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茶与清谈
魏晋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新思潮时期，是道家学派最活跃的时期，其特点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思想解放，易、老、庄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的经学，更为甚者是一批名士“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使西汉独尊的儒术由鼎盛走向衰落；
二是个性张扬，突破传统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一种“任诞”的世风。
两晋士大夫继承两汉名士之风并有标新立异，讲求容止和清言，如屠隆鸿《苞节录》卷一所言:
晋重门第，好容止。崔、卢、王、谢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而已被冠带。
肤清神朗，玉色令颜，缙绅公言之朝端，吏部至以此臧否。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动相夸许，鄙勤朴而尚摆落，晋竟以此云扰。
追溯清谈之风当始于正始，即三国时期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8)，时有以“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为代表的清言派，任诞狂放，终日借酒对坐谈玄。这是名教与自然正面冲突之时代，亦是庄子走红之时代。
庄子于哲学、于文学都该以“伟大”誉之，虽然“博学和才辩不弱似何人，当时也不是没人请教他，无奈他脾气太古怪，不会和他们混，不愿和他们混……庄子一辈子只是不肯做事，大概当一个小吏，在庄子则让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据他自己的学说，做事是不应当的，还不只是一个肯不肯的问题”。(闻一多《激进人生·庄子》)。他还巧妙挖苦王侯们派来的使者，所以太史公说“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落寞一生，且身后埋没数百年，遇上了魏晋士子“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好时机，他的避世、逃世、养生、返璞归真及神仙思想、“道”的学说成为魏晋清言派的灵感之源，他的对个性张扬的主张及放任的做派可为魏晋士风之滥觞。加之“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既不敢匡世，退而谈玄远，既可保项上人头无虞，又可不失士子风度。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文化心态下，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先后有崔撰、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等人为《庄子》作注，一时间“三日不谈老庄，则舌本间强”。
魏晋时代清谈之风的记载很多，如:
靖虽年逾七十，爰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三国志·蜀志》卷八《许靖传》)
臣州茂德唯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
入则见其清淡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
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后汉书》卷一百《郑太传》)
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时步玉趾，樵苏不爨，清谈而已。(《支选》卷四十二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
清谈干云，高谈阔论，乃至清谈永日不为炊，足见谈兴之浓，谈风之盛！
谈些什么呢？魏晋言老庄，此后随世推移，宋明言心性。汉晋之际还有清议，即评论人物。
清谈与道家有直接关系，故归于本章言茶与清谈。
《海录碎事》载:(www.xing528.com)
晋司徒长史王濛，字仲祖，好饮茶，客至辄饮之。士大夫甚以为苦，每欲濛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自此之后，“水厄”成了饮茶的戏语。《洛阳伽蓝记》载，魏立国后定都洛阳，鼓励南方士大夫归魏。王肃入魏后不食北人羊肉及酪浆，他嗜茶如故，北人讥茶为“酪奴”，但也有北人想学饮茶的，文曰:
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而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盖彭城王家有吴奴，故以此言戏之。
彭城王即呼茶为“酪奴”，对于刘缟习茗饮他以“逐臭”、“学颦”责之。呼茶为“水厄”有一定地域性，南人不解，所以闹了笑话。《洛阳伽蓝记》载:
后梁武帝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元乂)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乂意，答曰:“下官生于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乂与举座之客皆笑焉。
北人称茶为“水厄”，南人不晓其所指，理解成久雨成灾，所以惹得举座捧腹而笑。
王濛是太原晋阳人，出身士族。史称“神气清韶，年十余岁放迈不群，弱冠检尚，风流雅正，外绝荣竞，内寡私欲”，他是名士，尚清谈又嗜茶，话说个没完没了，茶喝个没完没了，主人谈兴未已，客人已喝个肚儿圆，故苦不堪言，称之为“水厄”。
魏晋“竹林七贤”时代多狂傲之气，故以酒助谈，宋朱肱《北山酒经》云:
大率晋人嗜酒……王忱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至于刘、殷、嵇、阮之徒，尤不可一日无此。要之酣放自肆，托于曲蘖，以逃世网，未必真得酒中趣尔。古之所谓得全于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药自有妙理，岂特浇其胸中之垒块者耶。
大概由于酒是“狂药”，难免喝得失去理智，祸从口出，即所谓“一言沽祸”。鉴于“魏晋之际士多无全者”的教训，往后的名士便趋于沉静，选择既助兴又理智的茶作为助谈的饮料，自此开了清谈饮茶之风。至唐宋之后，此风不衰，改变的仅是话题，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谈的内容有别，或谈文，或议政，或摆龙门阵，或说风月，或拉家常。茶馆更是公众清谈的场所。革命潮起，政权嬗替之际，茶馆老板不得不贴出“莫谈国事”的警语以告诫茶客。
唐代文宗皇帝李昂(827—840在位)“尚贤乐善罕有伦比……常延学士于内廷讨论经义，较量文章，令宫女以下侍茶汤饮馔。”(苏鹗《杜阳杂编》)
朱权《茶谱序》谈骚人羽客“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瓢汲清泉注入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汤将如蟹眼，量客众寡，投数匕于巨瓯。候茶出相宜，以茶筅摔令沫不浮，乃成云头雨脚，分于啜瓯，置之竹架。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朱权所言是边谈边烹边便饮茶，谈兴与茶趣相称，在座的是言者又是饮者，主客投缘，谈话投机。
许次纾《茶疏》云:“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唯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他认为酒是世俗交际饮料，而茶助高士清淡，各派各的用场。
文震亨《长物志·香茗》云:茶用于“物外高隐，坐语道德”，或“青衣红袖，密语谈私”。
南宋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言当时“客至则设茶，客去则设汤”之茶俗的缘起是因为“恐其语多伤气，故其欲去，则饮之以汤”。由此可见当时谈风之盛，茶风之盛。
徐珂《清稗类钞》言清代北京茶肆“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大约茶馆不是官场，以和为贵，连朝廷大官也随俗以茶助谈。而上海之妓接客入门先“作茶话”，曰“打茶围”。上海地棍选择茶馆了却是非，但不是以茶助清谈，而是讲道理，断是非曲直，名曰“吃讲茶”。
刘鹗《老残游记》第九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三人品茗促膝谈心”云:“话言未了，苍头送上茶来，是两旧瓷碗，淡绿色的茶，才放在桌上，清香已竟扑鼻。只见那女子接过茶来，漱了一回口，又漱了一回，都吐向炕池之内去，笑道:‘今日无端谈到道学先生，令我腐臭之气，玷污牙齿，此后只话谈风月矣。’”这个女子说的倒是实话，清谈须看对象，对秀才谈书，对屠夫说猪，和风尘女子谈风月，可算是找到了知音，但纯洁之茶入青楼助人说淫秽亦如良家女子落入火坑而无力自拔。
清谈之风无褒贬之意，其好坏取决于谈话内容。“清”有两解:一作清尚解，是名士高雅之举，谈玄论道，切磋学问，非俗人所能为；一作高谈阔论解，废话说了一河滩，皆无益于现实人生。茶是清尚之饮料，茶助清谈主要指有关学问、知识、人生、政治、经济之类的话题，似此不至于玷污茶之高洁。但茶进入世俗社会亦难免助秽言恶语、闲言碎语、狂言乱语，此非茶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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