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茶入儒门
一、竟日何为饮茶吟诗
文人饮茶历史非自唐始，与茶有缘的文士也不乏其人，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孟阳)、左思、郭璞、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个中几人把茶当菜吃的，姑且不论，但张载、杜育、左思之辈确已初悟品茗之趣。
到唐代，文人饮茶渐成时尚，如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云:“古人嗜茶者，无如玉川子。”玉川子即中唐诗人卢仝，此人会煎茶，会品茗，深悟茶趣。他写了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全诗31句，行文洒脱，一气呵成，算得上古今最好的一首茶诗，诗云: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
这首诗载入《全唐诗》，茶学著作多次引用，“七碗茶”的典故亦出于此。由诗中内容可知:唐人饮茶贵新，而当时只有天子有权为天下先，所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嗜茶的玉川子幸友人馈赠新茶，焉能不喜出望外！关门自煎吃，连吃几碗，只觉“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轻”、“通仙灵”，吃到七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要羽化成仙了！此诗极写饮茶快感，也是许多文人饮茶的共同感受。
李白“斗酒诗百篇”，诗仙乃酒仙，流风所及，他亦从俗，成为茶人。族侄中孚送来仙人掌茶，他以诗作答，并“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较之李白，白居易该称之“茶仙”了，或说俗一点叫“茶痴”。他真正是嗜茶如命，早晨要“起尝一瓯茗”(《官舍》)，午睡后“起来两瓯茶”(《食后》)，晚上还要“晚送一瓯茶”(《营闲事》)，一日两餐还辅以一日三茶；其实何止一日三茶，这位大诗人得空便喝茶，《首夏病间》一诗言道:“竟日何所为？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他懂茶艺，知道如何趁暖泥茶灶，如何用茶笼子焙茶，如何从汤面沫饽、鱼眼看煮茶火候，并曾自种茶树，《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一诗言他“斫壑开茶园”，并以“药圃茶园为产业”。
唐代文人嗜茶较著名者有钱起、杜牧、袁高、李郢、刘禹锡、柳宗元、姚合、顾况、李嘉祐、温庭筠、韦应物、李群玉、薛能、孟郊、张文规、曹邺、郑谷、皇甫冉、皇甫曾、陆羽、颜真卿、陆希声、施肩吾、韦处厚、岑参、李季兰、刘长卿、元稹、韩翃、鲍君徽等，他们不仅饮茶，还写茶诗，为茶事添加文化特色，于大唐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其功劳不让僧人。
二、儒佛一体茶饮僧家
唐代文人茶风的形成与僧人的熏陶有莫大的关系。
研读《全唐诗》，可以发现，唐代茶诗主要写于开元年以后。
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如封氏所言:唐代茶事盛于玄宗开元年间，缘起于禅教，最先效尤者是文人。
唐代的宗教政策是三教并重。也有皇帝根据个人好恶倚重某教，如唐太宗认为道教宗师老聃名李耳，姓李的本家，一个李字掰不破，何况儒教宗师孔夫子曾问道于老子李耳，是其学生，所以他的排名顺序是“道、儒、佛”；女皇武则天见佛经《大云经》及菩提流志重译《宝雨经》中有武氏当国事的暗示，于是颁诏“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欲以皇权“佛授”对抗皇权“天授”，并重排座次为“佛、道、儒”，对儒者当然无好感，儒者骆宾王一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骂了她个狗血淋头更让她耿耿于怀。但从总体看，唐皇室对三教兼收并蓄，各用其长。佛、儒间关系一直要好，儒门不排外，佛门亦“强龙不压地头蛇”。
所以中国佛门僧人与儒门文人多结挚友。唐代文人喜欢去佛寺串门，去寺中欣赏名僧书画佳品，与高僧谈佛、论诗、听琴、对弈、赏花，如天宝年间的诗人高适就常与文友去佛寺游玩，有时下榻佛寺。他的《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新居》诗云:(www.xing528.com)
驾车出人境，避暑投僧家。
徘徊龙象侧，始见香林花。
读书不及经，饮酒不胜茶。
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
谈空忘外物，持诫破诸邪。
则是无心地，相看唯月华。
诗人夜宿僧家，幸遇主人知茶道，以茶待客，一群文人雅士边品茗边谈空，以茶助谈，谈兴大增，竟超然物外，忘乎所以。一次品茗，感慨良多:经学博奥却知之甚少，饮酒甚多却不知茶比酒好。此后，诗人能不饮茶吗？
此类例子甚多，如严维《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诗云:“异迹焚香对，新诗酌茗论。”僧人烹茶，与来访的文士品茗论诗，真是高雅！柳公权约文友访关中南坡寺院，僧人义海以茶待客，《小说闻记》载:义海“中夜围炉，设茶果待客颇勤。”其他如戴叔伦、裴集、韩翃、司空图、朱庆馀、刘得仁、张祜、孟郊、武元衡等人，都写有茶诗，记述僧人以茶待客之事。文人受其熏陶，亦自煮饮，渐成时尚。
值得一书的是一些诗僧对唐代文人饮茶风气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集诗人、僧人、茶人于一身，起了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如僧皎然、齐己、贯休等人。
诗僧齐己《尝茶》云:“石屋晚烟生，松窗铁碾声。因留来客试，共说寄僧名。味击诗魔乱，香搜睡思轻。”这首诗即写僧人待客的情景，“味击诗魔”，来者是诗人无疑。主客一同碾茶、煮茶。品茗论诗，彻夜长谈。于客人而言，不仅得与僧人论诗，还学得一门茶艺。诗人裴集、阳伯明曾作为诗僧皎然的座上宾，“清宵集我寺，烹茗开禅牖”(《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各垂赠二十韵，今以一章用酬两作》)。卢判官水堂夜宴，邀诗僧皎然赴宴，二人志趣相同，一边烹茗一边垂钓，真是风流高会！皎然作《陪卢判官水堂夜宴》一诗云:“爱君高野意，烹茗钓沦涟。”
文人在茶事中实现了自身的超越。他们悟得茶禅，忘却了荣华富贵和失意困顿，竟也修持成半个僧人。如白居易晚年，沉溺于茶事中，早已忘了长安“居亦不易”。拜佛和品茗是他晚年两件大事。元和十一年(816)，他与元集虚(又称元十八)等22人，“具斋施茶果以乐之”(《庐山草堂集》)。僧人佛光赴香山精舍，他偕同前往，《唐语林·栖逸》载:途中“船后有小灶，安铜甑而炊。丱角仆烹鱼、煮茗。”元八郎中夜学坐禅，同时品茗。张籍多病辞官闲居，一边品茶一边作诗，逍遥度余生。唐代文人中习佛者不乏其人，与他们饮茶有关，画出的人生轨迹是文人—茶人—僧人。
三、文士荷幸天子赐茶
古代的知识分子称“士”，加个“人”旁即为有官位的“仕”，士子的最终目标是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半职。
唐天子好茶，士子们总是以皇帝的好恶为价值取向，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皇上嗜茶，士子焉能不好！
对文人饮茶时尚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代宫廷茶风的影响。
如《独异志》云:“元公德秀，明经制策入仕。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君王给士子赐茶非等闲小事，这是一种荣誉，表示皇帝对士子的尊重。唐文宗尚贤，召学士入宫论经，必派宫人侍茶汤，以茶助谈兴。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宫论诗，《幽闭鼓吹》一书云:“有小黄门置茶。”黄门乃宦者之称，唐开元中设有“黄门省”，负责宫内事务，包括侍茶汤，亦是职责之一。唐初有项规定:“翰林当直学士，每春晚人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今之茶贱，干部加夜班发补助则可，无须配给茶叶。但唐代贡茶来之不易，加夜班发点茶叶便是上之所赐，要三呼万岁，感谢浩荡皇恩了。
赐茶示恩宠，是皇帝笼络文化人的重要手段。兴元年间，唐德宗规定每年给翰林学士赐新茗等物，贞元四年(788)又补充规定:晦日、上巳、重阳节等节日，每节皆赐翰林学士一百千及酒脯、茶果，大概贡茶增多了，皇上一高兴便增加赏赐次数。白居易不止一次获此殊荣，《文苑英华》卷六百三十二载白居易《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乐状》一诗中云:“蹈舞跼地，欢呼动天。”视为荣降天上，宠惊人间。杜牧也深沐皇恩，在《又谢茶酒状》里激动地说:“杀身粉骨，难酬圣主之恩。”
唐宫茶风正是通过文人学士向全社会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应，经济效益是刺激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文化效应是文人响应，竞相饮茶，茶兴之余便是作茶诗、写茶文、描茶画，从而形成了五光十色而又底蕴深厚的大唐茶文化。
四、茶助诗情一瓯一吟
文人饮茶与僧道、皇宫有一定因果关系，但于茶事各有所悟:僧人悟出茶禅；天潢贵胄们一为口腹为欲，二为宣示皇权；而文化人发现茶可与松、梅、竹并列为友，不仅止渴、驱睡，还可益智，启迪文思。如卢仝所言:“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三碗尚且如此，喝七碗又何等了得！“斗酒百篇”只有酒仙李白办得到，“杯茶百篇”未免夸张，而薛能所言“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倒确乎如此！
和薛能有同感的文人，如宰相李德裕，在《故人寄茶》一诗中云:
剑外九华英，缄题下玉京。
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
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
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
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
其余不敢费，留伴读书行。
友人寄茶来，不忍独享，邀僧一同煎茶，僧人禅境，而诗人对茶孤吟，只觉睡神远去，诗兴勃发，神思清爽，岂能不“一瓯还一吟”！
唐代不少诗人都认为品茶有助于作诗，如刘禹锡在《酬乐天闲卧见寄》一诗中言“诗情茶助爽”，这一个“爽”字是指觅诗苦思，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若从容烹茗，浅酌慢吟，说不准来了灵感，脑海豁然一亮，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文思如潮涌，一瓯一吟，充满创作的快感。司空图也认为“茶爽添诗句”。
唐代诗人受茶之惠，便引茶入诗，以报茶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