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与茶学的融合：个体主动与文化规范的共存

第四节　仁学与茶学

一、孔孟的仁学

孔学虽大，但可用三个字概括，曰“礼、乐、仁”。

“礼、乐”是因循，“仁”则是创新。

孔子讲“仁”不仅为释“礼”，且已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故以“仁学”称之。

何谓“仁”？此字在《论语》中出现上百次，具多义、模糊、变易的特点，所以历代经学家一说再说，却从无达诂。

孔子论“仁”，见于《论语》，例如: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矣。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论语·里仁》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万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如何？”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全也。不知其仁也。”

——《论语·公冶长》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忍。”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论语·颜渊》

我们虽然不能给孔子的“仁”下一确切定义，但可以把握其整体模式，其内涵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仁政”推行“王道”。孔子的仁学力图维护的是原始民族体制中所具有的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并举起一面“仁”的旗帜，号召恢复并维护氏族统治体系的上下尊卑关系和等级秩序，反对过分的、残暴的压迫和剥削。他以伟大的却又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希望修补那写着“民主”和“人道”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此后，另一位大儒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仁政王道”说，主张经济上恢复井田制，“为民制产”，实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政治上“尊贤”，“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而仁政王道的基础是得民心，故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滕文公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实现王道的关键是统治者要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何谓“不忍人之心”？即“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二是强调“修身”做个“君子”。所谓“君子”，即具有“仁”的人。“仁”是伟大的人格，实现仁政必须靠氏族贵族中的个体成员，这些成员要能负起推行仁政的历史使命就必须首先是个仁者。而人非生而知之，因此就要修身，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孟子发展了孔学，提出先验的“性善论”和“四端说”，在《孟子·公孙丑》一文中说: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为儒者立了修身的标准，即“仁、义、礼、智”四端。

儒家对孔孟仁学的政治目标概括表达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乃塑造个人人格；“齐家治国”所讲的“家”与“国”指同一的氏族、部落；所谓“平天下”，指的是“氏族(大夫)──部落(诸侯)──部落联盟(天子)”的社会体制。

中国的儒士介入茶文化，必将顽强地表现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用孔孟的仁学去影响和规范茶学。其所以是“必然地”，是因为孔孟的仁学已成为中国儒士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

二、剖析贡茶之制看王道、霸道与茶道

孔孟仁学与茶学的结合体现在以茶道弘扬王道。

早在周武王时代，巴蜀茶便已做贡品礼敬天子，茶已负载起维系“天子”与“诸侯”尊卑关系的历史重任。

秦汉之际成书的《神农本草经》讲:“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将发现茶的历史上推到原始社会，人类的童年时代。神农是否发现了茶姑且不论，无根无据地让神农叨光，这一手法却是源于孔子的“托古改制”，祖述尧舜。

《茶经·七之事》载——

《吴志·韦曜传》:“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悉以七升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

《晋中兴书》:“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原注:《晋书》以纳为吏部尚书)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遂陈盛馔，珍馐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晋书》:“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饮，唯下七尊柈茶果而已。”

《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孙皓“密赐茶荈以代酒”是人们熟悉的典故，它不仅说明茶功，还说明吴主孙皓巧妙全君臣之礼，表现出一种仁义君主的长者风度。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献至尊，这一茶礼体现了乱世君臣之义。

当晋代社会日渐奢靡之时，陆纳以茶为素业，桓温以茶宴替代酒宴，这体现了当权者的“思想导向”:以茶倡廉抗奢。两晋时代，“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如晋武帝带头奢侈，臣子们积极响应，大臣何曾每日膳食达万金，还言没啥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儿子何劭有过之而无不及，每膳食贵两万钱。任恺比何劭过之，而又比不上王济、王恺、羊诱，这三位与石崇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奢侈荒淫的纵欲主义使世风日下，深为君子们痛心疾首，陆纳、桓温一批政治家提倡饮茶的本意在于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以推进仁政。

唐宋时代茶道大行，茶叶的生产、饮用、贸易已具前所未有的规模，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条发展的原因，而决定因素是李唐朝廷和赵宋朝廷的提倡，确立为国饮，并运用政令和选派官吏用多种方式发展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开辟财源，富民富国，使饮茶之俗风靡全国并传播海外任何个人的影响都比不上国家机器运转的作用。茶道靠王道而发展，并成为弘扬王道的特殊方式。

当然，其推动力不仅仅是封建朝廷，还有广大儒士的自觉参与。

中唐时代，贡茶最有名的是湖州顾渚的紫笋茶，唐代诗人张文规《明州贡焙新茶》，诗云:

凤辇寻春半醉回，

仙娥进水御帘开。

牡丹花笑金钿动，

传奏吴兴紫笋来。

紫笋茶又称阳羡茶，产地不同而其形其质相同，故产于义兴(今江苏宜兴)的阳羡茶又叫义兴紫笋。卢仝《茶歌》诗云:

天子未尝阳羡茶，

百草不敢先开花。

安知百万亿苍生，

命坠颠崖受辛苦。

阳羡列为贡品功在陆羽，是他在大历二年(767)向常州刺史李栖筠建议贡阳羡茶(与顾渚紫笋茶在同一茶区)，“栖筠从之，始进万两”。

陆羽发现了品质优秀的茶叶，作为一个儒者，他首先想到的是献给皇帝，以尽臣民一片忠心。在儒者看来，凡世间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好看的、好玩的、好穿的，天子当为天下先，此乃天经地义，否则会陷入不仁不义。

宋代诗人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受宋仁宗赏识，授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写有《南有嘉茗赋》，诗云:

南有嘉茗……　　　　　　　　　　　　

一之雀舌露，掇而制之以奉乎王庭；　　

二之曰鸟喙长，撷而焙之以备于公卿；　

三之曰旗枪耸，骞而炕之将求于利赢；　

四之曰嫩茎茂，团而范之来充乎赋征……

茶分四等，雀舌奉君，鸟嘴敬公卿，旗枪市售，四等充赋，大概草民只配享用等外草茶了。梅诗人将人次第之，茶亦次第之，并非以茶邀宠，实乃尊孔圣人遗教。雀舌若不奉君，而惠及山野草民，这等级秩序岂不是来了个颠倒？文人们一方面要忠君，另一方面又怕招来物议，自要巧言令色，以全其气节。《武夷茶考》有段妙文，曰:

按丁谓制“龙团”，蔡忠惠制“小龙团”，皆北苑事。其武夷修贡，自元时浙省平章高兴始，而谈者辄称丁、蔡。苏文忠公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北苑贡时，武夷已为二公赏识矣。至高兴武夷贡后，而北苑渐至无闻。昔人云，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宦官、宫妾之爱君也。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相亚，而进茶一事乃侪晋公。君子举措，可不慎欤。

照此公的解释，进茶不同于进荔枝、桃花，因茶有助于务学勤政，无损于士子的“直道高名”。这里也表现出孔孟仁学的虚伪性，“民贵君轻”仅用来告诫治国者时时不忘“得人心”，但真要实行断乎不可。

话题再回到阳羡贡茶上，《檀几丛书》载:

“茗山在宜兴县西南五十里永丰乡，皇甫曾有《送羽南山采茶》诗，可见唐时贡茶在茗山矣。”“唐李栖筠守常州日，山僧献阳羡茶。陆羽品为芬芳冠世，产可供上方。遂置茶舍于洞灵观，岁造万两入贡。后韦夏卿徙于无锡县罨画溪上，去湖汊一里所。许有谷诗云:‘陆羽名荒旧茶舍，却教阳羡置邮忙’是也。”“义兴南岳寺，唐天宝中有白蛇衔茶子坠寺前，寺僧种之庵侧，由此滋蔓，茶味倍佳，号曰蛇种。土人重之，每岁争先饷遗，官司需索，修贡不绝。迨今方春采茶，清明日，县令躬享白蛇于卓锡泉亭，隆厥典也。后来檄取，山农苦之，故袁高有‘阴岭茶未吐，使者牒已频’之句。郭三益诗:‘官符星火催春焙，却使山僧怨白蛇。’卢仝《茶歌》:‘安知百万亿苍生，命坠颠崖受辛苦。’可见贡茶之累民，亦自古然矣。”

这段文字讲贡茶累民之苦，似乎陆羽难辞其咎。

我们剖析自李唐王朝开始的贡茶制度，可见王道与霸道并见于茶道，仁政与苛政并见于茶事贡茶之制颇合孔孟仁学要旨，《诗·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公贵族食毛践土，自然包括誉为“山中灵芝”和“麒麟草”的茶在内。

暂且不论苛民之事，贡茶之制的确刺激了唐代茶业的发展，其益处有如下几点:

(1)推动了茶叶的广泛种植。据《茶经·八之出》所载，中唐时已形成山南、淮南、浙西、浙东、剑南、黔中、江西及岭南八大茶区，共43个州郡。因茶业的繁荣才有了最早的茶叶区划，大大促进了中国茶叶布局的区域化、专业化和商品化。

(2)推动了茶业科学研究。因贡茶获利多，官吏可借此升官晋爵，显而易见的利益驱使茶农和各级官吏狠抓茶叶生产的各个环节，改进种植方法，培育优良品种，精研制茶工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诞生了陆羽的《茶经》。

(3)出现了诸多贡品名茶。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唐时贡茶共14品名，如常州阳羡茶、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湖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纳贡是当时确认名茶的方式，所以，贡茶制刺激了名茶的研制和生产，也同时培养了茶人的精品意识。

(4)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官办茶叶加工厂。自陆羽于大历二年向朝廷推荐紫笋阳羡茶后，紫笋茶名声大噪，列为朝廷贡品，并于大历五年(770)在顾渚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贡茶院。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劳力来源不是官奴和番户，而是以“和雇匠”方式雇茶叶专业户入院造茶，“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每当贡茶采制季节，湖、常两州刺史要亲自上山督采、督制、督送，并在顾渚山啄木岭“境会亭”邀请茶专家和文人雅士莅临，共商修贡事宜和监评贡茶品质。有一次白居易应邀却因病爽约，于是写了一首诗表示遗憾，题目是《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道是: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薄黄酒对病眠人。

由诗中可以看出，常州、湖州官吏抓贡茶生产颇为卖力。据史料记载，当时在紫笋茶焙制盛期，山上采茶役工3万余人，用制茶工匠千余人，焙茶工场百余所，制茶工房30余间，累月方毕。唐建中二年(781)进贡数额达3600串(每串约500克)，会昌年间(841—846)增至18400串。至宋代，贡茶院仍承担造茶充贡的任务。史载:

《吴兴掌故》:“顾渚左右有大小官山，皆为茶园，明月峡在顾渚侧，绝壁削立，大涧中流，乱石飞走，茶生其间，尤为绝品。张文规诗所谓‘明月峡中茶始生’，是也。”“顾渚山，相传以为吴王夫差于此顾望原隰可为城邑，故名。唐时，其左右大小官山皆为茶园，造茶充贡，故其下有贡茶院。”

《天下名胜志》:“南岳古名阳羡山，即君山北麓。孙皓既封国后，遂禅此山为岳，故名。唐时产茶充贡，即所云南岳贡茶也。”“常州宜兴县东南别有茶山，唐时造茶入贡，又名唐贡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均山乡。”

《武进县志》:“茶山路在广化门外十里之内，大墩小墩连绵簇拥，有山之形。唐代湖、常二守会阳羡造茶修贡，由此往返，故名。”

《北苑别录》记载:

九窠十二陇、麦窠、壤园、龙游窠、小苦竹、苦竹里、鸡数窠、苦竹、苦竹源、鼯鼠窠、教练陇、凤凰山、大小焊、横坑、猿游陇、张坑、带园、焙东、中历、东际、西际、官平、石碎窠、上下官坑、虎膝窠、楼陇、蕉窠、新园、天楼基、院坑、曾坑、黄际、马安山、林园、和尚园、黄淡窠、吴彦山、罗汉山、水桑窠、铜场、师如园、灵滋、苑马园、高畲、大窠头、小山。右四十六所，广袤三十余里，自官平而上为内园，官坑而下为外园。方春灵芽萌拆，先民焙十余日，如九窠十二陇、龙游窠、小苦竹、张坑、西际，又为禁园之先也。

造茶旧分四局。匠者起好胜之心，彼此相夸，不能无弊，遂并而为二焉。故茶堂有东局、西局之名，茶有东作、西作之号。凡茶之初出研盆，荡之欲其匀，揉之欲其腻，然后入圈制，随笪过黄有方。故有花，有大龙，有小龙，品色不同，其名亦异，随纲系之于贡茶云。

采茶之法，须是清晨，不可见日。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挝鼓集群夫于凤凰山(山有伐鼓亭，日役采夫二百二十二人)，监采官人给一牌，入山至辰刻，则复鸣锣以聚之，恐其逾时贪多务得也。大抵采茶亦须习熟。募夫之际必择土著及谙晓之人，非特识茶发早晚所在，而于采摘亦知其指要耳。

《北苑别录》说明了宋承唐制，贡茶仍沿袭官焙制，由种到采到造一如旧例，贡茶院起到了“茶业科研所”、“茶场”、“茶叶加工厂”的多种作用。以顾渚紫笋茶而言，自唐广德年间(763—764)始贡，至明洪武八年(1375)革罢停贡，经历6朝，延续6个多世纪，对于中国茶业的发展功不可没。陆羽以顾渚为茶叶科研基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亦功不可没。

当然，贡茶累民之苦也人所共知。据《唐国史补》记载:“长兴贡，限清明日到京(今西安)，谓之急程茶。”《唐食货志》载:“李隆基天宝(742—755)中，南岳贡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山农苦之。”李适贞元五年(789)规定湖州贡茶分五等，第一等贡茶必须于清明节运到京城，1个月行4000里，邮递之苦不堪想象。诗人李郢，字楚望，长安人，唐宣宗大中年间进士，诗人目睹茶工抢时采制贡茶和急程递解情景，作《茶山贡焙歌》，诗云:

使君爱客情无已，客在金台价无比。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

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

凌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

朝饥暮匐谁兴衰。

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一晌还成堆。

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

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

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

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吾君可谓纳谏君，谏官不谏何由闻？

九重城里虽玉食，天涯吏役长纷纷。

使君忧民惨容色，就焙尝茶坐诸客。

几回到口重咨嗟，嫩绿鲜芳出何力？

山中有酒亦有歌，乐营房户皆仙家。

仙家十队酒百斛，金丝宴馔随经过。

使君是日忧思多，客亦无言征绮罗。

殷勤绕焙复长叹，官府例成期如何？

吴民吴民莫憔悴，使君作相期苏尔。

这首诗37句，多侧面极写贡茶忧民之苦，然究竟谁该承担罪责呢？自然不能开罪于皇帝，“吾君可谓纳谏君”，民主且人道的君主咋会干这糊涂事？督办此事的使君更是大大的好人，“忧民”竟成“惨容色”，终日“忧思”、“长叹”、“咨嗟”，见民憔悴，“作相期苏”。李郢最终让谏官当了替罪羊，君是明君，然“谏官不谏何由闻”？作为儒者，他并不反对以贡茶表示臣工一片爱君之心，只是希望不违仁政王道，对百姓不可掠夺压榨过度，导致反抗，使封建秩序瓦解，天下大乱。

诗人袁高是中唐进士，曾拜京畿观察使，迁官至礼部尚书。唐兴元元年(784)袁高出任湖州刺史，目睹顾渚茶农采焙贡茶之苦，这位以孔孟仁学为追求的儒者以忧愤交加的心情写了一首长长的《茶山诗》，镌于西顾山摩崖，并斗胆进呈唐德宗，表现了一个儒者的伟大人格:忠君忧民、慷慨有节、犯颜直谏、直道热肠，诗人忧民出自仁者的“不忍人之心”，希望以己“不忍人之心”激动君王“不忍人之心”，以尽儒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职。

德宗既未纳谏，亦未加罪于他。此后任湖州军事刺史并官至宰相的于修贡于顾渚时，登西顾山，有感于袁高的仁者之心，于摩崖题刻云:“使持节湖州军事刺史臣于，遵奉诏命，诣茶院修贡毕，登西顾山最高堂，汲岩泉□□茶□□，观前刺史袁高留题刻《茶山诗》于石。大唐贞元八年岁在壬申春三月。”至唐文宗李昂时，有“湖州刺史前试太子御史”杨汉公者，拜读了袁高《茶山诗》，又亲眼见了急程茶累民实情，借他前太子御史的显赫地位，于开成四年(839)斗胆上书，请求把急程茶日期延缓三五日，终得皇帝恩准，茶农稍稍松了一口气。

袁高《茶山诗》云:

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

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

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

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

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

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

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

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

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

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

心争造化功，走挺麋鹿均。

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

皇帝尚巡狩，东邱路多堙。

周回绕天涯，所献愈艰勤。

况减兵革困，重兹固疲民。

未知供御余，谁合分此珍？

顾省縤邦守，又惭复因循。

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

较之李郢的《茶山贡焙歌》，袁高的《茶山诗》更见思想锋芒:指责后王失其本，这“本”就是儒学的“仁政王道”，而导致沦入“苛政霸道”；指责借贡茶以趁机渔利的奸佞小人，指责“供御余”幸分一杯羹的寄生阶层。此诗极写民生之苦，表现了诗人的“忠君爱民”思想。

诗人卢仝自号玉川子，范阳人，隐少室山，征谏议不就。甘露之祸时因宿王涯第不幸殃及池鱼被无辜杀死。他那首著名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名《茶歌》)涉及贡茶之患、茶农之苦。诗中“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一句写尽了李唐王朝的霸道，诗人同情百亿苍生，甚至说贡茶坑民所造成的损失之重是永难苏息。诗的主要内容是言茶功，涉及贡茶之患虽只几句，但分量沉重。

进入元明，贡茶制有所削弱。明太祖朱元璋本出身贫寒，参加元末农民起义时辗转江南，对茶农疾苦有所了解，南京称帝后御茶园依前朝旧例进贡精工细琢的龙凤团茶，他鉴于此制劳民伤财，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改革不仅纾解了民困，且导致造茶法和饮茶法的革命，自此以散茶取代了团茶，始于唐代的炙烤煮饮饼茶法则代之以直接泡散茶的“一瀹而啜”法，开近代冲茶茗饮法之先河。在茶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儒士当然欢迎这一变革，这是茶道向仁政王道的回归。

三、剖析榷茶之制看王道、霸道与茶道

历代儒者反对贡茶扰民，也反对榷茶伤民。《瑞草总论》说:

唐宋以来有贡茶，有榷茶。夫贡茶，犹知斯人有爱君之心。若夫榷茶，则利归于官，扰及于民，其为害又不一端矣。

何谓榷茶？即茶叶专卖，也泛指征茶税及管制茶业取得专利的措施。

唐代榷茶制出笼的背景之一是由于唐代“茶的产销数量既大，其采摘焙制亦必相应以大规模方式进行”，“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制茶必须雇佣大批工资劳动者来进行商品生产”(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这显然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这是唐代农业中唯一的一种商品化的农业生产。儒者治国视商为末业，鉴于大唐商业的发展，便推行禁榷政策以抑商，以直接扼杀中国微弱的资本主义因素。

代表封建主利益的儒士们不愿意看到新兴的资产阶级崛起，最有效的扼杀办法是将有利可图、发展前景看好的工商企业收归官营，私人不许染指。

唐代榷茶始末详载于《唐书》。始于德宗，围绕税之增减和禁榷、纳榷，几经变化，文曰:

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兴利者益进。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穆宗即位，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遗李珏上疏谓:“榷率本济军兴，而税茶自贞元以来方有之。天下无事，忽厚敛以伤国体，一不可。茗为人饮，盐粟资。若重税之，售必高，其弊先及贫下，二不可。山泽之产无定数，程斤论税，以售多为利，若腾价则市者寡，其税几何，三不可。”其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制。武宗即位，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夺掠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踏地钱。大中初，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如法论罪，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模，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钱使于悰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元和十四年，归光州茶园于百姓，从刺史房克让之请也。“裴休领诸道盐铁转运使，立税茶十二法，人以为便。”“藩镇刘仁恭禁南方茶，自撷山为茶，号山曰大恩，以邀利。”“何易于为益昌令盐铁官，榷取茶利诏下，所司毋敢隐。易于视诏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赋毒之乎？’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耶？’易于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及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陆贽为宰相，以赋役繁重，上疏云: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税茶钱积户部者，宜计诸道户口均之。

德宗纳赵赞议，为茶农提供常平本钱，然后十税其一，倒不失为官民两利的举措，富国又富民。茶税“岁得钱四十万缗”，确为国开了巨大财源。文宗及位，郑注和李训用事，“初浴室召对，上访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郑注传》)。文宗的新茶法是对茶园不仅“统购、统销”，还要“统筹”，如令狐楚所言，“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有同儿戏，不近人情”，主张“一依旧法，不用新条。唯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卖，必较销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上以彰陛下爱人之德，下以竭微臣忧国之心，远近传闻，必当感悦”(令狐楚《请罢榷茶使奏》，《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一)，令狐之意只是要在茶事中行仁政王道，尽儒者忠君爱民的本分，当然无意于保护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王涯成了文宗的替罪羊，“(太和九年)，李训事败，……仇士良鞠涯反状，……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唐会要》卷八十七)。王涯之死再次证明了孔孟的见解:得天下须先得民心；民如水，可载舟可覆舟；民须有恒产。

无独有偶，为榷茶益昌令盐铁官何易于自焚身亡，其死因是拒征茶税，不愿因独爱一身而“移暴于民”，与王涯之死结果一样，但意义相反，一个“重于泰山”，一个“轻如鸿毛”。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何易于作为孔孟传人，牢记圣人遗训，并身体力行之。他既不愿抗旨不遵落个不忠，又不愿施暴于民落个不仁，于是一死了之，以全其“仁、义、礼、智”，自我完善“君子人格”。

榷茶法成熟于宋代，《宋史》载:

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之蕲口，为榷货务六。初，京城、建安、襄复州皆有务，后建安、襄复之务废，京国虽存，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者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江陵府，潭、沣、鼎、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悉从六榷货务鬻之。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圈模中串之，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沣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上中下或第一等至第五为号者。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给其食用者，谓之食茶，出境者则给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原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凡民茶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民造温桑为茶，比犯真茶计直十分论二分之罪。主吏私以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轻减。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旧条加一等论。凡结徒持杖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兴国四年，诏鬻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厥后更改不一，载《金史》)

陈恕为三司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条陈利害，第为三等，具奏太祖曰:“吾视上等之说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下等之说，固灭裂无取。唯中等之说，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行之数年，公用足而民富实。太祖开宝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异于常岁，请高其价以鬻之，太祖曰:“道则善，毋乃重困吾民乎。”即诏第复旧制，勿增价值。(www.xing528.com)

宋代榷茶制始于乾德二年(964)，初在京城、建安、襄复州置场榷茶，次年扩场，榷蕲、黄、庐、寿等州茶，置14场榷茶，岁入百万缗。几经调整，至太平兴国年间相对稳定，全国设榷货务6处、山场13个。榷制规定:园务生产茶叶，先向山场领取“本钱”，采制已，除交纳租税和本钱的茶叶外，余额也全部交售给山场。商人买茶，先向榷货务交付金帛，然后凭证到榷货务或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嘉祐四年(1059)废榷茶改行通商法。雍熙(984)后由于军需紧缺，改令商人输粟京师或纳粮刍于边塞，然后凭据兑取江淮、荆湘茶叶，此即所谓贴射、三说和四说诸法。崇宁四年(1105)推行引法，有长引、短引二种。宋代茶法严峻，为确保专卖制度的实施，以严刑竣法打击匿茶者、私贩者、毁茶者、造假者、盗卖者，轻则拷打黥面，重则斩首弃市。然宋太祖立法的本意是“勿乃重困吾民”，唯求“公用足而民富矣”，体现王道精神。当茶法出偏差时，便会有出仕的儒者奏明圣上权衡变化，以保证公私两利，宽民抑豪商。如北宋著名儒者欧阳修(1007—1072)，系仁宗天圣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政知事。仁宗嘉祐四年(1059)朝廷颁布《通商茶法诏》，次年欧阳修写《论茶法奏状》呈仁宗皇帝，建议废除刚实行的通商茶法，历数新法有一利五害，文曰:

臣窃闻议者谓茶之新法既行，而民无私贩之罪，岁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两浙数路之民，旧纳茶税，今变租钱，使民破产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举族而逃，或自刎而死，此其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贩至少，大贾绝不通行。前世为法，以抑豪商，不使过侵国利与为僭侈而已。至于通流货财，虽三代至治，犹分四民，以相利养。今乃断绝商旅，此其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税茶路分，犹有旧茶新税，而新茶之税绝少。年岁之间，旧茶税尽，新茶不登，则顿亏国用，此其为害三也；往时官茶容民入杂，故茶多而贱，遍行天下，今民自买卖，须要真茶，真茶不多，其价遂贵。小商不能多贩，又不暇远行，故近茶之处，顿食贵茶，远茶之方，向去更无茶食，此其为害四也；近年河北军粮，用见钱之法，民入米于州县，以钞筹茶于京师，三司为于诸场务中，择近上场分特留八处，专应付河北入米之人，翻钞算清。今场务尽废，然犹有旧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籴，日下未访。窃闻自明年以后，旧茶当尽，无可算清，则河北和籴，实要见钱，不唯客旅得钱变转不动，兼亦自京师岁岁辇钱于河北和籴，理必不能，此其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补五害，今虽欲减放租钱以救其弊，此得宽民之一端尔，然未尽公私之利害也。

欧阳修认为新茶法是一利不足以补五害。他的“尽公私之利”和“宽民”的主张表现了儒者忧国忧民之心。

北宋茶法为南宋、元、明和清代前期沿用，基本上以引制为主，小有变化。直至清咸丰(1855—1861)后外商获准在内地设栈开厂，引法渐废，代之以征收厘金税或其他税种。

纵观通行千余年的榷茶法，可以看出历代儒生欲以仁学贯穿茶学、以王道统领茶道者不乏其人，然苛政霸道亦贯穿始终。明万历年间，富阳鲥鱼和茶并贡，特产成了百姓苦难根源，佥事韩邦奇写下了一首《茶歌》，诗云: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　　　　

鱼肥夺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生别都？　　

富阳山，何日摧？　　　　　　　　

富阳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　　　　

呜呼！　　　　　　　　　　　　　

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富阳江百姓不仅未叨光山水之利，得茶鱼之益，反罹其害，于是愿山摧江枯，茶死鱼无，这是百姓绝望的呼声和愤怒的呐喊！并控诉“昊天”不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以历代许多农民起义无不与茶法有关。如唐文宗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事变”，榷茶使王涯被腰斩后，“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僖宗乾符四年(877)爆发黄巢起义，江南茶农纷纷响应。宋太宗淳化四年(993)茶贩出身的李顺、王小波揭竿而起，转战川陕。宋宣和二年(1120)两浙江南路的茶园户在方腊领导下，在睦青溪(今浙江淳安)举义。宋建炎二年(1128)广大茶户参加福建建州叶沣起义。宋景德年间小茶户赖文政在两湖起义。

发人深省的事是1773年美国的波士顿也为茶税爆发了“毁茶事件”。当时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王乔治三世于1765年规定，凡殖民地所用茶叶及其他物品均须课税，因人民的反抗，英议会不得不于1767年更改法律，仅收茶税，每磅课税三便士。美国人民坚决反对茶税，拒购茶叶，一些著名城市，如波士顿、纽约、查理士敦、费城等地人民纷纷组织抗茶会，并提出:凡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藏茶、装卸茶、售茶、购茶者当视为公敌。1773年11月27日，第一艘载运茶叶的船只“达特默斯号”到达波士顿港口，12月16日波士顿群众约5000人，于上午10时在老南教堂集会，集会决定:达特默斯号必须于当于下午驶离波士顿，此决定遭海关和总督拒绝，波士顿群众群情激奋，结队涌向格林芬码头，一些扮成“摩霍克族印第安人”模样的人手持短斧，分组登上茶叶船，劈开木箱，将三艘船上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倾入海水中，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波士顿毁茶事件”，后人在港口立碑文曰:

此处以前为格林芬码头，1773年12月16日，有英国装茶之船三艘停舶于此，为反抗英王乔治之每磅三便士之苛税，有90余波士顿市民(一部分扮作工人)，攀登船上将所有茶叶342箱，悉数投入海中，以是而成为世上闻名之波士顿抗茶会爱国壮举。

百年之后，美国诗人、评论家、哲学家爱默生作《波士顿》诗，大意是:

噩耗来自乔治英王，王曰:“尔业繁昌，今予文诰尔等，尔当输将茶税；税则至微，轻而易举，乃与尔约，实尔光荣。”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作《波士顿茶会谣》，诗曰:

叛变海湾中之水，犹带来茶滋味。

“北头”老侩在水烟管中，犹辨得熙春香气。

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尽诱其敌于酣眠，惟觉醒之民族是励。

在统治阶级手中，王道、霸道是交替使用的招数，有时两者如影随形，难以截然分开。如中唐的顾渚急程茶害苦了江南茶农，但急程茶之设是为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唐天子以茶宴代酒宴大会群臣，借此调整君臣关系，显示王者风范和盛唐气象。这一举措无疑的是确认茶为国饮，对于茶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推动了茶叶的生产、科研和外贸，从治国平天下角度看亦不失为明智之举、创新之举。

四、饮茶与治国

饮茶与治国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该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饮茶的社会效益？对此，宋徽宗赵佶有较深刻的理解。在其《大观茶论》中说:

尝谓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求者，其类不一。谷粟之于饥，丝枲之于寒，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须而日用，不以时岁的舒迫而可以兴废也。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举，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且物之兴废，固自有时，然亦系乎时之污隆。时或遑遽，人怀劳悴，则向所谓常须而日用，犹且汲汲营求，唯恐不获，饮茶何暇议哉？世既累洽，人恬物熙，则常须而日用者，固久厌饫狼藉。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呜呼！至治之世，岂唯人得尽其才，而草木之灵者，亦得矣，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论》。

徽宗皇帝不仅懂艺茶、制茶、煎茶和饮茶，还懂饮茶之文化底蕴，可算得上知茶道的皇帝。他认为茶的社会作用是“致清导和”，乃“盛世之清尚”。茶“中淡闲洁，韵高致静”，乱世难以为饮；只有在太平盛世，“百废俱举，海内宴然”，缙绅布衣，无论贵者贱者，都热心于茗饮，以“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也只有在盛世，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利。徽宗所言极是，观千余年饮茶历史，茶风总是盛于太平年月，遇上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吃穿匮乏，生命难保，哪来雅兴汲水烹茶！中国茶道创于唐、兴于宋明，其大发展时期多系社会相对稳定时期。因社会安定而茶风兴盛，茶风的兴盛又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清”指公正廉明，“和”指社会安定，“致”、“导”二字是说茶对政治的推动作用，“清”、“和”是孔孟仁政的目标。历代儒者重视茗饮不仅仅为了口腹之欲，还把它纳入治国良策，视为致太平之术。

历代封建王朝如何用茶“致清导和”呢？

以茶调整人际关系。封建时代对内最主要的双边关系，有如《中庸》所言:“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而至关重要的是处理好君臣关系，茶往往成为密切君臣感情的载体。作为臣子，发现了茶之名品，必须贡朝廷以表忠心。《晋书》记载:温峤表，遣取供御之调，条列真上茶千片，茗三百，大薄。

至隋朝，臣子贡茶竟成升官之途，《潜确类书》进士权纾文云:

隋文帝微时，梦神人易其脑骨，自尔脑痛不止。后遇一僧曰:“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帝服之有效，由是人竞采啜。因为之赞。其略曰:“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

茶固然有助于调节君臣关系，但因成了升官晋爵的敲门砖，因此被讥之为“面目严冷”，称之为“乳妖”(夏茂卿《茶董序》)。

北宋王朝，大小臣工皆以贡茶取媚天子，造饼茶、研膏、蜡面尤觉不佳，太平兴国初又特制龙凤模，造团茶以别“庶饮”。庆历中蔡君谟又创小龙团以进。元丰间以更为精致的密云龙取代。宋人的心思全用在以茶奉万乘之尊上。北宋熊蕃，字茂叔，福建建阳人，号独善先生。徽宗宣和年间著《宣和北苑贡茶录》载:

凡茶芽数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鹰爪，以其劲直纤锐，故号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带一叶者，号“一枪一旗”；次曰“紫芽”，乃一芽带两叶者，号“一枪两旗”；其带三叶、四叶，皆渐老矣。芽茶早春极少，景德中，建守周绛为《补茶经》，言“芽茶只作早茶，驰奉万乘尝之可矣”。如一枪一旗，可谓奇茶也。故一枪一旗，号“拣芽”，最为挺特光正。舒王送人官闽诗云“新茗斋中试一旗”，谓拣芽也。或者乃谓茶芽未展为枪，已展为旗，指舒王此诗为误，盖不知有所谓拣芽也。夫拣芽犹奇如此，而况芽茶以供天子之新尝者乎？芽茶绝矣！至于水芽，则旷古未之闻也。宣和庚子岁，漕臣郑公可简，始创为银线水芽。盖将已拣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以制方寸新，有小龙蜿蜒其上，号“新龙团胜雪”。又废石、的、白三乳鼎，造花二十余色。初，贡茶皆入龙脑，至是虑夺真味，始不用焉。盖茶之妙至胜雪极矣！故合为首冠。然犹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为上之所好也。异时，郡人黄儒始撰《品茶要录》，极称当时灵芽之富，谓使陆羽数子见之，必“爽然自失”！蕃亦谓:“使黄君而阅今日，则前乎此者，未足诧焉！”然龙焙初兴，贡数殊少，累增至元符，以片计者一万八千，视初已加数倍，而犹未盛。今则为四万七千一百片有奇矣。

据熊蕃所言，这场以比忠心为目的之贡茶比赛还未止于登峰造极的密云龙，宣和年间任福建转运司的郑可简更创银线水芽，只取芽茶“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并用此水芽制方寸小，有小龙蜿蜒其上，号曰“新龙团胜雪”。每由18000片增至47100片左右。不仅茶佳，包装也十分讲究，要护以黄罗软盝，藉以青箬，裹以黄罗夹复，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篾丝织眫贮之，凡数重。一价值40万，还仅可供数瓯之啜耳(《乾淳岁时记》)。

作为皇帝，他们也发现茶性平和，可凭借为感情的载体以和君臣。

唐天子常以茶赐大臣和文士。宋代，每年皇帝要“视学”，带领王公大臣到国子监拜祭孔子，慰问教员学生，并听“讲经”，以表示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活动中按例“赐茶”，并成为朝廷礼数之一，规定了赐茶仪式，显得庄严和谐。国子监是古代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才济济，此举虽施惠于少数士子，但笼络的是天下士子。《宋史·礼志》中载哲宗视学，遂幸国子监，诣至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一献再拜。御敦化堂。召从官赐座，礼部太常寺本监官承事郎以上侍立。承务郎以下，三学生坐于东西庑。侍讲吴安诗执经，祭酒丰稷讲《尚书·无逸》终篇。复命宰臣以下至三学生坐，赐茶；丰稷赐三品服，本监官等赐帛有差，遂幸烈武成王庙，酌献，肃揖。

唐司业吴茵等转官改秩，循资赐章服文武学生，授官免省试文解，赐帛有差，所司预设次于敦化堂后，又于堂上稍北当中两间设次，南向设御坐，又设从官及讲筵讲书执经官并太学官坐御坐之南，东西重行异位，太学生坐于两庑，相向并北上。宰臣以从官之次设于中门外。皇帝酌献文宣文毕，幸太学降辇入次，帘垂更衣礼，直官通事舍人引讲官与侍立官入就堂下，皆系鞲讲书，执经官、学生各立堂下东西相向俟报，班齐。皇帝升坐，班首奏万福，在位者皆应诺，讫。阁门承旨监阶宣:“升堂！”通事舍人喝拜，应在位者再拜，讫分左右升堂，各就位少立，起居郎舍人分左右侍立。礼直官通事舍人引讲书及执经官就北向位，班首奏万福，阁门使宣:“升堂！”舍人喝再拜讫，分东西升堂位于御左右。讲书官东西，东向执经官在东，西向。学生就北向位，舍人喝拜，在位者皆再拜，立于东西两庑。内侍进书案以经授经官，稍前进于案上。舍人喝拜，就座，宰臣以下并堂上坐如阁门所进坐位图，讲书皆通事舍人曰“可起”，群臣皆起，降阶立。执经官降，讲书官于御坐前致辞。讫，亦降。舍人喝拜，如有宣答即再喝拜，阁门宣:“坐，赐茶！”舍人喝拜讫，宰臣以下升堂各立于位后，学生各就北向位，舍人喝拜，在位者皆俱拜，讫。各分东西庑以北为上下，舍人喝:“就座！”上下皆就坐，赐茶毕，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堂上官降阶就位，舍人喝拜在位者皆俱拜，讫。礼直官引之以次出。学生就位，舍人喝拜，学生俱再拜，退。

对于王公大臣的赐茶之举，唐代有清明茶宴，属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赐茶方式，如今之新年团拜，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也对个别臣子赐茶，以示恩宠。宋代，每次群臣朝觐、出使或归来的宴饯仪式中都有赐茶酒的正式规定。《宋史·礼志》载:

中兴仍旧制: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

这段引文说的是北宋亡后，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南宋，时为1127年。南宋朝沿用了北宋的赐茶规定。

两宋时期皇帝赐茶的记载很多，例如:

《宋朝纪事》:洪迈选成《唐诗万首绝句》，表进，寿皇宣谕:“阁学选择甚精，备见博洽，赐茶一百，清馥香一十贴，薰香二十贴，金器一百两。”

《甲申杂记》:仁宗朝，春试进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楼观之。慈圣光献出饼角以赐进士，出七宝茶以赐考官。

《玉海》:宋仁宗天圣三年，幸南御庄观刈麦，遂幸玉津园，燕群臣，闻民舍机杼，赐织妇茶彩。

《宋史》:“绍兴四年初，命四川宣抚司支茶博焉。”“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明德太后曰:‘此岂人臣可得。’命有司别制入香京挺以赐之。”

《蔡宽夫诗话》: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二郡之间，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

茶本不足贵，但因是皇帝所赐，便意味着有幸沐浴浩荡皇恩，臣子焉能不感激涕零？叩谢圣恩不算，有的还上谢表，或吟诗作赋。如南宋诗人周必大(1126—1204)，历官权给事中、中书舍人、枢密使、左丞相，后封益国公。有幸荣获御赐龙茶，激动得夜不能寐，作了《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诗云:

绿槐夹道集昏鸦，

敕使传宣坐赐茶。

归到玉堂清不寐，

月钩初上紫薇花。

明代亦有天子视学赐茶之举，《明史·礼志》载:

荐新。洪武元年定，太庙月朔荐新仪物:正月，韭、荠、生菜、鸡子、鸭子；二月，冰、芹、蒌蒿、台菜子、鹅；三月，茶、笋、鲤鱼、縫鱼……其礼皆天子躬行。

皇帝视学礼仪……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皇帝……诣先师神位，再拜，献爵；复再拜四配十哲，两庑分献如常仪……赐讲官坐，乃以经置讲案，叩头，就西南隅几榻坐讲……讲毕，赐百官茶。

清朝有重华宫茶宴，还举办“有奖联句”以活跃气氛，按例一年一次，定在每年正月。《国朝官吏续编》记载:

岁正月吉，皇帝召诸王、大学士、内廷翰林等于重华宫茶宴联句，奏事太监豫进名千，既承旨，按名交奏事官宣召入宫祗俟，届时引入。宫殿监豫饬所司具茶果，承应宴戏，懋勤殿首领太监等具笔墨纸砚。诸臣俱以次一叩列坐。御制诗下，授简联赓，宴毕颁赏，诸臣跪领，行三叩礼，趋退。其恩赐之物，宫殿监临期恭候钦定，排列呈览后，按名分给。

清乾隆时代的茶宴颇具规模，如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六日于乾清宫举办千叟宴，应邀赴宴者3000人，联句得诗3429首。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集》云:

乾隆五十年正月六日，高宗纯皇帝敬遵圣祖仁皇帝成典，于乾清宫再举千叟宴，并恭依圣祖御制一先韵诗颁赐筵前，许内廷臣工依韵赓和。又遴王公文武大臣、蒙古、四部藩臣及朝鲜国使臣等几百人，仿柏梁体联句。与斯宴者三千人，宣情抒颂，献寿铭恩，极千古咏歌之盛，得诗三千四百二十九首。

徐珂《清稗类钞》载:

乾隆中，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公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命仿柏梁体联句，以记其盛。复当席御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岁以为常。

清朝根据前朝茶礼，制定了本朝赐茶仪规，并载入乾隆二十九年(1764)钦命编撰的计180卷的《大清会典》，其礼详情为:

大燕之礼:恭遇元日、万寿圣节及大庆典，前期部疏请，得旨，由领侍卫内大臣奏命进酒大臣。尚茶庀茶，尚膳、内管领庀御馔。

暨百官各就席，行一叩礼，坐。尚膳、内管领、护军参领升，迩御筵降，乃进茶丹陛。清乐奏海宇升平日章，尚茶正率尚茶、侍卫、执事等举茶案，以次由中道进至檐下进茶，大臣奉茶入殿中门，群臣咸就本位跪。

进茶大臣由中陛升至御前跪，进茶，退立于西旁，皇帝饮茶，群臣均行一叩礼。进茶大臣跪受茶碗，由右陛降，出中门，群臣咸坐。侍卫分赐王公大臣茶，内府护军、执事等分赐幕下大臣官员茶，尚茶正等撤茶案，乐止。

由此可知，借茶事以和君臣，自唐至清，一以贯之，其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办茶宴，二是赐茶。

至于朋友之间、父子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赠茶、赐茶之举多见于唐宋诗文，不胜枚举。兹信手拈来几例，列举如次，如:

唐苏鹗《杜阳杂编》:唐德宗每赐同昌公主馔，其茶有绿华、紫英之号。

《白孔六贴》:寿州刺史张镒，以饷钱百万遗陆宣公贽。公不受，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

杜鸿渐《送茶与杨祭酒书》: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此物但恨帝未得尝，实所叹息。

孙月峰《坡仙食饮录》:密云龙茶极为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苏门，子瞻大奇之。时黄、秦、晁、张号苏门四学士，子瞻待之厚，每至必令侍妾朝云取密云龙烹以饮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明略也。山谷诗有“矞云龙”，亦茶名。

冯梦祯《快雪堂漫录》:李于鳞为吾浙按察副使，徐子与以茶之最精饷之。比遇子与于昭庆寺问及，则已赏皂役矣。盖茶叶大梗多，于鳞北士，不遇宜也。纪之以发一笑。

上面几例有父赐女，有上级赏给下级，有下级进献上司，有兄弟相赠，有朋友相赠。

如上数端以茶为礼，其核心是调整五种人际关系，即致天下之达道。达道的本义就是“和”。《中庸》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最后几句话提示了茶道对于仁政王道的作用:

其一，以茶道调整好人际关系。作用是使社会呈现中和之态，君为君，臣为臣，父为父，子为子，夫为夫，妇为妇，朋友为朋友……井然有序，这从客观上维护了封建社会，使之长治久安。

其二，以茶道调整人神关系、人鬼关系。最重要的是以茶敬天法祖。中国人最敬畏的是天地和祖宗。皇天后土，这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祖先乃一己之生命、生活的赐予者，天地祖先绝对不可得罪，其笼络之法就是频繁的祭祀，茶作为供品已有约3000年的历史。次为儒、道、释三教，祭孔、祀玉皇大帝，奉释迦牟尼，茶皆可派上用场。

其三，以茶道调整华夷关系。“中国”一词在古代仅指中原地区，以中原文化为代表，自称为“华”，称周边诸侯国和少数民族为“夷”，或者细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处理内地和边疆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其统治之术主要是“柔服四夷”，必要时文事继之以武事，战而胜之。

儒教宗仁学，主张以“仁”令四方望风归服。《中庸》称“天下国家有九经”，其八是“柔远人也”，“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其“柔”之法是“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若圣天子能“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溥博渊泉”，则可“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论语·季氏》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孟子认为，只要归“仁”，夷狄之人亦可贵为圣者。《孟子·离娄下》云: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孟子不鄙视少数民族，只鄙视不仁者。举了前圣舜、后圣文王，一个是东方的边民，一个是西方的边民。无论东西南北中，只要归“仁”，便一视同仁。

茶用于“和边”的前提条件是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的形成。早在中唐时期，中原茶风已流入塞外，如《明史》所言:“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以病。”明人谈修《滴露漫录》云:

茶之为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大经。

宋朝以团茶为贡，密云龙为极品，皇上一般不以此物赐臣子，因为此非人臣所配享用。而宋徽宗时代的北方金人喝茶级别很高，竟至于“非团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曾任吏部侍郎的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说:

熙宁中，苏子容使虏，姚麟为副，曰:“盍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何敢与虏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虏，广贮团茶。自尔虏人非团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此以一罗酬四团，少不满，则形言语。近有贵貂使也，以大团为常供，密云为好茶。

周边少数民族汉唐以后逐渐形成和传入饮茶习俗，由于饮食结构的关系，嗜茶不让汉地。历代统治者注意到这一点，远在大唐时代，茶叶便已成为朝廷和边的筹码。

唐贞观四年(630)，太宗用兵灭了东突厥，贞观九年(635)又击败了西南的吐谷浑，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纷纷和大唐交往。

居住在西藏高原上的藏族，当时建立了吐蕃国，他们派使者来长安，希望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采取“和边”政策，远嫁文成公主。贞观十五年(641)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去吐蕃，聘礼中有茶叶。《藏史》记载:

藏王松冈布之孙(文成公主之夫)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

此后，茶叶源源不断输入西藏。李肇是唐代文学家，元和年间任翰林学士，著有《唐国史补》，内云: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

居西南边陲的藏区竟有寿州、舒州、顾渚、蕲门、昌明、湖等地出产的名茶，一则说明边地茶风之盛，再则说明内地和边疆茶叶贸易之发达。

毫无疑义，历代茶叶边贸不仅仅是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而是立足于“致清导和”这一国策。

唐玄宗(682—716)时期始以茶盐、金帛同少数民族换马，《封氏闻见记》云:

饮茶……始自中地，流入塞外，经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南北朝时期，南唐(南京)还从海上和契丹交易，陆游《南唐书·契丹传》载:

(晋天福三年，契丹)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执茶药。

两宋时代，朝廷以茶为信使沟通华夷关系，表现在下面两方面:

一是以茶换马，互通有无。据《中国商业史》记载，北宋时，北方的契丹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始令镇(河北正定)、南(江西星子)、雄(河北雄县)、霸(四川茂放一带)、沧州(河北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交易”。高昌(吐鲁番一带)主要以马匹、香料、棉布交换内地茶叶，宋还在秦凤路(今天水)设交易司，专管西北民族贸易。北宋在陇西，南宋在甘南(甘州)、四川汉源、宜宾长宁和贵州的遵义、桐梓设茶马交易场，负责青藏地区茶马交易。《宋史》对此有详细记载:

熙宁三年，熙河运使以岁计不足，乞以官茶博籴，每茶三斤易粟一斛，其利甚薄。朝谓茶马司本以博马，不可以博籴于茶。马司岁额外，增买川茶两倍，朝廷别出钱二万给之。令提刑司封桩，又令茶马官程之邵兼转运使，由是数岁边用粗足。

神宗熙宁七年，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秦凤，熙河博马。王上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交易，所嗜唯茶。自熙丰以来，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之末，始以细茶遗之。成都利州路十二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

以茶和边和策是双方面受益:茶作为和平使者，使少数民族增进了对中原民族的了解，增加了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茶换回了军用必需的马匹，增强了国防实力，亦不失固边良策。

二是以茶修和。如北方党项族势力日渐强大，其首领德明愿与宋修和，便遣子元昊奉表归顺，宋皇便“赐”银、绢、钱、茶买安宁，一次赠茶五千斤(《宋史》卷四百八十五)。1038年，元昊称帝，发动对宋战争，两败俱伤，打个平局，元昊故伎重演，拜表称臣，皇上又赐物买安宁，内“赐”茶30000斤(《明史》)。此后竟成定例，以贿赂银、绮、绢、茶为代价换取宋夏和平。

明代对少数民族仍采取安抚羁縻政策，朝廷特别重视茶马交易，认为“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之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史》)。《明会典》载:

“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司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每岁差御史一员巡茶马。”“明洪武间，差行人一员，赍榜文于行茶所在悬示以肃禁。永乐十三年，差御史三员，巡督茶马。正统十四年，停止茶马金牌，遗行人四员巡察。景泰二年，令川、陕布政司，各委官巡视，罢差行人。四年复差行人。成化三年，奏准每年定差御史一员，陕西巡茶。十一年，令取回御史，仍差行人。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员，专理茶马，每岁一代，遂为定例。弘治十六年，取回御史，凡一应茶法，悉听督理马政都御史兼理。十七年，令陕西每年于按察司拣宪臣一员驻洮，巡禁私茶，一年满日，择一员交代。正德二年，仍差巡茶御史一员兼理马政。”

光禄寺衙门，每岁福建等处解纳茶叶一万五千斤，先春等茶芽三千八百七十八斤，收充茶饭等用。

《博物典汇》载:

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凡前代所设榷务、贴射、交引、茶由诸种名色，今皆无之，唯于四川置茶马司四所，于关津要害置数批验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于行茶地方，张挂榜文，俾民知禁。又于西番入贡为之禁，限每人许其顺带有定数。所以然者，非为私奉，盖欲资外国之马以为边境之备焉耳。……洪武五年，户部言四川产巴茶凡四百四十七处，茶户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岁计得茶一万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贮候西番易马。从之。至三十一年，置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司移文天全文番招讨司，将岁收茶课，仍收碉门茶课司，余地方就送新仓收贮，听商人交易，及与西番易马。茶课岁额五万余斤，每百加耗六斤，商茶岁中率八十斤，令商运卖，官取其半易马。纳马番族洮州三十，河州四十三，又新附归德所生番十一，西宁十三。茶马司收贮，官立金牌信符为验。洪武二十八年，驸马欧阳伦以私贩茶扑杀，明初茶禁之严如此。

清代立国之初即十分重视茶马互市，列为和边方略。仅在陕西设茶马御史五，管辖洮、河、西、庄、甘五司厅员。清顺治初的茶马贸易比例是上马给茶120斤，中马给茶90斤，下马给茶70斤。据《清文献通考·榷茶》记载，“茶马旧额11088匹”，且要求逐年递增。据《甘肃通志》卷十九“茶马条”记载，甘肃五茶司有茶引27296道，每引50斤，共得茶1364800斤。据中国第一档案馆藏清初茶马御史廖攀龙等人奏报统计，顺治三年至顺治九年，每年实际易马1200至3000匹。政府并规定，除以茶易马之外，还可以换取骆驼、牛羊及粟谷等。

历代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以“和”为主，辅以武力征服，至清初基本上已融和为民族大家庭，中国的版图已拓宽到最大范围，约1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茶风普及全国。

千余年来，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茶事，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如点缀升平，熏陶国民性格，调整人际关系，以茶养廉纯正风尚，以茶开源，以茶和边柔服远人……积数个世纪之努力，使饮茶成为各民族的共同嗜好，借饮茶沟通了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民族的团结，加快了民族融和的历史进程，——当然，不能言过其实，只能说中国茶道的致清导和作用，是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一个文化因素和物质因素。茶曾负载孔孟的“仁政王道”的历史使命；但也曾被蒙垢为统治阶级的“苛政霸道”效力，如唐宋贡茶、榷茶的扰民、明代茶法的冷酷严峻。中国茶道的发展亦如太极图的阴阳两条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茶在调整中外关系方面发挥了作用。自有茶道，茶也便成为外交领域的“和牌”。唐代丝绸之路运往西亚、欧洲诸国的“唐物”不仅有丝绸、瓷器，还有茶叶；他们正是通过这些“唐物”让西域及更远地方的人去感受盛唐气象，并怀着钦佩的心情远道来访，进行双边贸易并了解中国。唐天子亦以泱泱大国的风度礼待外国使节和商人，赐茶是礼节之一。宋朝并将茶礼规范化，其程序载入《宋史·礼制》卷一百一十九，内云:

宋朝之制，凡外国使至及其君长来朝，皆宴于内殿。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侯以上皆预。契丹国使入聘见辞仪。……舍人当殿通北朝国信使某官某祗候见，应诺绝，引当殿。喝拜、大起居。出班谢面天颜，归位，喝拜舞蹈讫，又出班谢沿路驿馆御筵茶药及传宣抚问，复归位。高丽进奉使见，辞仪见日，使捧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随入，……谢面天颜，沿路馆券、都城门外，茶酒，归位。

(绍兴)十四年，北使至隔门内下马，皇帝御紫宸殿，六参官起居。北使见毕，退赴客省，茶酒，遂宴垂拱殿，酒五行，惟从官已上预坐。是日，赐茶器名果。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又同时是全世界植茶技术的推广中心和饮茶时尚的传播中心。世界各国人民最初正是从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了解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多数国家投来友好而神秘的目光，希望亲近中国——这头东方的睡狮；少数列强则狼子野心、虎视眈眈垂涎这片祥和而富饶的乐土。

在中外交往上茶叶是和平的使者，与害人的鸦片、杀人的凶器不可等同视之。

中国人输出茶叶的同时也给世界的朋友们带去了致清导和的茶道精神。

五、饮茶与修身养性

修身与饮茶的契合点在于茶自身的品性，它冲和、恬淡，可导人趋于清明、爽远，培养超然、淡泊的雅趣，茶品实与人品、文品、艺品相得而益彰。

儒士们怎样评价茶性的呢？他们认为——

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宋子安《东溪试茶录》)

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饮，佛事熏毗邪。(柳宗元《竹间自采新茶》)

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源。(陆龟蒙《茶人》)

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皎然《饮酒歌诮崔石使君》)

此物清高世莫知，至若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赵佶《大观茶论》)

白居易一生与琴茶相伴，晚年更是如此。《琴茶》诗云: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作者在抚琴啜茗中陶冶性情、体悟人生，诗中表现的是士大夫以儒雅相尚，是一种淡泊、悠闲的情致，官气、俗气尽皆扫除。当然，这是长期熏陶的结果，故诗人自道“穷通行止长相伴”。诗人得茶之益，一生作诗2800余首竟有茶诗60余首。诗人作酒仙亦作茶人。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浮槎水记》中论士大夫如何完善生活情趣，指出李侯生长高贵，有条件“尽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不乏“富贵之乐”，他缺少什么呢？又该如何弥补呢？文曰:

(陆羽)其说曰:“山水上，江次之，井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虽简，而于论水尽矣。浮槎之水，发自李侯。嘉祐二十年，李侯镇东留后，出守庐州。因游金陵，登蒋山，饮其水。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爱，盖羽所谓浮泉漫流者也。饮之而甘，乃考图记，问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遗余于京师。余报之曰:李侯可谓贤矣，尽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之乐也。至于荫长松，籍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而山林之士，视天下之乐，不一动其心。或有欲于心愿，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获乐于斯。彼富贵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唯山林之乐尔。唯李侯生长富贵，厌于耳目，又知山林之为乐。至于攀缘上下，幽隐穷绝，人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于物者可谓多矣。李侯折节好学，善交贤士，敏于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见，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贵，而因人以重者有矣。故予为志其事，俾世知奇泉发自李侯始也。

原来李侯所缺少的是“荫长松，籍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的山林之乐，但“折节好学，善交贤士，敏于为政”，而有“能名”的李侯因迷于茶事，精于择水，所以完善了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发现了浮槎之水就是一个证明。在欧阳修看来，士大夫溺于茶事，可在白石青泉加苦茗中陶冶情志，世俗的富贵气中多几分高人的雅致，才堪称彬彬君子。士大夫饮茶的更高追求是以饮茶为契机修养性情。

宋元理学的创建人朱熹(1130—1200)，字晦，号晦庵。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提出“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的命题，他以“理”论茶，《朱子语类·杂说》中云:

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励志:妇子嬉嬉，络吝，都是此理。

朱子不是一般的吃茶，而是吃茶悟“理”，由茶先苦后甘说明天下之事是“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知”，由“至严”至“至和”。理的核心是“和”。他将孔孟学说的“中和观”发扬光大，连区区茶事也要从中悟出一番“理”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文学家。著有《指南录》。祐德元年(1275)元兵南下，作为南宋使节入元营谈判被扣，镇江脱险后组织义军抗击元兵，端宗景炎三年(1298)被元军俘获，拒不投降，视死如归，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从容就义。他所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成为千古名言为人世代传诵。文天祥是茶人，曾写《扬子江心第一泉》，此诗咏茶言志，诗云:

扬子江心第一泉，　　

南金来此铸文渊。　　

男儿斩却楼兰首，　　

闲评《茶经》拜羽仙。

诗人也认为饮茶是盛世之雅事，所以他虽嗜茶，但大敌当前岂能迷恋小鼎长泉？立志“斩却楼兰首”，赢得天下太平，那时再汲“扬子江心水”，并闲参《茶经》，乐享盛世清尚。

封建时代仕途险恶，士大夫们常思遁世之策以避祸，其高招之一就是“隐于茶”，不做官吏做茶仙，借此平衡心态，归于淡泊，以山林之乐代替富贵之乐，自保又自娱，并能在饮茶中参悟人生，获得在官场上不可能得到的新认识，体味人生别种况味。

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可久当过官，因仕途不得志，弃官隐居西湖，以茶酒自娱，了其一生。写小令《寒儿令·春思》言其志。

诗人休官后迷于茶，觉得饮一次茶强如坐三日衙，回首往日官宦生活，只觉“世味嚼腊，尘事搏沙，聚散树头鸦”。诗人弃官的原因是厌烦了尘世生活，惮于世事纷争、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聚散无常。由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在茶事中得益于“清和”二字。

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13岁时封宁王，燕王朱棣起兵夺权，他曾出兵相助。朱棣即帝位后猜忌诸王，朱权不安，为自保计乃筑精庐一舍，自号臞仙，又号涵虚子、丹丘先生等，寄情于戏剧、音乐、诗文、游娱，茶事乃其一端，并写《茶谱》十六则，其序曰:

挺然而秀，郁然而茂，森然而列者，北园之茶也。泠然而清，锵然而声，涓然而流者，南涧之水也。块然而立，晬然而温，铿然而鸣者，东山之石也。癯然而醒，兀然而傲，扩然而狂者，渠也。渠以东山之石，击灼然之火；以南涧之水，烹北园之茶。自非吃茶汉，则当握拳布袖，莫敢伸也。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供语哉？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唯清哉？

朱权优游林下，相伴者是“北园之茶”、“南涧之水”、“东山之石”，傲物玩世，举白眼望青天。他“汲清泉而烹活火”，“游心于茶灶”，为的是“有裨于修养之道”，其修养内容有二:一是扩心志求天人合一，二是练内功以养心性。朱权与张可久虽为自保而同隐于茶，但朱权已登堂入室，对茶道有更深的理解，饮茶不再停留于表面化的消极遁世，而是将儒学精髓贯穿于茶事，以积极的态度在茶事中修养君子人格。

士大夫们日渐嗜茶，也日渐了解茶及宜茶之水，至明代，不少人甚至将茶品、水品、人品等量齐观。明田艺蘅《煮泉小品·后跋》一文言道:

子艺作泉品，品天下之泉也。予问之曰:“尽乎？”子艺曰:“未也。夫泉之名，有甘、有醴、有冷、有温、有廉、有让、有君子焉，皆荣也。在广有贪，在柳有惠，在狂国有狂，在安丰军有咄，在日南有淫，虽孔子亦不饮者有盗，皆辱也。”予闻之曰:“有是哉，亦存乎其人尔。天下之泉一也，唯和士饮之则为甘，祥士饮之则为醴，清士饮之则为冷，厚士饮之则为温；饮之于伯夷则为廉，饮之于虞舜则为让，饮之于孔门诸贤则为君子。使泉虽恶，亦不得而污之也。恶乎辱？泉遇伯封可名为贪，遇宋人可名为愚，遇谢奕可名为狂，遇楚项羽可名为咄，遇郑卫之俗可名为淫，其遇跖也，又不得不名为盗。使泉虽美，亦不得而自濯也，恶乎荣？”子艺曰:“噫！予品泉矣，子将兼品其人乎？”予山中泉数种，请附其语于集，且以贻同志者，毋混饮以辱吾泉。余杭蒋灼题。

此文认为泉有品，荣者有甘、醴、冷、温、廉、让、君子诸品行，辱者有贪、惠、狂、咄、淫、盗诸品行。人有品，荣者有和士、祥士、清士、厚士、伯夷、虞舜、孔门诸贤，辱者有伯封、宋人、谢奕、项羽、郑卫、盗跖。泉品与人品的关系是双向的，若泉品与人品相称，则荣泉，为甘、醴、冷、温、廉、让、君子焉；若不相称，如品行不佳之人，泉虽美弗美，则辱泉，为贪、愚、狂、咄、淫、盗。由此推之，要做个好茶人，最首要的是要有好的人品，人品不佳会玷污纯洁的茶和纯洁的水。换言之，对于一个儒者，烹茶择水的过程就是自我反省、修养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

归纳起来，仁学与茶学的结合集中体现在如上所说的两个方面:一曰致清导和，二曰修身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