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陆羽成功原因的探究
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可忽略对其人的个性探求，一个成功者其所以取得成功，与他非同一般的个性密不可分。有着同样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有的人辉煌卓绝，有的人却庸庸碌碌，是各自不同的个性使然。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个性决定人生。
大唐草根民陆羽是怎样取得成功的呢？我们有必要探讨探讨陆羽成就一番伟业的外因条件和内因基础。我从三方面论述这一命题。
一、大唐盛世腾飞平台
大唐盛世为陆羽成就伟业打造了一个腾飞的平台。
陆羽对社会的贡献，极而言之，没有他就不会有大唐多姿多彩的茶文化；但没有震古烁今的“盛唐气象”也就不会产生陆羽的“茶学”。
唐代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如李泽厚先生所云:个人、民族、阶级、国家都处在上升的欣欣向荣的社会氛围中。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空前的中外大交流大融合，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地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的“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李泽厚《美的历程》12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时代精神，使唐代文人有别于明清之际那些与政治无缘的风流才子和乡村学究，他们在政治、事业、文学诸方面积极追求。远大的政治抱负、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对于诗艺的精心探求、向往于隐居成仙，以及丰富的生活情趣、放浪的酒色生涯，构成了大唐文人圈特定的社会风尚。
有幸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气候里的陆羽，有着怎样的心境呢？《六羡歌》是陆羽重要的诗作，诗云:“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全唐诗》卷三百零八)其意明明白白，就是表白自己不迷钱财不迷官，只要能用故乡的水烹煮故乡的茶，做一个自在的茶人，吾愿足矣！
表面上看来，陆羽似无经纶大志，无意于雁塔题名、曲江赐宴、名园探花，只是想做一个茶人。其实，这并不意味着陆羽淡薄一切名和利。他审时度势，设计自己，找准了人生定位:他要扬长避短，独辟蹊径，做一个伟大的茶学家，从而名垂青史。
观陆羽一生的作为，他是积极进取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隐士”、“高人”。他所交的朋友多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声名赫赫的墨人骚客，都是事业上的强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陆羽能不受影响？陆羽可以小觑金钱却不能轻视名望。他要与那些高层人士平等对话，金钱地位上不去，那就只好靠学问上档次。经学非他所长，他便做个杂家。他对自己的一生有明确的定位，且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包括读书、游历、社交、稼穑、家居、婚姻。他的云游是为了广泛收集资料、开阔视野以广见闻，而不仅仅是寄情于山水；他的隐居是为了潜心研究学问、排除干扰著书立说，而不是消极遁世博取一生清名。陆羽并不认为他研究的茶学是不足挂齿的小道，所以他敢以“经”称之，篇幅上以短取胜，字字珠玑。他对于“名”是很看重的，正因为如此，《茶经》脱稿，他便迫不及待地公诸社会，他的忘年之交释皎然不客气地指责他“楚人《茶经》虚得名”(皎然《饮茶歌送郑容》)。成名成家应当是陆羽成就伟业的巨大动力，这也符合唐代士子阶层的普遍心态，合乎时代的潮流。同唐代大多数士子一样，他的心里涌动着时代的主旋律、时代的最强音。
陆羽创立了中国茶学，并成为整合“大唐茶道”的关键人物，这一建树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概括而言，是唐代的文化大背景为“大唐茶道”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的税收(榷茶制度)、商贸和贡茶制为“大唐茶道”的创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唐宫茶风的形成为“大唐茶道”的创立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三点十分重要。
我们更要指出的是，大唐“三教融合”的国策为陆羽整合“大唐茶道”注入了文化基因，构成为“大唐茶道”的文化底蕴。
儒教形成于中国北方的周文化圈，孔孟学说为其思想正源，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一直居于正统位置。儒教是国教，孔孟学说是统治思想，故佛、道二教皆不能与之抗衡。
道教是中国的土特产，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宗教，是中华民族的“族教”。
鲁迅先生说:“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他告诉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要真正读懂中国人，透视国民性，就必须研究中国的道教。
大唐提倡的“三教合一”，是三教冲突、相互排斥之后所采取的折中、调和的办法。唐代诸帝调和三教、并用三教，调和之方不外“抑”、“扬”二字，盛则抑之，衰则扬之，无使太过。
唐人对三教融合的感性认识已上升为理性认识。高僧宗密(780—841)是华严五祖，他在《华严原人论》中探讨人生本原，并从哲学高度比较三教异同优劣，他主张:
孔、老、释迦皆是至圣，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
他公开提出以佛为本、以儒为末、“本末会通”的主张，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儒教的“五常”配佛教的“五戒”。宗密的主张实际上是要援儒入佛、以儒论佛。
道教与儒教在唐代之前已形成互补格局，历代统治者治国多是“外示儒术，内用老庄”，儒生们对道家的回归自然、天人合一、无为思想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旦怀才不遇或仕途坎坷，便隐于朝、隐于市、隐于茶或隐于山林，效老庄以自慰。儒道二教是本土文化，相融多于相斗，关系一般较和谐。道教反佛的结果是佛教日益兴盛而道教日益衰落。唐代道士审时度势，知佛不可灭，便改变策略，转而援佛入道，如道士司马承祯在《天隐子》、《坐忘论》里用佛教止观、禅定学说来阐述养生修真之道。两教“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由相互挑刺转而相互寻找相同、相似之处，达成共识。如道说无名，佛说性空；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极乐净土；道讲坐忘，佛讲禅定；道有符咒语，佛有符印咒语。唐初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派”汲取佛教中观思想，援《庄子》入《老子》，援佛学入《老子》，融合道、释，使道教思想更具思辨特色和哲理性。
三教合流的推动者是大唐士子——一个特殊阶层。这批人一般都有儒学的根底，自儒学起步，或一生都是粹然儒者，或自儒入道、或自儒入佛，或杂糅三教。当他们为大唐茶风所濡染而成为雅士茶人后，便将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茶事中去，以自己的理念去规范茶事。这样，大唐茶文化便顺理成章地融汇了儒、道、释三教文化，并构成了中国茶道“形而上”的主体。可以说，中国茶道思想的实质是宗教文化。不从宗教文化入手，便无从了解中国茶道；因了三教文化的影响，中国茶道才成为一门内蕴很深的高层次文化，而有别于一般浮浅的物质文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茶道才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连续性、实用性和雅俗共赏的特点而独具魅力。
在佛教内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革命，这就是华严五祖宗密所极力主张的“禅教一致”论。
大约是7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出身樵夫的慧能呈给弘忍一个心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因这个偈子，五祖弘忍决定将“祖师袈裟”传给慧能，此后慧能创立南宗禅学。可以说，这偈敲响了中国禅宗正式成立的开场锣鼓。
中国禅宗的佛教因子具有空前的活力和亲和力，以更强劲的势头渗透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禅宗敞开大门，向士大夫展示魅力。他们广收弟子，广交朋友，在文人圈里发展势力。禅宗领袖人物如神秀、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等人，带头与儒、道交朋友，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辈著名文人皆成圈内人，唐代著名士子大半归释门。一时间，无论居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或居山林之野的士子，都对佛门亲近起来。“安史之乱”后，士子们心灵出现巨大的落差，渔阳动地的鼙鼓惊醒了天堂梦，叛军惊魂的铁蹄踏碎了温柔乡，于是理想幻灭、希望落空、自信心崩溃。孔孟无药可施，老庄救心乏术，恰在士子无奈的时刻，南宗禅投其所好，提供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足以抚慰乱世游子，吸引他们投入释氏怀抱，成为儒门佛子。
三教文化为大唐茶文化注入了思想，而茶道的形成是必须以茶风的形成为前提条件，正是中国禅宗为中国茶风的鼎盛提供了契机(或称“生长点)，唐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明确地说: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以成风俗。
开元(713—741)是唐玄宗年号，距唐立国(618)约一个世纪，刚巧是中唐之始。封演以一个历史见证人身份说清了一个历史细节:泰山禅师准许僧人饮茶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茶风自佛门推向全国，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一件事的文化背景是禅教合一。我们不能把泰山降魔师的举措看成历史上的一个偶发事件或孤立事件，它说明初唐100年里，大唐茶业或茶事已粗具规模。因禅教之兴，这一崭新的生活方式以此为契机而得到大普及、大提高。没有中国禅宗，中国人还是要喝茶的，但不会使茶风鼎盛于公元8世纪。茶与艺术的结合不以禅为契机，中国茶道作为一门艺能将减杀几分艺术旨趣，缺少活力和魅力。因了中国禅宗与茶的结合，使入世或逃世、在政和在野、得意或失意的士大夫及一般士子以茶道为指归，在“茶禅一味”中获得某种精神慰藉和心理平衡。不少士子居都市而隐于茶或居山林隐于茶，他们对饮茶的迷恋不次于对某一教派的尊崇，或者说具有相类似的宗教狂热。中国禅宗为中国茶道的创立不仅仅是提供了契机，还为其增加了文化内涵，营造了一种艺术氛围。
经初唐100年的酝酿，至中唐初，茶文化已趋向繁荣，如茶叶的大量种植，茶叶贸易的发展，茶俗的形成，三教文化对饮茶的影响而出现有法相的佛教茶、道教茶、儒教茶，茶文化发展的态势在呼唤一个杰出人物集其大成，总结和创立中国茶道，使之成为艺术中的一个门类。这一历史重担经历史的挑选而落在陆羽的肩上。而陆羽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他能担当此任。
陆羽的《茶经》站在历史的高度，忠实地总结了中唐之前儒、道、佛三教对茶事的不同解释，其中的《七之事》列举了唐朝之前著名知茶者30余人，他们是:
晋代:惠帝，司空刘琨，琨侄兖州刺史演，黄门张孟阳，司隶傅咸，洗马江统，参军孙楚，记室左太冲，吴兴太守陆纳，纳侄会稽内史俶，冠军谢安石，弘农郡太守郭璞，扬州牧桓温，舍人杜育，武康小山寺和尚法瑶，沛国的夏侯恺，余姚的虞洪，北地的傅巽，丹阳的弘君举，新安的任育长，宣城的秦精，剡县的陈务，广陵的老姥，河内的山谦之。
南朝宋:新安王刘子鸾，鸾弟豫章王刘子尚，鲍昭妹令晖，八公山和尚昙济。
南朝齐:世祖武帝。
唐代:英国公徐世勣。
以上包括五类人:一是儒者，二是道士，三是和尚，四是有一定宗教信仰的王公贵族，五是有一定宗教信仰的平民百姓。大体说来，这些人都可归于某一教派，如神农氏虽非某一教派的信徒，但后来被纳入道教的神仙谱系，又被儒者尊为人文初祖。其余诸位都有较明确的宗教信仰倾向，或儒，或道，或佛。
关于茶事的解释，中唐之前道教多于佛教，仙气大于佛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之前，佛教作为异域文化，虽立足已稳，但其势力尚不能与本土宗教道教相抗衡，即使在道教未形成之前，神仙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所以佛教初入中国，老百姓将释迦牟尼当神仙一类人物看待。
由陆羽“茶学”生长出来的“大唐茶道”其文化底蕴是儒、道、佛三教文化，与大唐“三教圆融”的国策息息相关。茶与三教间的单向结合，分别产生了儒教茶、道教茶、佛教茶。大唐三教并用的国策促使三教茶靠拢，并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中国茶道。
二、文化沃土成就伟业
大唐士子茶文化圈是陆羽成就伟业的沃土。
中国的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无论帝王、仕女、游士、武士、文士、高僧、道士、官吏等等，皆可纳入“士”的范围内。我们不妨借用18世纪西方提出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中国的“士”大体上该看做中国的知识分子。
陆羽虽然没有家学渊源，但他弱冠之前仍然有幸接受了良好的文化熏陶。《陆文学自传》云:
不知何许人。始三岁，茕露育乎大师积公之禅院。……天宝中，郢人酺于沧浪，道邑吏召予为伶正之师。时河南尹李公齐物出守，见异，捉手拊背，亲授诗集，于是汉沔之俗亦异焉。后负书火门山邹夫子墅。属吏部郎中崔公国辅出守竟陵，因与之游处。凡三年。赠白驴乌犎一头，文槐书函一枚，曰:“白驴乌犎，襄阳太守李剀见遗；文槐函，故卢黄门侍郎所与。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赠。
他在寺院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接受了高僧智积禅师极为严格的佛学教育，智积和尚是有心栽花花不发，陆羽拒绝相伴青灯黄卷了其一生，但那段寺院生活于陆羽应当说是终生受益无穷。何况竟陵及其邻近的荆襄地区佛风鼎盛，陆羽诞生前，南宗禅慧能的弟子神会就在竟陵附近的荆州传法，陆羽受佛教的熏陶很深。大体言之，陆羽童年时代的寺院生活于他有四点重大收获:一是学了佛，二是识了字，三是知了茶，四是修了身。这第四点十分重要，做学问就得习惯于坐冷板凳，习惯于独处，陆羽后来能单身只影隐于苕溪著《茶经》，多得益于单调枯燥的寺院生活的训练。
此后，他受到太守李齐物的关爱有幸负书火门山，师从邹夫子，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补上了作为一个士子不可或缺的儒学基础教育。大诗人崔国辅出守竟陵，又使他有机会接受明师指点，学作唐诗，使他有幸跻身大唐诗人行列。
陆羽青少年时代主要接受的是儒家和佛家的文化熏陶，他半僧半儒，这就决定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不可能去做一个硕学鸿儒穷其一生治一经，也不可能继承恩师的遗志精研佛学成为一代名僧。他终于做成了杂家，并以茶学研究成为千古敬仰的人物。他著《茶经》并整合“大唐茶道”功不可没。
陆羽在整合中国茶道时，与农人植茶、商人卖茶、工匠造茶具不无关系，但文化上的巨大助力来源于中晚唐士子阶层。陆羽一生爱交朋结友，有所谓“天下士子半与之游”之说。陆羽的恩师挚友，如智积、皎然、颜真卿、邹夫子、李齐物、崔国辅、耿湋、李冶、朱放、皇甫曾、皇甫冉、刘长卿、张志和、李栖筠、袁高等等。他的众多朋友中，有官吏，有士子，有僧道，他们彼此之间十分默契，一块儿品茶，一块儿吟诗，相互唱和，相互提携，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陆羽的文朋诗友组成了一个足以体现大唐历史风貌的士子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是陆羽成就伟业的沃土和助力、个性形成与发展的外因。
中国的士子在形成之初就已和“道”结下不解之缘，视“道”为精神凭借、文化之根本，并“铁肩担道义”，甘做“道”的弘扬者、探索者、捍卫者。
中晚唐士子具备中国士子的共性，当他们介入茶事后，并不满足仅仅停留于感性世界的口腹之欲，而是很投入地潜心悟道，希望鼓捣出一点什么来。
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陆羽的恩师智积禅师，他于陆羽是恩同再造。他是陆羽学习文化的启蒙师，佛学教育的引导者。据理推之，智积禅师还精通茶艺，并将茶艺传给陆羽。没有智积对陆羽的抚育教导，没有智积对陆羽进行茶艺的启蒙，陆羽能否成为茶学的宗师、能否撰写成《茶经》，便很难说了。
《陆文学自传》云:“洎至德初，秦人过江，予亦过江，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皎然喜茶，精通茶艺，是大唐僧家茶的代表人物。没有他的鼎力相助，陆羽的《茶经》是难以问世的。“茶道”一词最早见于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该诗表现了饮茶的独特感受，并从当时领风气之先的道家茶中发现了“道”，十分肯定地说“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我们悟一悟，会有一个感觉:皎然是从陆羽茶艺出发去理解道家茶，提出了“茶道”这一概念。显然，他已触及陆羽茶艺美学的深层次。换言之，是他使陆羽茶艺在理论上得到升华，是他诠释了陆羽茶艺的精髓，从而使陆羽茶艺“形而上”与“形而下”兼具。
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大历七年(772)贬任湖州刺史，由于他的具体帮助，陆羽得以安居乐业；由于他请陆羽参与编辑《韵海镜源》，陆羽有条件获取丰富的历史资料，使《茶经》得以充实；由于他的热心张罗，湖州茶风鼎盛，使陆羽有机会结识活跃在湖州一带的文化界和官场的名人，进而形成了以陆羽为核心的饮茶集团。
常伯熊是陆羽的崇拜者，他不仅学习“鸿渐之论”，还“广润色之”(封演《封氏闻见记》)。他曾和陆羽先后为地方官李季卿表演茶艺。可以说，他是陆羽茶艺最有成效的宣传者和推广者。
皇甫冉是个“耕山钓湖”的隐者，陆羽喜欢去山寺采茶，皇甫冉写过《送陆鸿渐西霞寺采茶》。其弟皇甫曾也是陆羽挚友，有《送陆鸿渐山人采茶》一诗。皇甫冉受佛教影响很深，曾写诗赞美惠山寺流泉，诗云“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偏依佛界通仙境”(《杂言无锡惠山寺流泉歌》)，似乎流泉也是佛祖仙人所赐，自带几分佛气和仙气。
孟郊(751—814)是陆羽晚年的朋友之一。贞元元年(785)，年轻的学子湖州人孟郊来访，陆羽陪同这位小老乡参观他的山舍。这位苦吟诗人吟了一首《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这首诗将陆羽的上饶山舍与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桃花源相提并论。他还曾凭吊陆羽和皎然的坟墓，追忆当年“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送陆畅归湖州，因凭吊故人皎然塔、陆羽坟》)。
中国宗教的格局是儒道互补。道教的世俗化、民俗化，以及出世、延生的追求和神仙思想，对中国各阶层，上至皇帝下到庶民百姓，由博学大儒到无知群氓，都有无穷吸引力。所以说，道教与儒教是相辅相成，中国若无儒教便不可能使民族文化上升到很高层次，若无道教因缺乏光怪陆离的想象和超常的追求而单调刻板，枯索乏味。正是儒道二教如空气充实了华夏大地的文化空间。(www.xing528.com)
诗人张志和(约730—810)，孤高自赏，不随俗流，长期徜徉于太湖一带的苕溪、霅川的青山绿水之间，过着清贫、隐逸的道士生活。他是著名茶僧皎然和陆羽的好友，大概是他介绍大历七年(772)任湖州刺史的大书法家颜真卿与皎然、陆羽认识。如有一次与陆羽、裴修一块儿畅谈，陆羽问张志和:“孰与往来？”张志和则答:“太虚作室而共居，夜月为灯以同照，与四海诸公未尝离别，有何往来？”张志和的妙答有几分魏晋名士洒脱超然的况味，他认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恬淡、寂寞、虚空、无为。他的道家思想对陆羽整合“大唐茶道”会有所启迪。
据野史记载，唐代著名女诗人、女道士李季兰是陆羽青梅竹马的女友，我们从陆羽与她的互赠诗中可以看出，李季兰以另外一种洒脱的做派曾给予陆羽以影响。陆羽儿时寄居李孺公家是真实可信的。寺院出于积善的考虑收留弃婴，后又交付俗家养育，这是情理中事。陆羽与李季兰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由此生发出一段恋情，也是情理中事。李冶《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那首诗，可捉摸出二人关系的一些蛛丝马迹。是否可以作如下推测:陆羽不是情场高手，蹉跎岁月，任青春坐老，但又不肯死心。估计“太湖探病”时陆羽曾向李冶最后一次求婚，此时二人都已年近半百，李冶“欲语泪先垂”，十分冷静却也是无可奈何地拒绝了陆羽的求婚。细细玩味李冶“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两句诗，与李冶其他几首情诗作一比较可以发现:李冶虽用情不专，但对陆羽是外冷内热，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他俩本是天生的一对，只是个性的差异和命运的捉弄，将“喜剧”演成了“悲剧”。因个性的差异，他俩常常互相伤害。被伤害的陆羽出现反常的精神状态，自传中有如下记载:“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尽兴，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不排除陆羽是因失恋而出现这种反常的精神状态。因为根据弗洛伊德学说，性爱的无望比事业的失败更能使人精神崩溃。观陆羽一生，他的“爱情线”和“事业线”是交错的。在某些时候，爱情是陆羽著《茶经》的动力，在某些时候又用事业的辉煌弥补爱情的苍白。“事业心”和“朋友情”成就了陆羽的《茶经》，但也使他步入误区，在爱神面前徘徊不前，或者麻木不仁，于是造就了一个孤独的陆羽，他终于还是“终鲜兄弟，绝无后嗣”。
戴叔伦是陆羽晚年结识的好朋友，二人交往很深，相互唱和。陆羽决定去湖南做事，权德舆写了一封推荐信。次日，权德舆为他饯行，并写了一首《送陆太祝赴湖南幕同用送字》。《全唐诗》中载有多首戴叔伦给陆羽的赠诗。陆羽曾为他“辩诬”。戴叔伦喜与僧道交游，“远访山中客，分泉谩煮茶。相携林下坐，共惜鬓边华”(《春日访山人》)，曾“谈诗访灵彻”品茗僧家茶。“竹暗闲房雨，茶香别院风”(《与友人过山寺》)，备觉僧家茶别有一番风味。他也宗老庄，晚年向朝廷申请解组归林，获准做起了道士。
可以说，大唐文人稍有名者，无不与茶有缘，有的只是没留下茶诗，但可以想到，当茶成为国饮且又别无选择时，文人饮茶一定是普遍习俗。
与陆羽有过交往的文士，有煎茶高手，也有粗通茶艺者，即使无此嗜好，耳濡目染也将成为茶人。和陆羽过从甚密的文士还有朱放、刘长卿、权德舆等人。
与陆羽有过一般交往的文士很多，据朱子振先生研究，在“《全唐诗》中有名可稽直接载及的陆羽友人”(朱自振《茶史初探》第247、248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还有:
刘全白(曾任池州刺史)、裴循(长城县尉)、张荐(史官修撰兼阳翟尉)、吴筠(进士，玄宗命待诏翰林，后隶籍道士)、强蒙(处士，善医)、范缙、王纯、魏理(评事)、王修甫、颜岘(颜真卿兄子)、左辅元、杨德元、韦介、崔弘、史仲宣、权器(书郎)、陆士修(嘉兴县尉)、裴幼清、柳淡、释尘外、颜颛、颜须、颜顼(以上三人并颜真卿族侄)、李崿(历官侍御史和庐州刺史)、潘述、杨凭(历官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观察史、北京兆尹、杭州长史)、杨凝(由协律郎三迁侍御史)、耿湋(宝应元年进士、任左拾遗)、陆涓(阳翟令)、严伯均、巨川、卢藻、卢幼平(吴兴令)、李恂、郑述诚、崔子向(监察御史)、陆畅、韦早、权明府、萧瑜、崔载华等约五六十人。
据此可以看出，中晚唐士子阶层以陆羽、皎然、颜真卿及稍后的卢仝、皮日休、陆龟蒙、白居易、李约、贯休等人为核心，热心于茶事，且呼朋引类，滚雪球般地扩大，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士子饮茶集团，并将茶和文化有机地结合，使大唐茶文化欣欣向荣、色彩纷呈，还整合了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国茶道。可以说，没有士子的参与，便不会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中国茶道。
参与唐代茶道整合的文人雅士，在陆羽身后，还有著《煎茶水记》的张又新。《煎茶水记》是一部论水的专著，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补充了《茶经》，并有意挑起一场历时千余年之久的“名泉之争”，使《茶经》的影响日渐扩大。另一位茶学家苏廙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即唐王朝即将灭亡之时，著了《十六汤品》，对陆羽《茶经》中茶艺内容，从煮水、冲泡、茶器、燃料与茶汤品质的关系作了论述，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唐末刘贞亮提出“茶有十德”说，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的主张。刘贞亮的道德观是万事皆以德为首，故要以德统道，而后世学者多以“道统”称之，“茶德”仅为“茶道”的一个方面。比陆羽长十余岁而又比陆羽辞世晚十余年的高僧怀海，制定了《百丈清规》，将“茶供三宝”纳入佛门仪规。这是僧人茶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推动了僧家茶事的大发展，为禅宗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全社会的茶风的兴盛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还有一批文人雅士，虽无独特的创造，但他们写茶诗茶文，办茶会，行茶礼，使中国茶文化在晚唐异彩纷呈，谱写了茶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如温庭筠于宣宗大中十四年(860)著了《采茶录》，还写了《西陵道士茶歌》，反映了道家茶以养生和修真养性为目的的特点。大诗人白居易(772—846)一生与诗、酒、茶相伴，所作数十首茶诗对《茶经》的内容做了全方位的诠释。皮日休与陆龟蒙相唱和，以茶为题各写了十咏，包括《茶坞》、《茶人》、《茶笋》、《茶籯》《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是《茶经》最生动形象的注脚，还反映了唐代茶园、茶舍、茶农、茶具及茶叶的种植、焙炙、烹饮等方面的情况。李约提出的“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深得茶人的赞许，以善于煎茶而闻名遐迩，不乏慕名而来者，常是门庭若市。吕温在茶事中引入社交活动，他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反映的是雅人茶事。由于温庭筠、白居易、颜真卿、皎然等人的推波助澜，茶会蔚为时尚，甚至于朝廷也步其后尘，举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
高僧齐己、从谂、贯休等人，是披袈裟的“士”，他们研茶艺、写茶诗，发展僧家茶文化，使饮茶成为“和尚家风”，这一时尚并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向全社会乃至周边国家辐射。
还有嗜茶的唐玄宗、唐代宗、唐德宗、唐僖宗等人，他们是披龙袍的“士”，因他们本身所具备的政治能量和文化影响力，使植茶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使茶成为“国饮”。
唐代文士茶人多如天上的星斗，有诗文可证者，如:
李白、高适、储光羲、刘长卿、颜真卿、杜甫、裴迪、王建、于鹄、张籍、钱起、顾况、戴叔伦、皎然、陆羽、李季兰、张志和、韦应物、李嘉祐、灵一、从谂、张又新、封演、皇甫冉、皇甫曾、卢纶、袁高、武元衡、权德舆、孟郊、刘禹锡、白居易、杨嗣复、李绅、柳宗元、刘言史、牟融、赵赞、王涯、李德裕、韦处厚、施肩吾、姚合、郑巢、周贺、元稹、项斯、张祜、朱庆馀、章孝标、卢仝、杜牧、许浑、李商隐、李约、常伯熊、刘得仁、张文规、温庭筠、李郢、李栖筠、李郢、朱景云、薛能、李群玉、崔珏、曹邺、郑愚、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李咸用、秦韬玉、郑谷、贯休、齐己、刘兼、虚中、栖蟾、修睦、若水、郑遨、吕岩、陆希声、徐夤、曹松、鲍君徽……
考量大唐士子文化圈，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群体，给予陆羽的事业以长期积极的影响，是众多绿叶衬托出陆羽这枝茶苑奇葩。若无众多文士积几代人的努力，单凭陆羽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陆羽充其量是他们中的杰出者而已。
陆羽植根于这方沃土，他受益匪浅。概括言之，有如下几点:
一是陆羽有机会接触具不同宗教倾向的朋友，接受了三教文化的熏陶，造就了半僧半儒、半官半民的陆羽，造就了既是“出世者”又是“入世者”的陆羽，丰富和提升了陆羽茶文化学说的文化底蕴；
二是陆羽获得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使他的全国茶事考察及著《茶经》成为可能；
三是提升了陆羽的社会地位，使他能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进入大唐主流社会，对于开阔他的眼界、拓宽生存空间大有裨益；
四是朋友的关爱与频繁交往，足以抚慰他孤独的灵魂，弥补了终身独处的缺憾，使他不至因事业的拼搏而心力交瘁；
五是因众多文士的参与，包括在他之前的密友和身后的崇拜者，使“大唐茶文化”成为大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唐茶道”作为一种文化艺能和“道”的载体雏形已具。
三、标新立异敢于挑战
独具的个性是陆羽成就伟业的内因条件。
陆羽虽有“茶神”之誉，但关于他的资料却正史无载，原因大概如明人李维桢《茶经·序》中所云:
而以拟“经”之故为世诟，病鸿渐品茶小技，与六经相提而论，人安得无异议！
关于陆羽的史料，较为完整的年代也较早的是载于《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的《陆文学自传》，此文著于“上元辛丑岁阳秋二十有九日”，即公元761年，陆羽时年28周岁。他这年写自传是有缘故的:一则，按农历计岁的习惯他已交“而立”，有必要回首前半生，做个人生小结；再则，他已离开故土，正式移居湖州，开始新的生活，有必要回首作为一个“竟陵人”的生活经历，做个人生小结。
陆羽是否写过“自传”呢？我赞同朱自振先生的见解，他在《茶史初探》一书中写道:
陆羽写过自传是肯定的……从现存的《陆文学自传》必然保存有《陆羽自传》较多内容这点来说，我们与其否定它是陆羽所写，不如承认它是经过后人改动或掺杂的陆羽原作为好。
唐元和四年(809)以后任过复州刺史的周愿，是陆羽的好友之一，他俩彼此称兄道弟。贞元五年(789)，二人曾同在岭南节度使李复幕府为幕僚，李复是陆羽恩公李齐物大人的儿子。周愿有《三感说》一文，文中提到“羽自传竟陵人，当时羽说竟陵风土之美，无出吾国”，说明陆羽在大约30岁之前，确曾写过自传，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后来见到的《陆文学自传》却无关于竟陵“风土之美”的字句，说明此文系代庖者所为。据理推之，可能是陆羽死后，竟陵文化界为了纪念这位从竟陵走出去的大名人，需勒一石镌其自传。代庖者基本忠于《陆羽自传》原作，时间止于“而立”，“自述”前半生，主要是在竟陵的生活经历。大概行文时意犹未尽，不将陆羽的成就说完全，终觉遗憾，于是文末补入陆羽的八种著作名，其中多数肯定地说是陆羽迁居湖州后所作。因其“画蛇添足”而使后世人怀疑《陆文学自传》的真实性。晚唐诗僧、茶僧齐己《过陆鸿渐旧居》诗中云:“楚客西来过旧居，读碑寻传见于初。”齐己游竟陵陆羽故居所见到的碑文估计就是这篇《陆文学自传》。
此后关于陆羽的记载多出于此。
我有个感觉:《陆文学自传》无论为何人所写，其事实是真实的。陆羽的性格基调自然也应从自传中去探求。
上元辛丑岁，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陆羽以诙谐的语言为自己写小传，追述前半生经历。由自传可知陆羽孩提时代有如下性格特点:他，出身寒微，褊躁任性，不屈从权威，有独立意志，守信义，重然诺，趋善若鹜，坦率真诚，诙谐善辩，执著倔强，百折不挠，勤学好问。因了他的褊躁任性，常常开罪于生活在他周围的人乃至良师挚友，不得不熬受孤独的折磨，甚至被人视为“楚狂接舆”；因了他的守信义、重然诺，他又赢得了许多莫逆之交；因了他的趋善若鹜、坦率真诚，使他具有人格魅力，天下士子乐于与之为友；因了他的勤学好问、海纳百家，走通了自学之路；因了他的执著倔强、百折不挠，终于成为学问大家，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追寻。
陆羽性格中最可宝贵的特点是他潜在的挑战精神，陆羽九岁时“积公示以佛书出世之业”，他不因积公于他恩重于山而俯首听命，也不虚与委蛇，而是旗帜鲜明地表示拒绝，以孔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理论依据斗胆质问尊长，并公开声言“羽将校孔氏之文”，“予执儒典不屈”。小小年纪竟敢代表儒者向佛门挑战，或许有几分不知天高地厚，但其挑战精神已让龙盖寺高僧不寒而栗。陆羽自然难逃寺规的惩罚，“公因矫怜抚爱，历试贱务，扫寺地，洁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陆羽不含糊，甘受其罚，此后因“主者以为慵惰，鞭之”，后“因倦所役，舍主者而去。卷衣诣邻党”。自此后，他要自谋生路。十岁左右的孩子进入为文人雅士所不齿的演艺界，无论从年龄上讲，从知识基础上讲，从社会阅历上讲，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但陆羽取得了成功，他“著《谑谈》三篇，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按时兴话说，他成了杂戏班子里的演员、编剧和导演。不排除其中有溢美之词，陆羽是大唐演艺界的“童星”则是毫无疑义的事实。陆羽这种挑战精神贯穿于他的一生，没有这种精神，他就没有勇气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茶事，并写下一部名垂青史的《茶经》。如唐人赵璘《因话录》所言:“陆羽有文学，多奇思，无一物不尽其妙，茶术最著。”
陆羽喜游历，广闻博识，所以普天下的名茶、名水皆成竹在胸，讲起来滔滔不绝。他躬身实践，与茶打了60余年交道，30岁左右开始写茶书，此后仍不停止地去考察各重要茶区，并以顾渚山作为他的科研基地。他的研究和考察涉及茶事的方方面面，包括茶史，茶的生产和制作工艺，烹饮器和制茶具，茶的煎煮方法(鉴茶、品水、看火、辨器)等等。三十几岁完成《茶经》初稿，48岁时付印，其间15年，不间断地补充、完善，加工润色，可以说为《茶经》区区7000字倾注了他大半生心血。他不断战胜人的惰性，表现出惊人的执著，一头扎进茶学中，再无他念，乃至终身不婚，在非僧非俗的境况中打发岁月。他甚至无固定的家，无聊以糊口的职业，虽为士子却不愿出仕，宁可隐居、漂泊，与名僧、高士为伍。然而有所失必有所得，巨大的成功足以补偿他作出的巨大牺牲，孑然一身的弃儿终于超脱为世代纪念的茶圣。
总之，陆羽一生都在向困难挑战，向孤独挑战，向权威挑战，向学问的未知领域挑战。当然，这种挑战不是“否定一切”，处处“标新立异”，而是不断地学习、创新，所以他能成为大唐文化界的一个通才、奇才、怪才。
巨大的动力源于伟大的目标，陆羽致力于中国茶学大而言之是为发展大唐茶业，谋小民衣食；小而言之，是为己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
可以说，唐代“茶道大行”是陆羽著《茶经》的直接结果。但陆羽的功劳不止于此。此后出现的“贡茶制”，第一个“国营”茶厂，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还有榷茶制和茶马交易，都与陆羽的参与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后，茶的用途扩大了，并成为大唐社会最重要的流通商品之一，成了重要的农业生产门类，成了国库重要的财源之一。如《旧唐书·李珏传》所言:“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
当陆羽50岁时，在德宗朝任户部侍郎的赵赞，于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向皇帝进言:“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德宗采纳了赵赞的建议，诏令在交通要道、关口津要置使征税。至贞元九年(793)茶税收入达40万缗，仅次于盐税。这说明了唐朝的高度统一，即使穷乡僻壤，也能将茶税收上来。这也反映了唐代茶业的兴盛和朝廷对茶业的有效监控。发展茶业既然关乎国计民生，陆羽的《茶经》及所创煎茶法便成为全社会的需要，茶的国饮地位的确立已势在必然。
陆羽是半个和尚，儿时长在寺院，向积公学习煮茶技术，又交了许多僧人做朋友，他对佛教文化是很熟悉的；但他也宗老庄，做隐士，隐于山林，明人冯时可说他“逃名于茶”，所著《茶录》有一段话，曰:
鸿渐伎俩磊块，著是《茶经》，盖以逃名也。示人以处其小，无志于大也，意亦与韩康市药事相同。不知者，乃谓其宿名。夫羽恶用名，彼用名者且经六经，而经茶乎？张步兵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一杯酒可以逃名也，又恶知一杯茶之欲以逃名也。
陆羽选择了道家的生活方式，隐于山林的同时又隐于茶。但陆羽治茶学、著《茶经》绝非“盖以逃名也”，“逃名”不是陆羽的个性。他不是那种“寻章摘句，胸无大志”的空头文人，他有政治热情，他关心国计民生，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大唐盛世”添彩。
陆羽的好朋友刘长卿也有此一说，认为陆羽不停地云游和精研茶事是为了“逃名姓”，他的《送陆羽之茅山，寄李延陵》说陆羽“新家彭泽县，旧国穆陵关。处处逃名姓，无名亦是闲”。刘长卿的本意是羡慕陆羽不为官身所羁，不为政坛风险所惧，不必担心树大招风，可以放心大胆地干自己想干的事，而不是说陆羽想“大隐于茶”。
明人冯时可《茶录》中云:“鸿渐伎俩磊块，著是《茶经》，盖以逃名也。示人以处其小，无志于大也。意亦与韩康市药事相同，不知者，乃谓其宿名。夫羽恶用名，彼用名者且经六经，而经茶乎！”他把陆羽描述成一个“山中高人”，研茶艺、著茶书不是“入世”而是“出世”；不是关注国计民生，而是明哲保身；不是翱翔长空的鸿雁，而是蜗居一隅的无名鼠辈。其实大谬不然也！观陆羽一生的作为，他是积极进取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隐士”、“高人”。他所交的朋友多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声名赫赫的墨人骚客，都是事业上的强者。耳濡目染，陆羽能不受影响？陆羽可以小视金钱却不能轻视名望。他要与那些高层人士平等对话，金钱地位上不去，那就只好靠学问上档次。经学非他所长，他便做个杂家。他对自己的一生有明确的定位，且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包括读书、游历、社交、稼穑、家居、婚姻。他的云游是为了广泛收集资料、开阔视野以广见闻，而不仅仅是寄情于山水；他的隐居是为了潜心研究学问、排除干扰著书立说，而不是消极遁世，博取一生清名。
其实大唐文人鲜有“逃名”者，人才济济，万星争辉，谋名不易，“逃名”者是不识时务者。一介布衣、一介寒士的陆羽何以木秀于林、名垂千古？明人李维桢《茶经·序》有一段精辟的话:
羽所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三十卷，《占梦》三卷，不尽传，而独传《茶经》，岂他书人所时有，此其犄长，易于取名耶？太史公曰:“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数，惟谠非常之人称焉。”鸿渐穷厄终身，而遗书遗迹，百世下宝爱之，以为山川邑里重。其风足以廉顽立儒，胡可少哉。
李维桢的话说白了，就是陆羽以“爆冷门”而名垂千古。按陆羽的个性讲，并非他无意为之，而是他精心设计自己的结果，因为他是一个有挑战精神、创新精神的人，是一个勇敢的拓荒者，喜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按李维桢的说法就是“此其犄长，易于取名”。
话题回到《陆文学自传》，说陆羽“不知何许人”，其意并非全在讨论出身问题，而是对人生的探究:是“入世者”或者是“出世者”？是僧是道？是官是民？宋祁的《新唐书》将陆羽列入“隐逸”一类的人物。考其行状，陆羽不完全是一个隐者，他是多种类型人物的混合体，他的个性是一个复合体，他优秀的个性是他取得成功的内因条件。
陆羽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在《感悟陆羽》(《陆羽大传》和《中华茶文化》2002年第4期)一文中这样写道:
历史上的陆羽是这样一个人:
他，出身寒微，褊躁任性，守信义，重然诺，诙谐，执著；
他，亦庄亦谐，亦凡亦圣，半僧半儒，半官半民；
他，一介布衣，一个隐者，一个通才、奇才、怪才，
——他就是茶神陆羽！
陆羽一生的成败得失决定了——
他是中国茶学的奠基人和大唐茶文化的旗手、大唐茶道的整合者；
同时他也是——
杂学的专家而非正宗的经学家；
贯通三教的人物而非粹然儒者；
心系“庙堂”的“隐者”及迷恋山林的“入世者”；
事业的成功者及可悲的“独处者”……
——这便是陆羽在中唐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扮演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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