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茶与自然
道教以老子为教主，老子的主张是在抱雌守一、无为无欲的“虚静”与“超越”状态中体悟“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的“道”。“道”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若诉诸感官则“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不可得“道”，只有通过“心斋”、“坐忘”来实现这种体验。去何处“坐忘”呢？当然只能远离尘世，回归自然怀抱。所以老子留下《道德经》5000言出关而去，不知其所终。庄子学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去山林“坐忘”，反挖苦请他出山为官的王侯使者，不为“国者所羁”。
老庄并非对国事无动于衷，而是要做一个自由的山林政治家，以自然为庙堂，并与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者过不去，著文讥之。事实上，一些高明的帝王宰相多“外示儒术，内用老庄”，并不单崇儒教。
我们不妨称儒家为在政的城市派，他们活动的范围在权力中心；而道家为在野的山林派，他们活动的范围在白云深处，人迹罕至，有鸟鸣虎啸，白石清泉。道教以老庄的自然观为圭臬，创造了“琼岛”、“昆仑”、“瑶台”、“阆苑”、“蓬莱”之类令人向往的天堂乐园，并将道教诸神安排在三十六天、三岛、十洲、五岳万川、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风景优美的去处，道观亦多在名山胜境，至于城市镇子只派了一个级别最低的城隍老爷去管理，派小家子气十足的灶神去各家监督，一年去上界汇报一次，述职兼打“小报告”。
道教的神是“天之最高者”和“鬼之至灵者”(《礼记》)，远山离天最近，故安排神人居焉；仙为何者？“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释名》)，还得在山上居焉。庄子在大自然作逍遥游，他笔下是瑰丽而神奇的世界，《庄子》云: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诸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庄子·秋水》)
庄子笔下的自然是人的自然，也是神的自然，他于自然，已是“物我两忘”，所谓“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庄子·齐物论》)，这即是“人的自然化”的命题。
南方的楚文化以屈原为代表，他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作品属巫术文化体系，里面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较完整地保留了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如《离骚》中描绘的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流沙毒水、八龙婉婉……表现的是一种比现实生活更神奇缤纷的世界！
道教创建后不久即爆发了黄巾起义，此后便社会动荡，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就是门阀士族也厄运难逃，人人都感到生命短促，苦难太多且祸福不可把握，连一代英雄曹操也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建安时代的士子们在表面看来是颓废、悲观、消极，而骨子里是对人生的执著，企图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寻找慰藉和人生的归宿，企图在玄言任诞中消磨时光并重塑士子形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态下抬出了尘封数个世纪的庄子，为他重新包装弄得大红大紫，玄言诗和山水诗亦因有了合适的气候土壤条件而蓬勃生长。文化人虽不一定通过道教去认识庄子，但道教尊庄子为真人确实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推动了魏晋时代肇始的庄学热。
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时代，那些“有自给自足不必求人的庄园经济，有世代沿袭不会变更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门阀士族的心思、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学转向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主体存在”(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风度》)，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文化人开了一个好头:陶情于山水，与白石清泉为伴，或短期游赏，或归隐田园，如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辈。
茶之成为“自然茶”不仅仅言其是自然之物，还包含饮茶的自然主义，即在大自然中饮自然之茶，并在饮茶中寻求对自然的回归。
名山出名茶，名山有道观，道士近水楼台先得月，开饮茶风气之先，且汲的是山泉，煎的是高山云雾茶，在大自然中饮自然茶，得益于大自然的造化。
中国的道士良莠不齐，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全仰仗士大夫们光大道教茶风，并发挥道教茶(也可称之为“道家茶”)的自然主义精神。
其实，自魏晋之后，中国文化人纵不饮茶，也要张扬自然主义，因为这已成为文学和艺术的美学标准。魏晋时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云: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刘勰所言是纲领性质的，所谓“原道”指文学原于“自然之道”，“自然”意为本然、天然、自然而然，指规律亦包括天地万物的本体在内。他的话反映了魏晋时代的美学思想，以自然之“道”作为诗文美的最高追求。
饮茶作为一门实用艺能，更能直截了当地贯彻自然之道──(www.xing528.com)
可以像唐代诗人刘言史那样，“敲石取鲜火，撇泉避腥鳞。荧荧爨风铛，拾得堕巢薪”(刘言史《与孟郊洛野泉上煎茶》)，在洛北作“野外之饮”；
可以像唐代诗人张籍那样，“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张籍《和韦开州盛山茶岭》)，于清晨露水未干时去茶岭采摘“紫芽连白蕊”(张籍《和韦开州盛山茶岭》)；
可以像宋代诗人罗大经那样亲自煮茶，“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捆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罗大经《鹤林玉露》)，陶醉于大自然的箫声之中；
可以像唐代大诗人杜甫那样，“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杜甫《重过何氏五首》，见《全唐诗》卷二百二十四)，择一佳境，在春日傍晚饮茶题诗；
可以像唐代诗人白居易那样，于名山胜境结茅而居，手辟茶园(《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
也可以名水烹名茶，名壶插名花，如《阳羡名陶续录》所云:
闲得板桥道人小帧梅花一支，旁列时壶一器，题云:峒山秋片茶。烹以惠泉，贮砂壶中，色香乃盛。光福梅花盛开，折得一枝，归啜数怀，便觉眼耳鼻舌身直入清凉世界，非烟火之人所能梦见也。后系一绝:“因寻陆羽幽栖处，倾倒山中烟雨春。幸有梅花同点缀，一支和露带清芬。”
古人吟咏饮茶野趣的诗句很多，例如:
白居易:“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来更清绝，竹影踏斜阳”；
苏轼:“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
谢应芳:“星飞白石童敲火，烟出青林鹤上天”；
长宽:“花雨随风散，茶烟隔竹消”；
吴鼎芳:“何处茶烟起，渔舟系竹西”；
德祥:“寂寞南山下，茶烟出树林”；
孙一庆:“眼底闲去乱不开，偶随麇鹿入云来。平生于物元无取，消受山中茶一杯”；
吴苹香:“临水卷书帷，隔竹支茶灶。幽绿一壶寒，添入诗人料……”
然野趣不可常得，室内饮茶为合于自然之道，就必须在茶室的位置选择、建筑设计及陈设布置创造一个小小的自然环境，如廖燕的《半幅亭试茗记》可算得其旨趣，半幅亭的主人可算是知茶且知茶之自然之道，文曰:
亭在韵轩西之南，声影寂寥，方嫌花翻鸟语之多事也。萝垣苔砌，修竹施绕，亭赘其中而缺基半，如郭恕先画云峰缥缈，仅得半幅而已，因以为名。亭空闲甚，似无事于主，主亦无事于客。然客至不得不须主，主在不得不揖客。客之来，勇于谈，谈渴则宜茗，而亭适空闲无事，遂以茗之事委焉。安鼎瓯窑瓶汲器之属于其中，主无仆，恒亲其役。每当琴罢酒阑，汲新泉一瓶，箑动炉红，听松涛飕飕，不觉两腋习习风生。举瓷徐啜，味入襟解，神魂俱韵，岂知人间尚有烟火哉！地宜竹下，宜莓苔，宜精庐，宜石坪上；时宜雨前，宜朗月，宜书倦吟成后；侣则非眠云跂石人不预也。品茗之法甚微，予从高士某得其传，备录藏之，不述也。独记其清冷幽寂，茗之理倘能如是乎！
这段文字将我们带入茶境:在一个花翻鸟语、萝垣苔砌、修竹施绕、云峰缥缈的地方饮茶，并且琴音与煮茶水声交响。主客皆得品茗之趣，两腋风生，神魂俱韵。这茶境“艺术氛围”的基调是“清冷幽寂”。茶人“借”大自然的造化创造一个自然的茶境，而不是“夺”大自然之造化。只有这种环境才可帮助悟道之人建起“心斋”，在静寂中“坐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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