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唐代茶市
由于唐代产茶多、制茶精、茶风盛，茶叶已具商品属性，进入流通领域。在出现城市商业茶馆的同时，茶叶市场亦应运而生。
我国茶叶贸易肇始于西汉，王褒于公元前59年写的《僮约》内提到“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当时已成为市场，交易品中有茶，这是茶进入市场的最早记载。
据《贵州古代史》记载:在古夜郎国市场上，“除了僰僮、筰马……等外，还有茶……商业较发达，市场相当繁荣。”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云: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司马迁没提茶叶，但指出巴蜀以兴商而致富的事实。茗饮源于巴蜀，又是中国茶的原产地，市场售茶顺理成章。
王褒的《僮约》:“平夷县(今贵州华节、大方一带)山出荼蜜。”
史料表明:汉代已开始茶叶贸易，巴蜀茶不仅在四川武阳，贵州毕节、大方一带上市，还曾远销甘肃武都。
我们只能说唐之前已开始茶叶的贸易，但尚无资料说明当时已出现以茶为大宗贸易物的茶市。
茶市的出现当在唐代。
言及唐代茶市，人们便不由要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有关诗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浮梁在今江西景德镇，江口指长江的九江口。由九江到景德镇走水路经鄱阳湖和赣江，有千余里行程。这位商人狠心告诉娇妻，去浮梁买茶，一则说明浮梁是闻名千里的茶市，二则说明正值茶贸旺季，机不可失。为了不失良机，竟抛妻上路，抢个好价钱，狠赚一笔。
可佐证的史料有:
《膳夫经手录》云:浮梁茶产“饶州、歙州、江州一带”，“味不长于蜀茶”，主销关西、山东，产量大，“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
这说明浮梁是中心茶区，是茶叶集散地，茶品不高但产出百倍于蜀茶，属于中低档商品茶，为广大平民百姓嗜茶者垂青。
贾思勰《齐民要术》云:“浮梁茶最好。”
《元和郡县图志》云: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
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载:“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
由以上史实可以推定，浮梁是唐代重要茶市之一，成为附近州郡的茶叶集散地。(www.xing528.com)
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茶市，时称草市。杜牧写过一首《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诗云:
倚溪侵岭多高树，
夸酒书旗有小楼。
惊起鸳鸯岂无恨，
一双飞去却回头。
从前的荒山野岭，至唐中期后，因顾渚山茶叶种植业的发展，买卖茶叶的船只增多，泊于山下出水口、太湖之滨，于是形成一种不大正规的茶市，并盖起了为买卖人服务的酒楼茶肆。草市的迅速发展，茶叶成为草市的大宗商品。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元和(806—820)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皎然《顾渚行寄斐方舟》诗云:“尧市人稀紫笋多，柴笋青芽谁得识。”可知尧市中茶叶买卖较多。
再如江口，本为军镇所在，因茶贸的发展而成为一繁华去处。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诗云:“三军江口拥双旌，虎帐长开自教兵，……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茶的运输在江南一带主要用船，专门运茶的船称“茶樯”，许浑在《送人归吴兴》一诗中言其事，诗云:
绿水绰云月，
洞庭归路长。
春桥悬酒幔，
夜栅集茶樯。
我们还可从茶税上探知唐代茶市的兴盛情形。德宗李适即位以后，建中三年(782)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至贞元年间(785—805)茶税收入已岁得40万贯，成为国库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由茶税之巨可见唐代茶市之普遍，交易数量之大。
对于古代茶经济有专门研究的陶德臣先生，他在《唐代的茶叶市场体系》一文中说:唐代“随着茶叶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交换频率的加强，全国茶叶市场得到初步形成和发展，产区零散初级市场——中转集散中级市场——北方承销市场——周边市场和海外市场的体系和网络已经出现。唐代国土辽阔，政治安定，交通发达，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呈现高度繁荣，茶叶贸易不但在产区，而且在非产区的广大城乡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关于唐代“茶叶大市场”的论断是有依据的，我想，没有这个大市场国家哪会有“岁得40万贯”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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