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的荆巴十大士子品茶文化

第二节　唐代之前十大士子茶星

王　褒

王褒(？—前61)，字子渊，四川资中人。精通六艺，酷爱音乐，娴熟诗词歌赋，西汉著名辞赋家。

王褒以一篇600余字的俗文《僮约》茶史留名。内容是: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正月里，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寓居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杨氏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奴仆，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替他跑腿很不情愿，又怀疑他可能与杨氏有暧昧关系。有一天，便了在主人墓前倾诉，发泄对王褒的不满，意思说主人原先规定的职责仅仅是看守家里，并没要为其他男人去买酒的义务。王褒得悉此事后很生气，为了治治便了，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以一万五千钱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并答应便了的要求，立下十分苛刻却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契约，这就是《僮约》的由来。

《僮约》中列出了便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和干活时间的安排，便了痛哭流涕地向王褒求情说，如果这样干下去，恐怕马上就会累死进黄土，早知如此，情愿给您天天去买酒。文章写得轻松活泼，不乏揶揄、幽默，是颇有趣味的消遣之作，但王褒就在这不经意中，真实地呈现了西汉时期士大夫家庭的生活情状，成为后代考察西汉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的侧面史料。

《僮约》中有关茶的文字只有两句:“烹荼尽具，已而盖藏”、“牵犬贩鹅，武阳(一作“都”)买茶”。意思是便了有责任为主人烧水煮茶，备好茶具，牵走狗儿卖掉鹅，再到武阳买好茶。武阳在今成都以南彭山县双江镇。《华阳国志·蜀志》有记载:“南安、武阳皆出名茶。”说明当时的武阳不仅是产茶区，而且有方便茶叶交易的茶市，这是第一次表述巴蜀地区饮茶文化和茶叶贸易的文字史料，说明中国早在西汉时期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茶叶商贸至晚已从西汉时期开始。巴蜀产茶历史悠久，并且在先秦时期就以地方特产的名义将茶作为贡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荼、蜜……皆纳贡之。”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因了王褒的《僮约》而确立，有理由认定“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的说法。

王褒的《僮约》将中国饮茶文化的起始时间提到了西汉甚至更早的时期，为古巴蜀的今四川成都地区争得了饮茶文化发源地的殊荣，也为中国饮茶文化的源远流长提供了有力的文字证据。

张　揖

张揖，字稚让，魏国清河(今属河北)人。颜师古《汉书叙例》称:“张揖，字稚穰，清河人，一云河间人，太和中为博士。”他学通古今，通晓经史百家，文字训诂之学尤为擅长。除《广雅》外，还著有《埤仓》、《古今字诂》、《三苍训诂》等。

《广雅》是仿《尔雅》而成的一部综合性百科词典，在中国“雅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揖上《广雅》表称“博士臣揖”，则《广雅》成书于曹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茶经》“七之事”章引《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七有类似居中正文。“荆巴间”显然是指今鄂西、川东广大地区，包括三峡一带。两汉时期，当饮茶活动从川西成都地区沿长江向东传播时，荆巴地区得风气之先，这一时期正是魏晋时代。古荆巴地区茶俗形成的基础是这个地区出产茶叶。《华阳国志·巴志》云“东至鱼复”，“园有芳蒻、香茗”，作为地名的“鱼复”大约在今重庆奉节县；《荆州土地记》云“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述异记》云“巴东有真香茗”；《桐君录》云“巴东别有真香茗”，陆羽《茶经》云“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他们种茶又用茶，张揖告诉我们:至晚在魏晋时代，古荆巴地区的人们已掌握了饼茶制作技术，“饼”是成品茶的形态，原料是完全成熟了的“老叶”，老到什么程度？乃至需要“伐而掇之”，茶叶之老、树形之高大可想而知。“采叶作饼”的难度是难以成形，所以须以米汤粘接，所谓“饼成以米膏出之”。荆巴地区的人不仅会种茶会制作饼茶，还发明了“饼茶饮用法”:饮用时先烘烤成红色，再捣碎成末，然后将茶末放入瓷器中，倒入开水，与葱、姜、橘皮拌和后饮用。显然，这是三国及以前时期流传在民间的饮茶习俗，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痷茶和茶羹的饮茶方法。还提到饮茶的功效是“其饮醒酒，令人不眠”。陆羽《茶经》曾将饼茶制作分成七道工序:“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并发明了饼茶煎饮法。应当说，陆羽是受了《广雅》的启发，在实地考察荆巴茶树和茶俗后而有此发明创造，其中的学习和继承关系明明确确。

记载古茶俗的典籍有好几种，但张揖《广雅》关于茶饼制作和饮用的过程最为详细。著名茶学专家陈椽教授评价说:《广雅》“最早说明饼茶制法、泡茶方法以及饮茶的作用”。

孙　皓

孙皓(242—283)，三国吴国末帝。公元264—280年在位。专横残暴，嗜杀亡国。天纪四年(280)，晋武帝六面出兵攻吴，大将吴浚先到建业，孙皓归降称臣，被封为归命侯。

孙皓喜欢宴请群臣，每次宴会都要强逼大臣喝醉。他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席间要心腹出题戏谑朝臣，以揭他人隐私取乐。稍有不慎，犯了忌讳，轻则囚牢，重则杀头。故赴宴者胆战心惊，赴宴前大多要与妻子儿女含泪相别。晋朝陈寿《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据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一书说，三国魏时一升约有204毫升，7升就是1428毫升，大约是2.8斤，——这就是这位暴君制定的最低饮酒标准。而“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曜就是韦昭(204—273)，字弘嗣，东吴一位才华横溢的史官，末帝孙皓继位后升任中书仆射侍中、常领左国史。韦昭不过四两酒量，出席酒宴受罚无疑。但他是历经东吴四朝的老大臣，孙皓也有求于他，希望他破格为他的父作“纪”，以帝王的身份进入史册，所以常网开一面，特别地允许他少喝一点酒，甚至可以“以茶代酒”。“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说明三国时代已有宫廷饮茶茶俗，王公朝士中的饮茶者大有人在。嗜酒的孙皓也晓茶性，茶可以解酒，可以代酒。宫廷茶自然源于进贡，南朝刘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说:“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山谦之《吴兴记》说，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产“御荈”。荈即茶也。温山在今湖州郊区，孙皓登极前曾任过乌程侯。吴觉农先生研究认为山谦之所说的“御荈”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吴觉农《茶经述评》)。肯定地说，当时三国吴地的茶产业已具规模，三国吴地茶产业的发展又支撑了三国吴地饮茶文化的繁荣，并从民间饮茶发展到宫廷饮茶。

“以茶代酒”不仅仅是饮料的更换，也是不同两种亚文化的彰显，后世人并从以茶代酒中发现了倡廉的寓意。后来孙皓杀了韦昭，是因为韦昭恪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拒绝孙皓之父南阳王孙和入“本纪”，与饮茶无关。

张　载

张载，字孟阳，西晋安平人。张载以《登成都楼》的两句诗“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而垂名茶史。成都楼，应为“成都白菟楼”。

张载这首诗作于3世纪80年代，全诗共32句，前16句描述成都飞宇层楼、物饶民丰、高甍长衢的市容市貌，后16句极言汉代成都巨富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突出了成都的饮茶文化。《茶经》里引用后半部16句:“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王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吴馔逾蟹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诗中的“扬子”指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前53—后18)，“长卿”即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前179—前117)，“程卓”两姓是汉代蜀地富豪。“六清”指古代六种古代宫廷膳夫特制的名贵饮料，为水、浆、醴、凉、医、酏。“九区”指九州。“芳荼”言成都市面出售的茶叶品质优秀，它的清香即是“六清”也无法与之媲美；它醇厚的滋味广为人知，影响波及全国。

这一条史料，可以证明西汉时期和西晋时期蜀茶已闻名遐迩，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消费中心，也是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蜀茶通过陆路和水运销往各口岸、内地与边远地区了。张载的两句诗支持了巴蜀是中国茶叶和茶文化摇篮的结论。

杜　育

杜育(？—311)，字方叔，襄城邓陵(今湖北襄阳)人。幼便歧嶷，号为神童。及长，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初与石崇等为贾谧二十四友，永兴中拜汝南太守。永嘉中进右将军，后为国子祭酒。在晋八王之乱司马伦失败后，洛阳将要陷落之时，杜育出兵营救，战败后被敌兵活捉，后交刑部处死，时年约30岁。著有文集二卷(《隋书》、《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陆羽在其《茶经》“四之器”、“五之煮”和“七之事”先后提及杜育，都因为他所作的《荈赋》是中国最早的茶诗赋作品，全文如下:“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责青霜。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荈草即茶，荈赋就是赞美茶的诗篇。中国茶诗很多，但《荈赋》是最早的；中国茶诗多数是只言片语涉及茶事，但《荈赋》是最完整的。《荈赋》全面地记述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的全过程，文中讲到茶叶生长于“灵山”、“丰壤”；茶产业形成规模，茶园“弥谷被岗”；“月惟初秋”指的是采摘时节，显然作者指的是采摘秋茶；采摘需要大批的劳动力，“结偶同旅”描写的是较大规模的集体采茶场面；烹茶用水很讲究，汲取“岷方”、“清流”；烹茶用器也不能马虎，选用出产于“东隅”(东南地区)的“陶简”(陶瓷茶具)；“酌之以匏”指饮茶用具是用葫芦剖开做的“匏”，匏者瓢也，口阔、胫薄、柄短。《诗经·大雅·公刘》章节有“酌之用匏”一句，“取式公刘”指“匏”的制作取法于先贤公刘；“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描述的是汤面的沫、饽、花，像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因有了好的茶具盛茶汤，所以收到了“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的审美效果；“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指的是饮茶功效。

《荈赋》告诉我们:早在公元3世纪，巴蜀的茶叶种植已颇具规模，巴蜀的茶艺、茶俗早已脱离草创阶段，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文化内涵。《荈赋》是诗写的《茶经》，比唐朝陆羽的《茶经》要早400多年，陆羽在《茶经》里三次提及，宋吴俶、苏轼分别写诗赞曰:“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将他的《荈赋》与陆羽的《茶经》并称，可见《荈赋》在我国茶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www.xing528.com)

陆　纳

陆纳，晋朝人，曾任吴兴太守，累迁尚书令。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有“恪勤贞固，始终勿渝”的口碑，是一个以俭德著称的人。

陆羽《茶经》引《晋中兴书》云:“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遂陈盛馔，珍馐毕具。及安去，纳仗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谢安(320—385)官卫将军，晋代书法家，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等文士游处十年，曾和其弟谢万参与王羲之等42位文士于晋永和九年(353)癸丑暮春于会稽山阴兰亭历史上著名的文坛盛会——修禊之“曲水流觞”，并赋有诗作与书法传世。谢氏一族原是北方世家大族。晋代社会浮华奢靡，盛筵风行于官场往来，侄儿陆俶循惯例陈盛馔。陆纳认为客来敬茶是最好的礼节，而且颇能显示自己的清廉之风和高雅之举，谢安走后，陆纳叫人把陆俶狠狠打了40棍，并且怒斥道:“你这小子不能给叔父增光添彩，却为何以奢靡玷污我清廉的门风！”以饮茶之风代替大吃大喝，不仅在古代，就是现代社会也值得大力提倡。

这段史料还告诉我们:早在三国时期的江东饮用之风已在宫廷和望族之家悄然兴起，到东晋时茶便已成为上层社会的待客之物，以茶待客已约定俗成，以茶标榜俭朴成为时尚。视茶为“素业”当然是社会风气进步的表现。

王　濛

王濛(约309—约347)，字仲祖，小名阿奴，东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东晋时代王氏与谢氏家族显赫，唐代诗人刘禹锡《乌衣巷》中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善丹青，工书法，与刘惔、桓温、谢尚称“四名士”。历官晋阳侯、长山令、中书郎、司徒左长史。长于清谈。

东晋时代，饮茶之风在北方尚未普及，而王濛领风气之先，喝茶加清谈，不失为名士风流。据《太平御览》引《世说新说》佚文:“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厄”解作灾难、困苦。“水厄”原为相术、占卜术语，命相中有“水厄”意味着会遭受水患或水灾，应该远离水边，包括与水相关的行业。王濛以茶敬客，以茶助清谈，引领时尚新潮流，有功无过。北地人因王濛有请，碍于情面，不能不去，去了不能不饮，深受其苦。“水厄”当时成了“茶”的代称。例如梁武帝之子西丰侯萧正德投奔北魏后，有一次宗室元某打算以茶招待他，先问他道:“卿于‘水厄’多少？”意即你的茶量怎么样。

王濛请茶人喝茶称“水厄”，王肃嗜茶又自贬茶为“酪奴”，这只能说明当时北部中国茶风不盛，北地人尚未养成饮茶习惯，而习俗的养成是需要时间的，王濛操之过急了。

法　瑶

陆羽《茶经》卷下引《释道该说续名僧传》说:“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424—453)中过江，遇沈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483—493)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九和《吴兴掌故》有相同的记载。

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著名的涅槃师。在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中(约436—441)过江，为沈台真所敬重，请来吴兴，住持武康小山寺。据蔡泉宝《陆羽与武康小山寺》一文考，武康小山寺又称翠峰寺，建于晋太康三年(282)至南朝宋永初元年(420)之间，毁于元朝，遗址在今湖州市德清县武康龙山镇漾口。沈台真即沈演之(397—449)，吴兴郡武康人。宋元嘉十九年(442)法瑶每岁开讲佛经，“三吴学者，负笈盈衢”，意思是说听讲的人很多，去武康小山寺路上都是背负书箱的“三吴”(吴郡、吴兴、会嵇，或指吴郡、吴兴、丹阳)佛子。法瑶著有《涅槃》、《法华》、《大品》等经义疏。这时法瑶的年纪已“年垂悬车”，79岁高龄了，但法瑶性喜饮茶，每饭必饮茶，身板儿仍然刚强。南朝宋大明六年(462)宋孝武帝刘骏下诏到吴兴，礼聘法瑶上南朝宋京城(今之南京市)，下榻于新安寺。

这是一个名僧饮茶长寿的故事，说明了南北朝时代人们对茶功的认知，这也是普及饮茶习俗的基础，特别是“茶者寿”的主角是一位高僧，又具有佛教茶文化的底蕴。有学者质疑陆羽引文的时间有误:“永嘉”应为“元嘉”，“永明”应为“大明”，姑且存疑待考。

王　肃

王肃(464—501)，字恭懿，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曾在南朝齐任秘书丞。太和中，因父王奂为齐所杀，而自建康(今江苏南京)奔魏(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魏孝文帝随即授职大将军长史。后王肃破齐将裴叔业立下战功，进号镇南将军。魏宣武帝时，官居宰辅，累封昌国县侯，官终扬州刺史。

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载:“肃忆父非理受祸，常有子胥报楚之意。……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巵’。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后来高祖与臣子做猜字谜游戏，彭城王勰胜出，“高祖即以金鐘赐彪。……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飱)，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魏给事中刘缟，仰慕王肃好茗饮之风，专事仿习饮茶。彭城王勰当时颇不以为然，讥讽刘缟:‘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这几段史料说明了饮茶之风在北方传播是何等地艰难！王肃和刘缟是“挺茶派”，彭城王勰是“贬茶派”。王肃爱茶善饮，据说一次能喝茶一斗，所以洛阳(北魏之都)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漏巵”，意谓这张嘴好像破漏的杯子，老添不满，永无餍足的时候。刘缟也爱茶，仰慕王肃好茗饮之风，而且打算专门向王肃学习烹茶技艺。彭城王勰知道后，讥笑刘缟说:“你不去仰慕席设八珍的王侯之风，而去追求奴才下人的‘水厄’之事，太没出息了！”并将刘缟的虚心学习讥为“东施效颦”。

“酪奴”源于“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那句话，王肃难辞其咎。王肃捧“羊”贬“鱼”，弃“中国之味”迎合“异邦食俗”，或许出于“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考虑，说几句对方喜欢听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北魏是拓跋氏鲜卑族统治的国家；但王肃不是一般的爱茶之人，既然号为“漏巵”，那饮茶的功夫就非一般，简直是茶癖！将心爱的茶叶骂为“酪奴”，就不仅仅是在贬低中原饮食文化，确有“讨好新主子”之嫌。其实此举大可不必，北魏孝文帝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皇帝，尤其心仪汉民族文化，如改原来的姓氏拓跋为汉姓元，请汉人做官，与汉人通婚等等。当时朝廷大臣中已有不少汉人，为了照顾像王肃这种喜好饮茶的人的习惯，朝中宴会上都设有茶水。王肃本来可以多做一些普及饮茶文化的工作，但他选择了退却、逃避，让茶蒙羞，自己也愧对茶友。

在饮茶文化普及的过程中发生在北魏的这场较量，“贬茶派”暂时占了上风，“自是朝贵燕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饮茶风在北魏上流社会遭到抵制，甚至以饮茶为耻，认为“饮茶有失身份”，只在南朝遗老及投降北魏的人中保留饮茶习俗。

萧　赜

萧赜(440—493)，南北朝齐武帝。建元元年(479)立为太子，建元四年即帝位，在位期间，继续推行乃父萧道成的治国之策，使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萧赜是南朝比较节俭的少数统治者之一，他提倡以茶为祭，把民间的礼俗吸收到统治阶级的丧礼中，并鼓励和推广这种制度。永明十一年(493)卒，遗诏说:“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上贵贱，咸同此制。”(梁·萧子显《南齐书》)这是以茶为祭最早的文字记载。《茶经》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裴汶《茶述》说:“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人类祭祀的对象自然够得上“精行俭德”，他们有资格享用体现节俭、恬淡、朴素人格修养的茶，以茶为祭再合适不过了。把茶用作丧事祭品，只是祭礼的一种。我国的祭祀活动，还有祭天、祭地、祭灶、祭神、祭仙、祭佛等，茶在这方面也都能派上用场。茶作祭品必须是在茶叶成为人类常见饮食品之后，是“以茶待客”习俗的转移。所以学界认为:我国以茶为祭，大致在南北朝时期逐渐兴起的。

这一条史料说了两件事:以茶倡廉，以茶为祭。虽可为饮茶源于“祭品说”提供依据，但“祭品说”的前面当是“饮食说”，不是好的饮食是不敢贸然拿来让祖宗、天地、神灵、仙佛、山川、日月等享用的，不然所尊崇的祭祀对象他们会不高兴的，怪罪下来让祭祀者吃不了兜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