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茶入山门
一、近水楼台先得月
茶与宗教关系密切，较早获得品茗之趣的是和尚和道士，他们还植茶、制茶并培育优秀茶种，创名牌。
中国是一个多教种国家，主要有五大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兴于东汉；佛教是外来的，西汉初年传入。其余三教亦是外来的，影响不大，教徒不多，不能与佛教比况。
若以布道中心所在地划分，佛、道是乡土派，庙宇多建在名山大川，置身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供养神佛，山中修炼；而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是城市派，更注重在人口集中的城市和村镇传教布道。
这不奇怪，道教祖师爷老子和佛祖释迦牟尼是在山中悟道的；而伊斯兰教的真主穆罕默德生于阿拉伯的重要城市麦加，天主教、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是犹太人，生于耶路撒冷附近，二人显系“城镇户口”，他们有很强的都市意识，走的是以城市领导农村的路子。著者并非调侃几位圣人，只是要说明因地域之别，僧道饮茶有幸为天下先，成为古代最优秀的茶人。
佛、道二教在山上建寺塔道观有个说法:道士们向往的天堂，僧人追求的上界，都很虚无缥缈，按教义，庙宇自应建在远离尘世的云雾山中，这也便于修身养性、超脱凡尘，况且雄山秀水、云遮雾绕也有几分仙境的况味。
所以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说法。
印度佛教大约在西汉时传入中国，进入唐代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各地寺院林立，星罗棋布，究有多少寺庙多少僧人？仅“会昌法难”时迫令还俗僧尼就达260500人，被毁寺院44600所。
自古僧道占名山，而名山产好茶，所以僧道与茶结缘很早，且已形成饮茶传统，成为丛林修持和宗教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唐之前有许多僧道饮茶的记载——
《晋书·艺术传》:“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食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壶居士《食论》:“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怀信《释门自镜录》:“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
释道该说《续名僧传》:“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年，饭所饮茶。”
《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
所有这些记载都表明，前朝僧道尚茶，且成习俗，其重要性已等同饭食。茶入山门由来已久，迨至大唐，此风日炽。
二、丹丘饮茶通杳冥
唐代高祖时的宗教政策是“兴道抑佛”。秦王李世民与兄长皇太子李建成争皇位，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戴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戴李世民。世民获胜后自然恩遇道教，何况道教宗师老聃名李耳，同姓同宗，千余年前是一家，所以他继位后按高祖既定方针办，于贞观十一年(637)下诏，确定道士女冠地位在僧尼之上。
得此良机，道教在唐初和中唐时期获得较大发展。道观茶事亦非往日可比。
唐代诗人温庭筠作有《西陵道士茶歌》，生动地描写了伴茶夜读的情景，诗云:
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
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
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
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
在深山道观，夜读《黄庭经》，汲泉烹茶，以茶助读，只觉皓齿生香，飘飘欲仙，心进入幽冥的神仙境界。道士们已深悟茶趣。所以僧人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指责喝酒乱性，而饮茶可清神得道，并说“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他并作了一首《饮茶歌送郑容》，歌咏道家茶事，诗云: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
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
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
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粟。
日上香炉情未毕，
醉踏虎溪云，高歌送君出。
皎然是佛子，当时佛道间争斗不已，但于茶事达成共识，也可以说释、道、儒三教在“茶”中实现了统一。茶实现了对宗教派别的超越。
表现道家饮茶的诗还可列举一些，如萧祜的《游石堂观》:“碧瓯浮花酌春茗，嚼瓜啜茗身清凉。”李商隐的《即目》:“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道士施肩吾的《蜀茗词》:“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
因道士嗜茶，所以皇帝也借此示恩宠。《太平广记》卷三十三《申元之》引《仙传拾遗》云:开元中，道士申元之为玄宗宠幸，玄宗便“命宫嫔赵云容为申元之侍茶、药”。《南部新书》载:唐肃宗赐道士张志和奴、婢各一，取名渔僮、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道士也以茶礼酬宾待客，《道家金石略·岱岳观碑》载:大历十四年(779)，淄州刺史王圆等人登泰山，“时真君道士卜皓然、万岁道士郭紫徽，各携茶、果相候于回马岭”。
但比较而言，道教茶事远没佛门茶事兴盛，在道人眼中酒葫芦还是比茶碗重要。
三、无僧不嗜茶
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间由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的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还是西汉末年的事。史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宪(一作景卢)受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佛经。此后，佛教逐渐流传开来。
唐代茶业的兴盛与佛教的发展有关，佛门茶事的兴盛又与佛教的中国化息息相关。(www.xing528.com)
对于印度的苦行僧来说，希图饮一杯好茶简直是罪过，为佛祖所不容，何况他们唯一的财产是化缘的钵盂，茶叶、茶具与他们无缘。
印度佛教东传，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佛教被中国化，出了禅宗，此乃中国式佛教。禅者坐禅选择幽静的去处，要求注意五调:调食、调睡、调身、调息、调心。而茶能驱睡魔、助消化、益思意、悦心志，禅房枯坐有杯清茶真是难得的享受！如封氏所言:“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封氏闻见记》)中国人的文化是生存文化，言生不言死，许其饮茶，保留了一份俗人的享受，又不妨碍顿悟成佛，何乐而不为？所以，中国寺院既香火袅袅又茶香弥漫，佛事和茶事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唐代寺庙里是无僧不嗜茶，僧人是无时不饮茶，见于《全唐诗》的如——
诗僧齐己《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诗云:“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叫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
郑巢《送琇上人》诗人:“古殿焚香外，清羸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冰。”
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诗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
曹松《宿溪僧院》诗云:“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
僧人饮茶从初春到寒冬，终年不辍；从早到晚，穷日尽夜。从饮茶场合看——
牟融《游报本寺》诗云:“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
李嘉祐《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一公房》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磬长”，“啜茗翻真偈，然灯继夕阳”。
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诗云:“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
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诗云:“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
严维《奉和独狐中丞游云门寺》诗云:“异迹焚香对，新诗酌茗论。”
读罢这些诗句，不难看出，唐代僧人嗜茶是无时不饮，且无处不饮，诵经、坐禅、做功、吟诗、旅行、纳凉等等场合，有茶便兴致大增。更有甚者，《金石萃编》卷一百零七《兴国寺故大德上座号宪超塔铭并序》中载:这位宪超和尚病危，“绝粒罢食”、“唯茶与乳”，饭可不吃，茶却要喝，真是古今第一茶痴，嗜茶如命，要茶不要命！
有鉴于此，唐大历年间，禅僧怀海(720—814)索性将茶事列入清规，《百丈清规·法器章》云:“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上堂时二通，……茶鼓长击一通……”茶鼓一般置于殿东北角，法鼓在西北角，若只一钟一鼓，则左钟右鼓。寺里建了茶寮、茶室，有专门的茶头掌管茶事，又称之为“施茶僧”。茶鼓敲罢，僧人便集体饮茶。饮茶已成为僧人的每日功课。推而广之，还以茶奉佛，以茶待客，客人包括朝廷命官、游方僧人、四方施主、八方香客，茶成了佛门“公关饮料”，在戒绝饮酒的情况下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久而久之，“吃茶去！”便成了僧人的口头禅。
四、名寺出名茶
寺院用茶来源主要靠自种。
我国僧人植茶由来已久。清人笔记《陇蜀余闻》载:蒙山“上清峰，其巅一石，大如数间屋，有茶七株生石上，无缝罅，云是甘露大师手植”。据古书记载，甘露大师确有其人，俗姓吴。僧人居深山古寺，远离商业中心，买茶不易，也无钱买茶，自己要喝茶，山中又宜茶，不种更待何为？加之中国禅宗有别于印度佛教，主张发展寺院经济，种粮种菜，自力更生，茶也在种植之列，谓之“农禅”，农禅是佛教生存的内在保障。如沙门刘彦范所云，“所居有小圃，自植茶”，茶圃被鹿损坏后，颜真卿等名士相助运石以复旧观(《因话录·角部》)。大历五年(770)，李栖筠任常州刺史时，顾渚山有僧人献茗，李栖筠约陆羽一起品尝，陆羽认为此茶“非他方可比，宜荐于君上”，刺史于是“进万两贡上”。皇上也觉佛茶不同凡响，下令责成浙江顾渚山设贡茶院，此后岁贡竟达18000斤之多。江西庐山为“净土宗”发源地，相传晋代开始植茶，《庐山志》载:“各寺亦于白云深处劈谷削岩，栽种茶树，焙制茶叶，名云雾茶。”庐山云雾茶成为名茶，一直榜上有名。浙江东阳东白山，为佛教圣地，寺多茶多，所产婺州东白茶《茶经》有载，时为贡茶。《茶经》中还提到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亦产茶。佛教四大名山皆产优质茶，如浙江普陀山的佛茶、四川峨眉山的峨蕊茶。其他如广西桂平西山寺的西山茶(又称乳香茶)、四川蒙顶的甘露茶，等等。可以说，唐代茶叶的生产是以寺庙为基地，向周边广大农村辐射，从而形成遍布全国的产茶区。
僧人不仅种茶，他们还研究焙制方法，培育新品种，创名牌。茶源于云贵巴蜀，江南茶后来居上，大半功归于僧人。如吕岩《大云寺茶诗》所云:“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茶经》出于“半个僧人”之手，便不足为怪了。
僧人如何种茶、制茗呢？李咸用《谢僧寄茶》一诗有生动的描述。诗云:
匡山茗树朝阳偏，暖萌如爪拏飞鸢。
枝枝膏露凝滴圆，参差失向兜罗绵。
倾筐短甑蒸新鲜，白纻眼细匀于研。
砖排古砌春苔干，殷勤寄我清明前。
金槽无声飞碧烟，赤兽呵冰急铁喧。
僧人对于中国茶叶的生产、制作和名品的培植，功不可没。
五、僧道茶诗
佛教讲“出世”，这是佛经的基本思想，但外来佛教中国化以后，烙上华夏文化印记的中国僧人却又以儒者的面孔积极地“入世”，他们关注国计民生，他们想忘情于大自然，部分有文学素养的僧人竟不甘寂寞地舞文弄墨，醉心于文学艺术。
中国的诗僧与茶投缘，写了大量的茶诗。著名者如贯休有茶诗18首，齐己17首，皎然25首，杰出者还有寒山、裴迪、灵一、方干、无可等人。如贯休的《题宿禅师院》、《赠造微禅师院》、《山居诗》等，皆涉及茶事。名僧齐己的茶诗很地道，如《谢
湖茶》、《尝茶》、《谢中上人寄茶》、《咏茶十二韵》、《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谢人惠扇子及茶》等，不乏名篇。皎然与茶圣陆羽是忘年交，二人同往浙江妙喜寺，与当时出任湖州刺史的颜真卿结为文友，三人常在妙喜寺旁的三癸亭里饮茶吟诗，世人称其为“茶人三绝”。由此可见皎然在唐代茶学界的名声。皎然茶诗的代表作是《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写茶之功效，“茶道”二字首次写入诗歌，并言:“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诗云:
九日山僧院，
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
谁解助茶香。
此诗写了“茶境”，并贬低嗜酒者为“俗人”。皎然茶诗的名篇还有《饮茶歌送郑容》。纵观皎然茶诗，可以说此人已窥茶道真谛，触及了茶道美学深层次。
另有一类半僧半儒者，如茶神陆羽，生于寺庙，常往来于寺庙，以僧为师，算半个僧人。陆羽著《茶经》也写茶诗，著名茶诗有《六羡歌》。
还有一类是半儒半僧者，如大诗人白居易晚年信佛又嗜茶，进入“茶佛一味”的境界，写了许多茶诗。
道教是本土文化，饮茶历史也很早，但影响不如佛教大，著名者有女道士李冶(李季兰)，誉称“女中诗豪”，是陆羽饮茶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于中国茶事贡献较大。道士吕岩写有《大云寺茶诗》，他对僧人制茶的工艺水平十分佩服，这句诗已作为佛教茶事的史料多次被引用。写过茶诗的道士还很有几位，但影响不大。
道家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贡献不如佛家影响大的原因有三:其一，道家有很强的生命意识，重生不重死，嗜茶为养生，乏精神追求，道家茶文化便显得浅薄平庸；其二，从整体上讲，中国道士的文化素质不如中国僧人，虽崇老庄，但悟其真谛者乏人，多数道士为谋生又滑入低级的市俗文化圈乃至成为迷信职业者，对于高雅的茶文化实难领悟；其三，道士人数少，人才也出得少。据唐末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载:“唐以来，共有宫观1900余座，道士15000余人。”而唐代僧人约30万人左右，道士只是僧人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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