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家茶礼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儒家茶礼的主要内容

中国是礼仪之邦，要做一个中国人就得学“礼”，外国人进入中国头一桩事就是入乡问俗，问俗即问“礼”，弄通了礼节然后入乡随俗、客随主便。清末慈禧太后时代洋人频频拜访，欲先礼后兵，太岁头上动土。但洋人不懂大清礼节，不行跪拜之礼反贸然伸手，欲与至高无上的君主握手，彼时洋人虽有坚船利炮，但因有此等愚鲁行径而为大清臣民耻笑，若不是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显示了威风，那会一直被目之为化外之民而不屑一顾。

原始社会的礼仪延续到西周，西周王室深感礼之重要，这是维护奴隶社会贵族统治的看家法宝，于是由当时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周公旦制定“周礼”。周礼有效地维护了西周400年的奴隶贵族的统治，维护了“封建制”，东周又沿用了200年，到孔夫子时代出了问题，“礼坏乐崩”，于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子出来收拾残局，重新编订周礼，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夫子制礼有三点意思:

其一，礼为节，即以礼作为调节人神、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的关系，以礼节制贵族日益膨胀的物欲，这种调节按时兴话讲就是“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使社会恢复周初的平衡状态，重现尧舜盛世和文王之治；

其二，礼为养，“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史记·礼书第一》)。其实这也是一种调整，借礼理顺“物”与“欲”的关系，使物欲同步相长，欲穷于物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其三，礼为安，安的前提是“养”:“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史记·礼书第一》)。养则安，神安，民安，国安，社会便大治，呈现升平气象。孔子重视礼治，曾说过“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他希望借礼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致美好境界，那是何等情景？他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令人向往的“大同”世界曾迷住后世学者康有为，孙中山也曾为之陶醉。早在晋代，陶渊明写《桃花源记》就曾创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世界。

这样的美好理想能否实现姑且不论，孔子精心编织的这面“周礼”的大网确乎网住了国人，网住了我们的一切，就是普通的饮茶也必不可免地注入礼的思想，纳入礼的网罟之内。

孔子的《周礼》主要有朝觐礼、巡守礼、聘问礼、六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礼、相见礼)。

礼与俗相关，所以《周礼》把民风列为礼之一类。民风随时代而异趣，随地域而变化。

民风对茶道影响颇大，如茶风、茶俗，亦是千里不同风、百年不同俗。两晋南北朝多作茶羹饮之，中唐盛行煎茶，宋代盛行点茶、斗茶，明代盛行瀹茶。南方茶风盛于北方。汉民多清饮，少数民族多煮饮，习惯加作料，古风犹存。

当然，西周时代尚无饮茶习俗，无茶风之可言，对后世有影响的是古代民风，如燕赵有任侠之风，多慷慨悲歌之士，荆轲刺秦，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易水边朋友诀别，决不可汲水煎茶，雅坐品茗；执手相别，而应以酒饯行，喝个慷慨激昂。北方人粗犷豪爽，壮怀激烈，而南方人感情细腻颇多儿女情长，茶风之差异盖缘于此。

周代是等级社会，茶道产生于封建等级社会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有宫廷茶、文人茶、大众茶的区别。皇上喝优质贡茶，贩夫走卒只能饮大众茶。皇上茶具崇金贵银，市井小民只能用瓦罐粗陶。皇上用天下名泉烹茶，庶民们只能就地汲水，讲究不了。这“华夷之辨”若去掉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思，其茶风差别也的确很大，汉、满、回等族大体一致，近世以冲饮为主，而有些少数民族古风犹存，习惯在茶中加奶油、花生、芝麻、桃仁、米面、姜、椒、盐之类的作料，连吃带喝，饱肚加止渴一次完成，不大理会品茗之趣。

汉唐之后，茶礼渐渐定型，而细究其源也在《周礼》。

茶的礼节有如下数端:

贡茶

此制由来已久，当人们还没学会饮茶时便已将茶列为贡品，献给天子，以尽君臣之义。唐代业已制度化，不仅贡茶，还要贡水，建立了贡茶院和递传机构。宋代在贡茶的制造上更上层楼。无论唐宋，贡茶在采摘、焙制、包装、递运、进献诸方面都有明细的规定，命名也十分考究，忙坏数以百计的官吏和数以万计的茶农，苛民之苦可想而知。

赐茶

《茶经》中记载，早在三国时期，“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升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三国志·韦曜传》)。唐代赐茶之风尤盛，如:“唐德宗每赐同昌公主馔，其茶有绿华、紫英之号”(唐苏鹗《杜阳杂编》)，“元和时，馆阁汤饮待学士者，煎麒麟草(茶的别名)”(《凤翔退耕录》)。大中三年，宣皇赐给寿120多岁的东都僧茶50斤(《南部新书》)，“金銮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人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金銮密记》)。《宋史》载:“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明德太后曰:‘此岂人臣可得？’命有司别制入香京挺以赐之。”看来赐茶亦有规格限制，龙凤乃帝王之象，人臣不可受龙凤茶。皇上赐茶以示恩宠，臣子荷幸，感激涕零，受茶后当上表叩谢，如御史中丞武元衡得皇帝一斤新茶，先后特请刘禹锡代写两篇谢表，其一是: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再沾殊锡，承旨庆忭省躬惭惶。伏以贡自外方，珍殊众品，效参药石，芳越椒兰，出自仙厨，俯颁私室，义同推食，空荷于曲成，责在素餐，实惭于虚受。无任。

其实武某亦是大文人，何须他人代庖，且一谢再谢，请了刘禹锡还不够还要拉上柳宗元，为了区区的一斤茶叶忙活了三个大文人，足见赐茶之礼的分量。(www.xing528.com)

赠茶

随着饮茶习俗的普及，茶渐成友谊的载体，亲朋好友之间以茶相赠，礼轻仁义重。因其纯洁高雅，文人更看重，特别是新茶开园时节能率先品尝朋友寄赠的香茶，能不喜出望外？故唐宋诗人喜以谢茶为题吟诗，不乏脍炙人口的佳句，如:“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不辞缄封寄郡斋”(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客有衡岳隐，遗余石廪茶”(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李群玉《答友寄新茗》)，“故人有意真怜我，灵封题寄荜门”(王令《谢张和仲惠宝云茶》)，“因甘野夫食，聊寄清玉家”(黄庭坚《寄新茶与南禅师》)。他们之间不仅赠茶，还寄赠煎茶之水，诗云“决决山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陆龟蒙《谢山泉》)。一些廉洁的官吏，百万巨金相赠婉拒不受，赠茶却肯笑纳，如“寿州刺史张镒，以饷钱百万遗陆宣公贽。公不受，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白孔六帖》)。文人赠茶，平民百姓亦染此风。杭州某些地方喝“七家茶”，即在每年立夏日煎煮新茶，配上茶点，馈赠亲邻，左三家，右三家，加上主家，七家共饮佳茗。江南某些地区有茶亭赠茶习俗，一些乐善好施之士，于闹市通衢、码头道口，建茶亭、茶棚，或设茶摊，煎茶饮行人，分文不取。

敬茶

谚曰:“待客茶为先”，“茶好客常来”，“来客无烟茶，算个啥人家”。联曰:“客至心肠热，人走茶不凉”，“山好好，水好好，开门一笑无烦恼；来匆匆，去匆匆，饮茶几杯各西东”，“不费一文钱，过客莫嫌茶水淡；且停双履脚，劝君休说路途长”。这些谚语和联语所表达的都是敬茶的礼仪。中国人待客不外乎烟、酒、茶。烟有损健康，并非人人皆好；酒有烟之弊，且性烈价昂，醉酒误事更有违待客初衷；相比之下，还是茶较为大众化，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士农工商，无论东西南北，适用于各种社交场合，茶是老资格的“公关饮料”。

茶会

茶宴、茶话、茶会形式类似，是以茶联谊，表示友情。茶宴重在宴请，配有细果点心，或素淡菜肴，一饮二吃。《晋中兴书》载:

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陆纳以茶交友，还表现了他对茶的深刻理解，称之为“素业”，即以此倡廉，对抗奢靡的世风，杖其兄子以寓教化，这就不仅仅是饮茶了，他贯彻了儒家的思想，并触及了茶道的底蕴。茶话会是茶会的变化形式，重在以茶助谈兴，或有明确主题，或天马行空。茶会唐宋时兴，如诗人钱起《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诗曰:

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

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

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

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

文人才子相会，以茶代酒，一边品茗，一边畅谈文学。茶好景好，虽无酒却已有几分醉意。宋代还有一种茶会，具同乡会性质，“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莘莘学子远离家乡在异地读书，便以茶结同乡之缘，叙同乡谊，互通家乡消息，以慰游子之思。

下茶

此礼始于大唐之初，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佳茗，然算不上下茶之礼。周代婚姻纳采用雁，纳征用币。宋以后才赋予茶以婚姻的含义，他们认为“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天中记》)。明人许次纾《茶疏·考本》云:“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置子之意也。今人犹名其曰‘下茶’。”王象晋《茶谱小序》云:“茶，嘉木也。一植不再移，故婚礼用茶，从一之义也。”陈诗教《灌园史》云:

予尝闻之山僧言，茶子数颗落地，一茎而生，有似连理，故婚嫁用茶，盖取一本之义。旧传茶树不可移，竟有移之而生者，乃知晁采寄茶徒袭影响耳。

古时以茶为聘礼，又称“茶礼”、“茶银”，文人笔下有词曰:“花花彩轿门前挤，不少欠分毫茶礼”(清·孔尚任《桃花扇·媚座》)、“母亲写下婚书，茶银五百亲收”(清·袁于令《西楼梦·凌窘》)。清代河北等地区称纳采为“行小茶”、纳征曰“行大茶”(《梦粱录·嫁娶》)。也有称聘礼为“下茶”，女家回送为“点茶”(光绪《通州志》)。在宋代，女家“受茶”后回送用“茶饼果物”、“花茶果牧”、“鹅酒茶饼”等物(《梦粱录·嫁娶》)，亦不离茶。吴自牧叙详情，言道:

丰厚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缎匹珠翠，须掠皂罗巾缎金玉帕，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更以原送茶饼果物，以四方回送，……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缎，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采缎匹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加以鹅酒茶饼而已……请新人出阁登车，既已登车，擎担从人，仍念诗词求利市钱。酒毕，方行，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三日，女家送冠花采缎、鹅蛋，以金银缸儿盛油密顿于盘中四围，撒帖套丁胶于上，并以茶饼鹅羊果物等合，送女婿家，谓之送三朝礼也。

这段文字说明宋人婚礼的各环节，如定亲、回礼、贺喜、出嫁、回门都离不开茶。所以，中国古时以茶为婚姻聘礼有“茶礼”、“过礼”、“下礼”、“茶银”、“小茶”、“大茶”诸种名称，女家则称“受聘”、“受茶”、“回礼”、“点茶”。此制亦为少数民族所接受，蒙族“嫁娶之制，设媒介，合年庚，送茶礼，随嫁妆，一如汉人”(清·孔尚任《桃花扇·媚座》)。婚礼大别有三，为换帖订婚、下茶、迎娶，“下茶亦曰‘下会亲’，娶之前一月，婿家遣媒请期，得女家允许，择日下茶。是日，除衣服不再给外，致余物如前(白米、红枣、酒等)，别致制钱二千或银圆二为长命钱。女家贫者，下茶仪物，得酌量折价，亦有兼送肉二方、馒头百枚者”(清·袁于令《西楼梦·凌窘》)。满族“下茶谓之‘过礼’”(光绪《顺天府志》、《宛平县志》、《大兴县志》)。清代“婚礼行聘，以茶叶为币，满汉之俗皆然，且非正室不用”(光绪《通州志》)，看来茶礼规格很高，必须明媒正娶，且是正妻。清代淮南风俗是聘礼“珍币之下，必衬以茶，更以瓶茶分赠亲友”(《梦粱录·嫁娶》)。相沿成习，“三茶六礼”竟成合法婚姻的代名词，诗文中有“他又不曾三茶六礼行到我家来”(光绪《蒙古志》)、“我是三茶六礼来的，茶轿抬来的呵”(民国《归绥县志》)等说法，即为适例。在中国人的语汇中，“茶”已成婚姻的同义语，连新娘跪拜公婆也叫“拜茶”、“跪茶”，女家回礼叫“送茶”。管他有茶无茶，言婚必提及“茶”。

以上六条叙述的是具儒教特色的茶礼。总体上看，其发展趋势是由繁琐走向简约，重视现实人生乐趣的中国人十分称道孔夫子制定的周礼，并将其贯彻于茶事中，但并不愿受那繁琐礼节的束缚，中庸的儒者亦不苛求，听任繁文缛节被一环一环地简化。但这种繁琐的茶礼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却被奉为民族文化精华流传至今。今之日本所谓的茶道茶与禅宗文化有莫大关系，但不胜其烦的礼节已占据了茶中禅境。一位留学日本的女士统计，“在一次正午的茶事里，若客人人数为三人，主人与客人行礼的次数为213人次”(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这些礼中分真、行、草三种形式。起式为正坐姿:腰挺直，下巴回收，视线斜下，双腿曲折，双脚摆平，脚面着地，臀部放在双脚上。双手搭放于前，流派不同手的前后也不同，如里千家是右手搭在左手上。行“真礼”时双手沿膝下滑，目视对方，背颈平直，上身向前斜倾，全手掌着地、合拢，身体倾至胸、膝间仅一拳空档。低身吐气，起身吸气。起身静而慢，以示敬意绵绵。行“行礼”用于客人与客人间，方法近于真礼，但幅度小，手掌在第二手指关节以上着地即可，动作稍快一些。“草礼”用于谈话时，可马虎一些，指尖着地即可。其茶道礼包括有声礼、无声礼和约定礼。据说喝一次茶道茶一般需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里多半是行礼和寒暄，与禅定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