，先陕西后鄂西也是可能的。

茶树萌发一般要求日平均气温连续数天达10℃以上，最适宜生长的气温为日平均温度为18℃—30℃。我国大部分茶区年平均降雨量在1200—1800毫米之间。陕西紫阳茶区与扶风只隔一道秦岭，该茶区在北纬32.08度—32.49度，年平均气温15.1℃，年降雨量1127.8毫米，无霜期268天。

我国现有茶区一般在北纬32度线以南，但最北的山东半岛东部和东南部、江苏东北部，因气候受到海洋调节，小区域气候宜茶，也有少量种植。最北可到北纬37度线，如山东日照还出产名茶。

如此看来，纬度偏北不是关中西部不产茶的主要原因，而是当地现今的气候条件制约了茶树的生长。

笔者作了一番研究，发现古代的关中西部具备茶树生长的必要气候条件。

《扶风县志》说:今之扶风境内有九条河流，地处暖温带，属大陆性半湿润气候。多年平均气温12.4℃，无霜期209天。年平均降水量591.8毫米。但“现代考古证明，公元前约6000年的神农氏时期，县域气候温润，林草茂密，野生动物遍地”。

一般说来，茶叶与水稻、竹子具备基本相同的气候条件。

古代陕西关中地区出产水稻。《诗·小雅·白华》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可知西周沣(西周国都，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镐(西周国都，今陕西长安县韦曲乡西北)郊野有很多稻田。

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茶史篇》载:据竺可桢先生对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近5000年里，大约经历过几次冷暖交替过程:第一温暖期为公元前3000年—前1000年，约当仰韶文化和河南殷墟时代。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直至山东半岛，都有竹类分布，安阳殷墟还有獐和竹鼠、獏、水牛等热带、亚热带动物遗骨。中间大约有百余年的寒冷期，又进入第二个温暖期，为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初年，约当春秋至西汉这个阶段。

徐玉祥《宝鸡的气候变迁》一书，考察宝鸡的历史气候，说:今陕西关中一带“公元前4000年—前1180年”属“温暖气候”，如著名的半坡遗址(前4000—前3500)中有生长于亚热带气候区的獐和竹鼠，纬度偏北的郑州北郊大河村遗址(前3500—前2500)中，亦有类似发现，且出土了大量的蚌刀、蚌镰，住房为地上式，墙顶覆草泥8—10厘米。说明当时周围湖泊、洼地蓄水较多，大量的水生动物可以证明当时不仅降水多而且温度也高。此后的“古史时期”(前2400—前1900)，即尧舜禹时期，所谓“尧禹有九年之水”(《竹书纪年》)，先后有共公、鲧、禹治水。说明当时的气候温暖而湿润。这种气候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180年，即殷商时期。殷商至先周时期(前1179—前888)有过数百年的冬寒时期。此后，西周、东周数百年间一直是温暖气候。西周建都长安附近的镐京，活动中心在黄河流域，当时气候暖和，雨水较多，竹类普遍生长，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大量带“竹”字头的文字，如筷、篮、笔、笠……周朝中期，梅树遍布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诗经·秦风·终南》言及秦岭的经济林木时云:“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何有？有纪有棠。”提及的柚树、梅树、杞树、棠树都是生活在较为温暖湿润气候区的树种。商周时期，梅树的果实“梅子”是北方人等同盐一般重要的调味品。《书经·说命篇》云:“若作酒醴，尔唯曲檗；若作和羹，尔唯盐梅。”

我们要相信大自然会创造奇迹。就以唐代长安为例，当年在长安还曾种植过南方生长的柑橘。相传唐玄宗开元(713—741)末年，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敬贡乳柑橘，将其种子在大明宫里种了十粒，居然成活了几棵，到天宝十载(751)九月，还结了150余个柑橘，味道与江陵的柑橘一样地甜美。玄宗十分高兴，不仅与杨贵妃一块品尝，还赐给大臣们(《杨太真外传》卷下)。玄宗时代的长安正值第三个温暖期，柑橘在长安生长也就不足为怪了。

杨东晨《陕西古代史》云:夏商时期陕西的函氏国“已种谷、稻、麦、菽、瓜等”。函氏国在今扶风县境内。据理推之，古周原所在地应当有早期的稻作文化。《尚书·禹贡·雍州》记载:禹治水时已疏通汧水(今陕西陇县南)至岐(今扶风县北)的水道，当时的灌溉条件已大有改善，有条件种植水稻。

这一历史时期，比古周原纬度偏北的山东鲁国因海洋的调节也出产茶叶。直到东周时期，在北纬35度之北的山东鲁国仍然具备出产茶叶的自然条件。史书记载:当时的山东出产亚热带的植物桃、李、竹、梅。公元前627年夏历十月，山东鲁国的桃、李因天气太暖和，竟冬天结了果实。《晏子春秋》记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广博物志》补充说:(齐景)“公闻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贫乎！’”我们有理由认为:山东鲁国与古周原地区一样有茶叶出产，属于中国古老的茶区之一。

六、考证土壤条件论之

有学者质疑古周原一带是产茶区的推测，认为这一带土壤非宜茶之土，也就是说是绝对不可能生长茶树的碱性土壤。据《扶风县志》第三编《自然资源》记载:今之扶风一带碱性的土占61.6％，适宜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等农作物。黄绵土占全县总面积27.7％。显然碱性土占的比例相当大，这也是该地区植被差的主要原因，但古代的扶风地区并非如此。《扶风县志》同时又说“本县土壤母质主要为第四纪中更新世离石黄土”。皇帝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周王室也姓姬。说明黄帝与周人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主要活动范围在今关中西部宝鸡市(辖扶风县)一带。《史记》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土为黄色。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古代的扶风地区主要是黄色的土壤，与今之土还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碱性土植被稀疏，古代的扶风地区并非如此。《诗经·大雅》多是赞颂先周王室的诗篇，内有《棫朴》云“芃芃棫朴”是说满地棫朴枝叶茂密；《旱麓》云“榛楛济济”、“瑟彼柞棫”、“莫莫葛藟”，是说榛树楛树密密丛生，柞树棫树连成一片，茂密的葛藤柔柔地缠绕树梢；《皇矣》提及生在古周原一带普遍生长的植物“柽”、“椐”、“檿”(山桑)、“柘”(黄桑)、“柞棫”、“松柏”，《生民》提及的植物有“荏菽”(大豆)、“禾”(谷子)、“麻麦”、“瓜”、“秬秠”(黑黍)、“糜”(糜子)、“芑”(高粱)；《行苇》云“敦彼行苇”是说道边的芦苇刚发芽。若那时也是碱性土壤，能有如此好的植被么？古代生产工具落后，耕作技术落后，又无过多的私有财产，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其所以宝鸡地区能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有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若是不适宜作物生长乃至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不可能发育古代的文明。土壤酸碱度是个变化的概念，关中地区的碱性土壤是酸性土壤经千年演化而成。

关于土壤酸碱度变化的推测，还是为了说明古周原“吃茶”习俗形成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古周原地区有出产茶叶的可能性，《诗经》中的“堇荼如饴”和“采荼薪樗”两句有新的诠释:其中的“荼”指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