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迷茶：茶文化与宗教情结

第一节　文士饮茶族

一、文士饮茶的宗教情结

所谓“情结”，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术语，又叫“症结”，指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一组感觉和观念，或者是它们的综合。“宗教情结”是指人的一种基于对神道信仰的迷恋情绪，它潜在的支配着人的行为倾向，即热衷于什么，冷淡什么，选择什么生活方式，抛弃什么生活方式。

中国的士子，特别是那些孔门弟子，他们一生致力于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他们身上有两种十分对立的情绪:一方面有志于“道”，为“道”而孜孜以求，甚至于不惜献出生命，这种追求的强大驱动性使他们慷慨激昂，要做个血性男儿，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兴之所至，只有饮酒才能表达他们的雄心和悲壮；另一方面，他们跋涉在险恶的仕途，在无涯的学海荡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又需要冷静和淡泊，情之所至，只有饮茶才能平静他们那颗骚动的心，抚慰疲惫或受伤的灵魂。

文士迷茶有着宗教徒一般的狂热和执著。

唐代诗人白居易一生嗜茶，晚年尤盛，所谓“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常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琴茶》)。诗人与琴茶相伴，在抚琴品茗中体味儒者的享乐人生和佛家的出世淡泊，以保持晚年高雅的节操。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喜饮双井茶，所谓“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尤须三日夸”。孔子听一妙曲，言其余音绕梁，三日不知肉味，而欧阳修喝一口双井茶，竟啧啧赞赏三日，足见喜爱之切。

元代文学家、政治家耶律楚才(1190—1244)作有《西域从王君玉乞茶》一诗，诗云:

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

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

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

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芽。

笔阵陈兵诗思勇，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诗中的王君玉，号逸门隐叟。西域(汉以后对玉门以西的总称)不产茶，诗人在边陲地区能乞得名贵的建溪茶，可谓大快朵颐，一洗心窍“五车”、“黄尘”，顿感枯肠滋润，如春雷轰鸣，文思如泉涌，睡魔逃遁，卧看残阳余霞，一派闲情逸志。耶律是少数民族，知茶甚晚，然视茶如故交，且受益匪浅。

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1045—1150)以茶消“酒病”，视饮茶如远方故友重逢，灯下促膝，其心中的愉悦竟在不言中。其《品令》词云:

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味浓香永，醉香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1037—1101)，时称坡公，一日游杭州某寺，饮酽茶七碗，戏书云:

示病维摩原不病，

在家灵运已忘家。

何需魏帝一丸药，

且尽卢仝七碗茶。

看来苏东坡赞同唐人陈藏器“茶为万病之药”的说法。

北宋著名茶学家、政治家蔡君谟一生嗜茶，晚年因病不能饮茶，但仍“烹而玩之”，死后并将心爱的龚春壶作殉葬品。明人闻龙的《茶笺》载:

东坡云:“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饮，日烹而玩之，可发来者之一笑也。”孰知千载之下，有同病焉。余尝有诗云:“年老耽弥甚，脾寒量不胜。”去烹而玩之者几希矣。因忆老友周文甫，自少至老，茗碗熏炉，无时暂废。饮茶日有定期，旦明、宴食、禺中、哺时、下舂、黄昏凡六举，其童仆烹点不与焉。寿八十五，无疾而卒。非宿植清福，乌能毕世安享。视好而不能饮者，所得不既多乎。家中有龚春壶，摩挲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真奇物也。后以殉葬。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一生嗜茶，并向往做“茶神”，其《八十三吟》诗云:

石帆山下白头人，八十三岁见早春。

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根清贫。

枯桐已爨字求识，敝帚当损却自珍。

桑苎家风君勿笑，它年尤得做茶神。

次一等的则渴望做“茶仙”，《名胜志》云:

茶仙庭在滁州琅琊山，宋时寺僧为刺史曾肇建，盖取杜牧《池州茶山病不饮酒》诗“谁知病太守，犹得作茶仙”之句。子开诗云:“山僧独好事，为我结茆茨。茶仙榜草圣，坡宗樊川诗。”盖绍盛二年肇知是州也。

茶仙是茶中之仙，一些文人还渴望通过饮茶而益寿延年，做个地仙。《三才藻异》云:

雷鸣茶产蒙山顶。雷发收之，服三两换骨，四两为地仙。

文士多是茶痴，对茶尊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乃至对茶和茶具具衣冠拜之。《灌园史》云:

卢廷璧嗜茶成癖，号茶庵。尝蓄元僧讵可庭茶具十事，具衣冠拜之。

魏了翁《先茶记》云:

眉山李君铿为临邛茶官，吏以故事，三日谒先茶。君诘其故，则曰:“是韩氏而王号，相传为然，实未尝请命于朝也。”君曰:“饮食皆有先，而况茶之为利，不唯民生食用之所资，亦马政、边防之攸赖。是之弗图，非忘本乎！”于是撤旧祠而增广焉，且请于郡上神之功状于朝，宣赐荣号，以侈神赐。而弛书于靖，命记成役。

蒙山、顾渚采贡茶一直有隆重的祭茶祭水仪式，《潜确类书》记载了一则斋戒乞水的故事:

宋绍兴中，少卿曹缙之母喜茗饮。山初无井，缙乃斋戒祝天，斫地才尺，而清泉溢涌，因名孝感泉。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挚(1527—1602)一生以茶为挚友，《茶夹铭》云:

我无老朋，朝夕唯汝，世间清苦，谁能及子。逐日子饭，不辨几钟；每夕子酌，不问几许。夙兴夜寐，我愿与子终始。子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一味，清苦到底。

他不仅称茶为“老友”，表示要“朝夕唯汝”、“与子终始”，并要“汤”、“李”一体，清苦到底。李挚是个很会寻乐趣的人，他选择了茶，乃至迷恋到物我不分的地步，其身其魂即其茶也。

明代作家高濂酷爱龙井，每当龙井茶采摘之期，高卧山中，取虎跑泉烹龙井茶，沉酣茶乡竟月不归。其《四时幽赏录》云:

西虎之泉，以虎跑为最。西山之茶，以龙井为佳。谷雨前，采茶旋焙，时激虎跑泉烹享，香清味冽，凉沁诗脾。每春当高卧山中，沉酣酌新茗一月。

不少文人与茶相伴一生，至死也不忘佳茗。清人丁敬“常年爱饮黄梅雨，垂死犹思紫梗茶”，丁敬以黄梅雨烹紫梗茶，对于茶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古时茶价很高，某些贡茶乃至价比黄金，但也有一些文人为饮茶不惜倾家荡产。夏茂卿《茶董》云:

黄鲁直以小龙团半铤题诗赠姚无咎，有云:“曲几蒲团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鸡苏胡麻留渴羌，不应乱我官焙香。”东坡见之曰:“黄九恁地怎得不穷！”

文士不仅爱茶，还爱屋及乌，连盛茶的壶也爱。古往今来不乏爱壶者，宋明尤盛，周密《癸辛杂志》云:

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缨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以黄金千两为之，以敬尚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

在宋代，一个士大夫茶人若无一套精美的茶具会被人耻笑。《曲洧旧闻》云:

范蜀公与司马温公同游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取纸为帖，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温公见而惊曰:“景仁乃有茶具也。”蜀公闻其言，留合与寺僧而去。后来士大夫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尤未厌。晁以道尝以此语客，客曰:“使温公见今日之茶具，又不知云如何也。”

宋人迷茶壶竟至十分荒唐的地步。南唐李煜(937—978)即李后主，诗文、书画、音乐无所不通，对茶事亦精。有个叫壶执的造壶匠人，仅仅因为善造茶壶而视为国之栋梁之才，授太子宾客，超拜侍中，开宝五年(972)并晋封为沙苑侯，名重江南。《沙苑侯传》云:

壶执字双清，晋陵义兴人也。其先帝尧土德之后，后微弗显，散处江湖之滨。迁至义兴者为巨族，然世无仕宦，故姓氏不传。迨至南唐李后主造澄心堂，罗置四方玩好，以供左右。唯陆羽、卢仝之器粗不称旨，郁郁不乐。骑省舍人徐铉持笏奏曰:“义兴人壶执，中通外坚，发香知味。蒙山妙药，顾渚茗芽，非执不足以称任。使臣谨昧死以闻。”后主大悦，爰具玄束帛、安车蒲轮，加以商山之金，蜀泽之银，命铉充行人正，使入义兴山中，聘执入朝。执乃率其昆弟子姓，方圆大小，举族以行。陛见之日，整服修容，润泽光美，虽有热中之诮，实多消渴之功。后主嘉之，授太子宾客，超拜侍中。日与游处，每当曲宴咏歌之际，杯斝具备，必与执偕。执亦谨身自爱，以媚天子。由是君臣之间，欢若鱼水，恨相见之晚也。开宝五年，论功行赏，执以水衡劳绩，封为沙苑侯，食邑三百户，世世勿绝。一日，后主坐凉风亭召执侍食，执以免冠顿首曰:“臣以泥沙陋质，缘徐铉之荐，谬膺睿赏，爵为通侯，苟幸无罪。但犬马之年已及耄耋，诚恐一旦有所阽缺，辜负上恩，臣愿乞骸骨归田里，留子孙之愿朴端正者供上指麾，臣死且不朽。”后主曰:“吁！四时之序，成功者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嘉侯之志，依侯所请，加特进光禄大夫，予告驰驿还乡。”于是骑省铉及弟锴、中书侍郎欧阳遥契等，设供帐祖道都门外。侯归，结庐义兴山中以居。吴越之间，高人韵士，山僧野老，莫不愿交于侯。侯亦坦中空洞，不择贵贱亲疏，倾心相结，百余岁以寿终。

历史上以一技之长而取功名、得富贵，不乏其人，然壶执善待自己，善始善终，难能可贵。然壶执若非当时茶风鼎盛，若非李后主嗜茶，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介工匠而已。文末载“外史氏”一段评论十分有意思，文曰:

吾观古人，如汉之飞将军李广，束发百战，卒不封侯。今壶执以一艺之工，辄徼万户之赏，岂不与羊头、羊胃同类共讥哉。然侯固帝尧之苗裔，封于陶之别派，而又功济于水火，德敷于草木，其膺侯爵不虚也。

至明代，茶具不再崇金贵银，而以陶瓷茶具为时尚，且更追求茶具的美观和实用。明人冯时可《茶笺》云:

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味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于他茶，亦无不可。

《茶说》云:

器具清洁，茶愈为之生色。今时姑苏之锡注，时大彬之砂壶，汴梁之锡铫，湘妃竹之茶灶，宣城窑之茶盏，高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为之珍重。即唐宋以来，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云:

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此又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但如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惑矣。考其创始，自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又提学颐山吴公读书金山寺中，有青衣供春者，仿老僧法为之，栗色暗暗，敦庞周正，指螺纹隐隐可按，允称第一，世作龚春误也。万历间，有四大家:董翰、赵梁、玄锡、时朋。朋即大彬父也。大彬号少山，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遂于陶人擅空群之目矣。

清代人以壶的收藏为乐趣，家藏一名壶便奇货可居。《清稗类钞》云:

潮州某富翁好茶尤胜。一日，有丐至，倚门立。睨翁而言曰:“闻君家茶甚精，能见赐一杯否？”富翁哂曰:“汝乞儿，亦解此乎？”丐曰:“我早亦富人，以茶破家，今妻孥尤在，赖行乞自活。”富人因斟茶与之。丐饮尽，曰:“茶固佳矣，惜未及醇厚，盖壶太新故也。吾有一壶，昔所常用，今每出必携，虽冻馁，未尝舍。”索观之，洵精绝色，色黝然。启盖，则香气清冽。不觉爱慕，假以煎茶，味果清醇，迥异于常，因欲购之。丐曰:“吾不能全售，此壶实价三千金，今当售半与君，君与吾一千五百金，取以布置家事，即可时至君斋，与君啜茗清谈，共享此壶，如何？”富翁欣然，诺，丐取金归，自后，果日至其家，烹茶对饮，若故交焉。

如上所举，大唐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里，中国的文士嗜茶一以贯之，且不止于口腹之欲，而成为一种灵魂的需求。如同一位外国哲学家所言“那是一种对无限者的渴求”(多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这个“无限者”即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老子的“道”，宗教中所称的“上帝”或“神”。当然，士子茶人并无意将茶变为一门宗教，因为有了儒、道、佛三教，一切低层次的植物崇拜无论怎样拔高，也不可能形成能为全社会接受的“茶教”。虽然陆羽有“茶神”之称，但这只是行业神祇，是茶业界为满足于祈福者的要求而心造的偶像。无论如何，7000字的《茶经》绝不可能成为“茶教”(当然没有)的“经典”。所以，我们只能说，士子迷茶只是一种“宗教情结”。

二、著名文士茶人及其宗教信仰

中国茶道其所以具丰富的儒、道、佛三教文化的内涵，中国士子其所以有解不开的宗教情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士子一般是多神论者或泛神论者，这些有很大差别的宗教观不合逻辑地杂汇于士子的精神生活中。当他们介入茶事后，注入茶事的宗教文化思想便五花八门。

既然他们的文化思想以儒、道、佛为主，这就决定了中国茶道具儒、道、佛三教的文化底蕴。我们若考察一下历代著名文士茶人，便不难证明这一结论。

首先要说到的是茶神陆羽，他是大唐首席茶人，著名诗人，一个“执儒典不屈”的士子，但他并非纯粹儒者，自幼抚育于“积公之禅院，九岁学属文，积公示以佛书出世之业”，“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并“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陆文学自传》)。与道士亦有交往，如李冶、张志和等辈。总的来看，陆羽是半僧半儒。所以，陆羽的《茶经》以儒教文化为根基，同时杂糅佛、道思想。

写《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的李白，是初唐著名的“酒仙”，但也是茶人。这是一首佛茶诗，也杂有道家的思想。李白自号“青莲居士”，似乎一心向佛。其实，他也是不着青衣的道士，受道教濡染很深，史称他“五岁诵《六甲》，十五游神仙”，成年后又与道士为友，其《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云:

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游名山。

这位与道士高谈混元的大诗人终于登坛受箓，成为道教中人。所以，他的仙人掌茶诗有股佛气，但也注入道家诗的意象，诗人笔下是由“山洞”、“乳窟”、“仙鼠”、“玉泉”、“仙人掌”组成的洞天福地。

刘长卿与陆羽有过交往，曾写有《送陆羽之茅山寄李延陵》一诗送别。刘长卿是崇道的，他在《关门望华山》中云:“仿佛仍伫想，幽期如眼前。”另一首诗中云:“独上云梯入翠微，蒙蒙烟雨映岩扉。世人知在中峰里，遥礼青山恨不归。”表达了一种对道门临渊羡鱼的心情。类似的还有韦应物，他作有《喜园中茶生》，《唐才子传》卷四称他“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必焚香扫地而坐，冥心向外”。虽然没入佛、道之门，但已具僧人道士的心态。

大诗人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是中晚唐文人中笃信佛教的代表人物。他晚年多病，一方面与琴茶相伴，一方面沉迷于佛教，“归三宝，持十斋，受八戒”，热衷于修寺造像，藏经唱偈。他认为佛教“以禅定为根，以慈忍为本，以报应为枝，以斋戒为叶”，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策林六十七·议释教僧尼》)。同大多数士大夫一样，白居易对佛教是有选择的，他对具很大随意性并颇具世俗情趣的南宗禅情有独钟，常与友人“以南宗心要互相诱导”，以致“忘怀之后，亦无穷通，用此道推，颓然自足”(《答户部崔侍郎书》)。如其茶诗所言:“每夜坐禅观水月”(《早服云母散》)、“斋罢一瓯茶”(《招韬光禅师》)。

写《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的柳宗元，他将茶视做“甘露饭”、“蓬瀛侣”，将茶事融入佛事。他是唐代的文学创作家，又是著名的哲学家，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陈述个人向佛的原因:一是“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道异”；二是为浮屠之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则焉从？”(柳宗元《送崔浩初序》)这说明了柳宗元嗜茶是要做一个“嗜闲安者”，这颇合于禅宗的教义。

刘禹锡以写《西山兰若试茶歌》著称于茶学界。在佛教哲学上主张以“静”为最高境界，认为“即动求静，故能常定；绝缘离觉，乃得究竟”(刘禹锡《赠别君素上人并引》)。正是这种对“静”的追求，促使他进入茶文化圈，成为著名茶人。

韦处厚写过《茶岭》一诗，他是佛门信徒，曾为大义禅师写过传记，其文曰《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他本人深受大义禅师的影响，《旧唐书》称他“雅信释氏因果，晚年尤盛”。

和陆羽有过交往的权德舆写有《送陆太祝赴湖南幕》一诗。毫无疑问，他是陆羽饮茶集团的骨干成员之一。权德舆曾为禅宗领袖人物马祖道一撰写碑文，记述他的传法之功。而权德舆本人深受禅宗的影视，自称“往因稽首，粗获击蒙”，“已被清凉”。(www.xing528.com)

李德裕是中唐后期名相，写有《故人寄茶》、《惠泉》、《忆茗芽》等诗，并有鉴茶的掌故流传于世。他是中唐著名政界茶人。对于佛教，他从玄理角度推崇禅教牛头宗，刘禹锡说他“尚理信古，儒元(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门贩佛以眩人者，而于真实相深达焉。尝为大师(法融)像设，宜从本教。言自我起，因自我成”。看来他为禅宗的良性发展采取了有效的行政措施。晚唐诗人、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写有《重阳日访元秀上人》等几首茶诗，他的茶诗“以淡为宗”，有禅的意境。他从禅教里汲取美学营养，丰富自己。他很重视禅宗在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上的教化功能，曾说“禅乃诱劝之宗，先训其性而后入人者耳”(《泽州灵泉院记》)。

以写《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的卢仝，还写有《忆金鹅山沈山人》一诗，两诗皆是道家茶诗的力作。卢仝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并自称“卢山人”。他宗老庄，虽非道士，却已入道家之门。

中唐著名诗人顾况以写《茶赋》著称于世。他还写有《焙茶坞》、《过山农家》等茶诗。顾况尊崇道教，他的《梁广画花歌》就是一首地道的道家诗，诗云:

王母欲过刘彻家，飞琼夜入云车。

紫书飞付与青鸟，却向人间看好花。

上元夫人最小女，头面端正能言语。

手把梁生画花看，凝掩笑心相许。

心相许，为白阿娘从嫁与。　　　　

诗中写的仙女，虽不食人间烟火，但颇具俗世人的感情，天真烂漫，情窦初开，有如小家碧玉。顾况曾师事当朝宰相李泌，向他学习道家养生之术，并“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被劾贬官后携全家去茅山，炼金拜斗，做了道士。

诗人皮日休是晚唐著名茶人，写茶诗，著茶书，于中国茶学贡献颇大。他对茶中之道的孜孜以求不是偶然的，他努力将带半强迫性的儒家礼仪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心的追求，他认为“以心求道”，就可以“以心为天子，为诸侯，为圣贤”(《厚己》，《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八)。他介入茶事，不满足于表面化的口腹之欲，而要在茶中悟道。他的诸多茶诗和茶文体现了这一点。

至两宋社会，禅宗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投合士大夫的口味。两宋士子面对君主专制的重压，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心灵的负荷几致不堪忍受，于是自然而然地在宗教中寻找慰藉，尤其是两宋充满活力的禅宗备受士大夫的欢迎。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禅宗吸取佛教的哲学世界观、修心养性的方式和非逻辑的禅宗独特表达方式，充实儒学并革新儒学；另一方面，可将禅宗作为平衡心理的手段，选择山林避世、逃世，为人选择进取之路的同时也准备一条可以解脱的退路。如参政钱端礼临终遗言所云:

浮世虚幻，本无去来。四大五蕴，必归终尽，虽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大丈夫磊磊落落，当用把定，立处即真。顺风使舵，上下皆可；因斋庆赞，去留自在。此是上来诸圣，开大解脱，一路涅槃门，本来清净空寂境界，无为之大道也。(《五灯会元》卷二十)

这段话表达了两宋文人的普遍心态，一方面要进取，一方面要解脱，所谓“上下皆可”、“去留自在”，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皈依禅教。志磐的《佛祖统记》对当时士子转向禅教的状况说得十分透彻，文曰:

荆公王安石问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

方平的话可算说透了两宋时代宗教发展的状况，古老的孔孟之道已笼络不住天下士子，新儒学又尚未产生，而佛教在展示其魅力，当时的佛教是以禅宗为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道教也在发展变化之中，道教内部表现为“一种对羽化飞升、祭醮禳禁等夸诞鄙俗的巫术化道教的厌恶情绪及对修心养性、返璞归真的老庄之学、明心见性的禅宗之学及复性明理的新儒学的景仰”(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而当时士大夫普遍是“从心理上的清净恬淡、无欲无念，到生理上的主静去躁、守气养神，再到生活情趣上的清高脱俗、高雅闲逸及行动上的雍容泰然、不急不躁，构成了宋代士大夫最中意的一套人生哲理与行为模式”(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士大夫的心理定势又促使道教内部向老庄归变，融入禅宗哲学，摒弃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巫仪方术。这一发展态势至北宋末年著名道士张伯端(紫阳真人)的《悟真篇》中得到了全面的展开。

南宋是禅宗的盛世，这一发展势头至明清仍不衰。但道教自元代后明显的世俗化、封建化，日益演变为粗鄙的方术巫仪，明嘉靖时代的道士又将这种荒诞推向极端，为士大夫们所唾弃。两宋以后的中国士子多归禅门，他们在与禅僧的交往中用机语问答，吟诗酬唱，并一块儿研讨茶艺。

如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他是个茶人。虽为大儒，但又喜读大慧宗杲的语录，并说“今之不为禅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也”(《朱子语录》卷六)。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即“集古录一千卷，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鹤一双”(《欧阳文忠公全集·外集》卷十五)，并终老于山林。显然，他选择的是进退自如的禅家生活方式，所以，活得豁达、潇洒。他反对道教，认为“茹草木，服金石，收日月之精”者是“贪生之徒”，但赞同道教的“养生之术”。晚年对道教较有兴趣，与道士交往，临终前写诗云“云深路绝无人到，鸾鹤今应待我来”(《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

北宋苏轼是文坛巨星，工诗文，善书画，一生喜与名僧交游，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之善者常十九”。据诗文所载，苏轼交的僧友不下百余人。他对禅门不仅心入还身入，著有《读坛经》，对《六祖坛经》的“法、报、化”三身进行“阐发和补充”(《东坡志林》卷二)。他常与禅僧斗机锋，《五灯会元》卷十六载苏轼与释了印斗机锋，云:

(了)印云:这里无端明坐处。坡云:“借师四大作禅床。”印云:“老僧有一问，若答得，即与四大作禅床；若答不得，请留下玉带。”坡即解腰间玉带置案上，云:“请师问。”印云:“老僧四大皆空，五阴非有，端明问其坐处。”坡无语。印召侍者:“留下玉带。”

他的诗中有禅境，他的豁达大度是禅教熏陶的结果，他的做派有浓厚的禅悦之风，可谓宋代士子迷禅的典范。苏轼不仅迷禅，对道教也有所吸收，少时曾拜道师张易简为师，对道教“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表示赞赏(《东坡先生全集》卷十七《上清储祥宫碑》)。他的这些宗教观点在他的茶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苏轼的朋友和学生黄庭坚(1045—1105)写有《茶词》、《以团茶洮州绿研赠无咎文潜》、《谢黄从善司业惠山泉》等多首茶诗。黄庭坚入禅宗黄龙派门，成为黄龙派嫡传弟子，聆听禅旨(《居士传》卷二十六)。他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之一云:

万事同一机，多虑乃禅病。

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

莲花生淤泥，可见嗔喜性。

水应近幽香，心与晚色静。

因他已入禅宗之门，禅宗《灯录》将他列入黄龙一派。他对道教也不隔膜，自号“山谷道人”，宗老庄以山林为归宿。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出生于茶乡，一生嗜茶，茶书上常提到他。他写有《夜汲井水试茶》、《兰亭花坞茶》等数十首茶诗。他的茶诗有仙味，有禅味。这毫不奇怪，诗人出身于奉道世家，丰富的藏书中道书就有2000多卷，他的老师曾写过一首《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眫》的诗鼓励他学道。

明代袁宏道写过一些茶的散文，所著《西湖记述》对龙井、天池、虎丘、岕茶等名茶都作过精当的评述。袁宏道曾宣称论讲禅除李挚外天下无敌。

还有诸多未提及的文士茶人，他们多非醇儒，而是由儒入佛，或由儒入道。如唐代，“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宋明清则盛行禅悦之风。可以说，千余年里的文士走的是三教调和的路，他们“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是他们介入茶事，给中国茶道注入宗教文化的基因。

三、一支庞大的文士饮茶队伍

中国文士茶人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

唐宋之前有数位文士嗜茶，如西汉的王褒(？—前61)，字子渊，四川资中人，曾雇用了为家童，负责“烹荼尽具”、“武都买茶”，并立了《僮约》，这是两汉时期饮茶的坚强证据，为诸多茶书所引用。

三国时张揖，字稚让，魏国清河(今属河北)人，太和中为博士，所撰《广雅》有当时茶事的记载，文曰:“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此文反映了三国及以前时期流传在民间的饮茶习俗，这是一种十分原始的痷茶和茶羹的饮茶方法。

西晋的张载，字孟阳，安平人，写有《登成都楼》，内有“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两句言茶。

西晋文学家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属山东)人，写有《娇女诗》，内有“心为荼荈剧，吹嘘对鼎”两句言茶。

西晋江统(？—310)，字应元，陈留(今河南开封市陈留镇)人。喜饮茶。宋《江氏家传》云:“江统字应元，迁愍怀太子洗马，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蓝子、菜、茶之属，亏败国体。”他并不反对饮茶，只是反对茶叶买卖，认为商乃末业，不可在皇家重地交易。

西晋诗人杜育(？—311)，赋家，字方叔，襄城邓陵(今湖北襄阳)人。所作《荈赋》是较早的一首正宗茶诗，以茶为专门描写对象，后世人评价甚高。宋吴俶、苏轼分别写诗赞曰:“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将他的《荈赋》与陆羽的《茶经》并称。

北魏的王肃(464—501)，子恭懿，临沂人。他常饭鲫鱼羹，汤饮茗叶，因其善饮，京师士子讥之为“漏厄”。他在中国北方推广茶饮，但多不效尤。王肃为曲意逢迎魏高祖，尽违心地贬低茶饮，说:“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唯茗不中，与酪为奴。”自此，茶又多了一个“酪奴”的别称。

隋唐五代时期，文士茶人多如天上的星斗，有诗文可证者，如:

李白、高适、储光羲、刘长卿、颜真卿、杜甫、裴迪、王建、于鹄、张籍、钱起、顾况、戴叔伦、智积、皎然、陆羽、李季兰、张志和、韦应物、李嘉祐、灵一、从谂、张又新、封演、皇甫冉、皇甫曾、卢纶、袁高、武元衡、权德舆、孟郊、刘禹锡、白居易、杨嗣复、李绅、柳宗元、刘言史、牟融、赵赞、王涯、李德裕、韦处厚、施肩吾、姚合、郑巢、周贺、元稹、项斯、张祜、朱庆馀、章孝标、卢仝、杜牧、许浑、李商隐、李约、常伯熊、刘得仁、张文规、温庭筠、李郢、李栖筠、李郢、朱景云、薛能、李群玉、崔珏、曹邺、郑愚、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李咸用、秦韬玉、郑谷、贯休、齐己、刘兼、虚中、栖蟾、修睦、若水、郑遨、吕岩、陆希声、徐夤、曹松、鲍君徽、徐铉、成彦雄、毛文锡、和凝等。

宋代“茶星”之佼佼者如:

丁谓(966—1037)，字谓之，苏州长州(今苏州)人，淳化进士，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封晋国公。任福建漕使时督造贡茶，创大龙凤团饼茶以献。故有“建溪团茶始丁谓”(清诗人释超全诗《武夷茶歌》)之说，著有《北苑茶录》三卷。稍后，与他齐名的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大学士，善别茶，曾督造小龙团，故诗称“前丁后蔡相笼加”(《茶酒词典》)

北宋文学家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属山东)人。所作《茶园十二韵》表达了他督造贡茶时的情景和心情。

诗人林逋(967—1628)，字君复，号和靖，杭州钱塘(今属杭州)人。好茶，曾写有《烹北苑茶有怀》一诗。

余清(1000—1064)，字安道，韶州曲州(今属广东)人。他是《和伯恭自造新茶》一诗的作者，此诗说明了茶可助诗兴。

文同(1018—1079)，字与可，漳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人。作有《谢人寄蒙顶新茶》一诗。

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989—1052)，喜茶，并常与人斗茶。好友章珉写来茶歌，他欣然和之，写下了《和章珉从事斗茶歌》，用生动优美的诗句反映了宋代文人斗茶的习俗，具很高的史料价值。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喜饮茶，对煮茶之法和辨水之法颇有研究，写有《寄茶与平甫》一诗。

文学家叶清臣，字道卿，苏州长州(今属苏州)人。喜茶，著有《煮茶小品》一书。

赵汝砺著《北苑茶录》，分十余类目，详详细细叙说了北苑贡茶院的生产情况，是研究宋代贡茶之制的珍贵文献。

唐庚(1091—1121)，字文西，眉州人，著有《斗茶记》，内云，“茶不问团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颇有创意，为人所称道。

文学家陈师道(1053—1101)，字履常，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为《茶经》作序，内云:“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

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1081—约1151)，自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爱烹茶，常与赵明诚烹茶对书，并仿酒令创茶令取乐。

南宋诗人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原居郑州管城，后迁庐陵(今属江西)。累官至右丞相。性嗜茶，著茶诗多首。

南宋文学家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著茶诗多首，如《舟泊吴江》、《迟日》、《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等。

两宋时期著名茶人还有张咏、司马光、苏辙、周辉、王令、孔平仲、朱松、熊蕃、戴昺等人，其阵容稍逊于中晚唐。

金元时期著名文士茶人有写《雪煎茶》的谢宗可，医学家王好古从医理角度论茶功，袁桷(1266—1327)作《煮茶图并序》，翰林学士朱升写《茗理》诗并序。

至明代，朱元璋罢造龙团后促使饮茶方式的变革，追求随意和生活化，但文士茶追求高雅并无改变。较之两宋，明代文士茶有继承也有发展，是中国茶道发展的又一高峰。

这一时期的文士热衷于著书立说，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总结前人的创造，使茶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明朝宁王朱权撰写《茶谱》，约成书于1440年前后，全书16则，2000余字，内容侧重于茶叶品评和煮茶用具的介绍。

钱椿年于1539年前后删校《茶谱》，介绍了茶的“品、艺、采、藏、制”及煎茶的四点要求(择水、洗茶、候汤、择品)等。陈荣亦于1592年前后再编《茶谱》。

陆树声，字与吉，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礼部尚书。于1570年前后著《茶寮记》，全文500字，引言后有人品、品泉、烹点、尝茶、煎茶、茶候、茶勋7条，统称“煎茶七类”。

许次纾字然明，好品茶，于1597年著《茶疏》，全书36则4700字，对茶的采、制、藏、煮及用水均有较详细的论述，是明代一部较重要的茶学专著

熊明遇于1608年前后著《罗岕茶记》，全书7条500字，对岕茶的品质、采摘及收藏均有论述。

江苏江阳县的周高起写有《洞山岕茶系》传世。冯可宾字正卿，益都(今山东寿光南)人，曾著《岕茶笺》，全书12则1000字，论述了岕茶的命名、采制、贮藏、鉴别、烹饮、茶具及饮茶禁忌等。

罗廪于1609年撰写《茶解》一书，全书10目3000字，分论茶的原(产地)、品、艺(栽培)、采、制、藏、禁(采茶禁忌)、器等。

喻政于1613年编《茶书全集》，辑录古茶书26种，分仁、义、礼、智、信五部分。

田艺蘅，字子艺，钱塘(今杭州)人，对于择水有独到的见解，著《煮泉小品》一书，内分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和绪谈10章。

冯时可，松江华亭人，著《茶录》一篇，讲茶的采造和煮饮。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著《茶话》一书。

文学家屠隆，字长卿，鄞县人。精于茶事，著《茶说》，另著《考槃余事》，专设《茶》一章，并有茶诗传世。

张谦德曾模仿陆羽，亦著《茶经》一书，该书记载了当时的名茶50余种。

周履清，字逸之，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曾撰《茶德颂》。

大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他从医学角度研究茶，并将茶作为药物写入《本草纲目》。

明末清初的余怀(1518—1593)，字澹心，福建莆田人，著《茶史补》一书。

明代茶人于茶文化的杰出贡献是以著茶书为特点，乃茶文化之集大成时期。为茶写诗文的也不乏其人，如唐寅、文徵明、张岱、李渔等人，时大彬、供春二人在壶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至清代，著茶文，写茶诗，潜心茶事，较为突出的有郑燮、袁枚、梁家钜、朱蒙、阮葵生、杜睿、邱子明、张孝思、董小宛等人。但中国茶道发展至此渐渐滑入低谷。并非茶风不盛，而是饮茶为市井文化所浸润，业已平民化、世俗化，士子茶的文化品位较唐、宋、明三朝大为逊色。

唐、宋、明三朝千余年里，文士饮茶族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文化品位高；二是队伍人数多；三是多居社会上层，并能左右社会某一方面，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四是都有某种宗教信仰，或儒或佛，或二者兼有，或三者兼有；五是饮茶不仅仅满足于口腹之欲，还有“艺”与“道”的追求；六是不仅饮茶，还写诗文歌咏其事，或著书立说谈玄论道。因以上六点，士子便成为中国茶人的主体，是灵魂，是核心，因他们的存在和运作而使茶成为国饮，并创立和发展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国茶道，使之成为艺苑生活文化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