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一载(752)崔国辅贬竟陵司马，“与之游处，凡三年”，此处的“三年”是连头带尾计，即天宝十一载至天宝十三载。据此还可确定陆羽离开竟陵幕府的时间在“安史之乱”前，即在唐代天宝十三载(754)开始他的游历生活。《陆文学自传》记述崔国辅的赠物之举可以佐证:崔公曰“白驴乌犎”“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赠”，表明陆羽即将去“游历四方”作“野外考察”。陆羽所在的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由山南东道开始。
陆羽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剑南道和淮南道茶区。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著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或光州调查。”(朱自振《茶史初探·〈全唐诗〉中的陆羽史料考述》)
山南道辖境为今四川嘉陵江流域以东，陕西秦岭、甘肃蟠冢山以南，河南伏牛山西南，湖北涢水以西，自重庆市至湖南岳阳之间的长江以北地区。开元后分割为山南东、西两道。山南东道包括今之川西、鄂西和陕南等地，即秦岭之南、云贵高原之北的广大地区。秦岭在唐代首都长安之南，故有“山南”之谓。这个范围包括古代荆襄茶区、川东茶区和陕南茶区。
中国除华夏族之外，夷、戎、狄、蛮乃四方之民。《春秋大事表·四裔》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卢戎，即蛮，故南蛮实含蛮、濮、巴三族。蛮、濮、巴的古地域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相当，当是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另据《战国策·魏策》、《韩诗外传》、《史记·五帝本纪》、《尚书·吕刑》、《礼记·缁衣》，有学者则认为，蛮、濮、巴三个民族即古代的“三苗”，他们是今之云贵川诸多饮茶民族的先祖。傅斯年、蒙文通等著名学者也认为神农(炎帝)、共工、祝融等传说与“江汉民族”有关。“江汉民族”又称“苗蛮集团”，是远古荆、楚、渝一带的原始群落，包括巴人的祖先。
古代巴地有着历史悠久的远古文明。不仅如此，古代巴地也是宜茶之地。《尔雅·释地》云:“汉南曰荆州。”即汉江之南，辖今鄂西和陕南安康市。“巴”指三国时期的“巴郡”，治所在江州，即今重庆市区。本书所说的“荆巴茶文化区”的地理范围是按唐代的划分，包括荆襄茶区和川东茶区，即《茶经》所说的“荆渝”地区，主要是巴山、峡川地区，即今鄂西、三峡和重庆地区。我们还是沿用历史书上较普遍的说法，称“荆巴”而不称“荆渝”。
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茶经·七之事》中将“炎帝神农氏”列在“三皇”之下，给他以“天下第一”茶人的殊荣。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陆羽考察古代荆巴茶区的收获之一，他的考察证明了荆巴地区在远古时期便已有野生茶树，这里的先民们并已懂得茶的药用价值。陆羽的《茶经》对中国茶树的人工栽培和饮茶的来龙去脉未曾提及，对云贵一带的茶事记载很少，但对荆巴地区茶叶的种植情况及用茶情况，却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茶经·一之源》云: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茎如丁香，根如胡桃。
陆羽发现的是原始野生大茶树，对其植物学特征做了准确而形象的描述。陆羽的发现要比印度阿萨姆所发现的野生大茶树早1000多年。据刘勤晋教授《巴渝茶史溯源——兼论重庆茶馆文化》(载《上海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选》)一文所载:古荆巴地区遗存的野生大茶树遍及数县，且有数百株成片生长，染色体分析证明巴渝野生茶树属原始类型大茶树，与云南野生大茶树属同一种属。这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云贵高原野生茶树的嫡传，或者荆巴地区本来就是原始茶树的物种中心。
茶树由野生到人工栽培是一次质的飞跃。
荆巴茶区至晚在西周时期已开始了茶叶的人工栽培，并注意培植品质优秀的佳茗。东晋史学家常璩系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对巴蜀之事见闻亲切。所撰《华阳国志》对巴蜀之事记述较详。《华阳国志·巴志》载: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
这段史料说明: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巴地便已开始茶叶的人工栽培，巴国臣属西周，封为子爵后就已用园栽茶叶作为朝廷贡品。
应当指出的是，参与武王伐纣的“巴蜀之师”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尚书·牧誓》)。《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其属有濮、髳、苴、共、奴(卢)、獽、夷、蜒之蛮”。杜佑《通典》“梁州”条云:“当夏、殷之间的蛮夷之国，所谓巴、賨、彭、濮之人也。”顾颉刚先生在《牧誓八国》中进一步指出“庸、卢、彭、濮四国与蜀均在汉水流域”。以上典籍所叙述的范围即古荆巴茶文化区，说明今陕南、鄂西、川东一带早在唐代之前就是宜茶之地，它的气候、雨水、地形和土质条件有利于茶叶的大规模种植和名茶的培植，是中国最古老的茶叶种植区之一，并大约在唐代晚期于蜀地形成了古朴且独具特色的“荆巴茶文化区”。
还应当指出的是，西周时茶叶尚未作为饮料使用，而是药用或祭祀用，自然以茶纳贡不能引出西周时荆巴地区已出现“饮茶文化”的结论。
关于荆巴地区的茶事，《茶经·七之事》引《桐君录》云:“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陆羽十分肯定说巴东出产品质十分优秀的茶叶，而且当地人用作“饮品”。
《茶经·七之事》引《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夷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地区，黄牛山在宜昌北80里处，荆门山在宜昌东南30里处，女观山在今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之西。宜昌在三峡出口，唐代属峡州管辖。
至唐代，荆巴茶区的茶风鼎盛，《茶经·六之饮》描述中唐饮茶习俗时说:
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渝)间，以为比屋之饮。
陆羽认为中唐时期茶风最盛的地方是长安、洛阳、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和渝州(治所在今重庆)。《茶经》所言“荆渝”地区的范围大体上指今鄂西和川东一带，不包括陕南地区。
但荆巴茶区的茶俗不可与两都相提并论。荆巴地区的人是怎样喝茶的呢？《茶经·七之事》引述三国时魏人张揖所撰的《尔雅》说:(www.xing528.com)
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陆羽定曾领略过荆巴地区古老的茶俗。《茶经·七之事》引证张揖的《广雅》云:
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广雅》是《尔雅》的补充。比较两段文字，《广雅》多了“用葱、姜、橘子芼之”一句话。
这两段文字说明，荆巴茶区虽然出产佳茗，但饮茶方式仍很原始，他们是将茶制作成茶羹，或者叫茶粥，作为流质食物使用。虽名之曰“饮”，实则是吃粥喝汤。《茶经·六之饮》称此为“痷茶”，内云:
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大概至唐代，流行于荆巴间的仍然是这种极为原始的饮茶法，陆羽对此颇有微词，视其为“沟渠间弃水”不堪饮用。《博雅》解释“痷”为“病也”，“痷茶”的命名已有贬义。由三国时期到陆羽考察荆巴茶区的中唐时期，此地的茶俗有无变化呢？估计变化不大，陆羽无可奈何地说“世人的习俗一向如此”传递了一个历史信息:人们仍然是以止渴饱腹作为饮茶这门物质文化的价值取向。陆羽大概正是基于对荆巴原始饮茶法的考察，革故鼎新，首创陆氏“煎茶法”，风靡全国。
大凡一种普遍的生活习俗总是源于某种生理或心理上的需求。荆巴地区的人们饮茶方式如此粗放，如此不风雅，与他们饮茶的目的有关。我们不妨把地域限制在川东范围内，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一中说道:
(巫溪)地接朐忍(云阳)，多瘴。土人以茱萸煎茶饮之，可以避岚气。其味辛，名曰辣茶。
所谓“瘴”，就是瘴气，旧指我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山林间湿热蒸发致人疾病之气，“岚气”指山林之气。所谓“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杜甫《梦李白》)；“使君不用勤留客，瘴雨蛮云我欲愁”(陆游《剑南诗稿·涪州》)。当时最可怕的是在湿热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类传染病，死亡率很高。古代荆巴民族饮辣茶可散体内湿热，是有一定防病治病效果的民间验方。这也说明，唐代及唐代之前茶汤中加许多作料，多出于疗治疾病和补充营养的考虑，而不为单纯的品茗之趣。茶叶在当时是物质饮料而非文化饮料。
比较而言，川西的蜀中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腾飞，日渐富庶，有了经济实力的支撑，又有良好的文化环境，所以早在秦汉时期，具有文化意义的品茗艺术已悄然兴起。
清人顾炎武引用诸多史料，认为饮茶始于战国中期的蜀地。他在《日知录》中写道:
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巴蜀”……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顾炎武所提及的王褒是西汉辞赋家；张载又名张孟阳，是西晋文学家；孙楚(？—293)曾任扶风参军。秦人取蜀是秦惠文王九年(前316)的事。他所列举的史料似不足以支持公元前3世纪蜀人便已将茶叶作为饮品的说法，蜀人饮茶始于两汉和魏晋时期较为稳妥。这一时限比巴地约早出两三百年。
陆羽在《茶经》中引用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张孟阳的《登成都白菟楼诗》、孙楚的《歌》以及《方言》中的有关文字，对蜀中的茶文化做了充分的肯定。这也说明，陆羽沿汉江而上考察山南东道茶区后，曾经汉中越剑阁，在剑南道作短暂的考察，对川西的饮茶文化有些粗略的印象。
陆羽一路鉴茶评水，做了笔记，数年后，在定稿的《茶经·八之出》中写道:
山南以峡州上(原注:峡州生远安、宜都、夷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原注: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衡州下(原注:生衡山、茶陵二县山谷)，金州、梁州又下(原注: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梁州生褒城、金牛二县山谷)。
陆羽还在金州品尝了汉江中泠水。中唐著名茶学家张友新写过一篇《煎茶水记》，文中提及鉴别天下名水的《陆氏榜》，天下20种名水，汉江榜上有名，陆羽的结论是:“汉江金州上游中泠水第十三。”在峡州(因长江三峡口而得名，治所在夷陵，在今宜昌西北)品扇子山下虾蟆口水，评为第四。
从《茶经》关键词的使用频率也证明了陆羽考察山南道茶区，时间最先、考察最细致。因地理毗邻的关系，到过剑南道的某些茶区，然后是对淮南道茶区作较为细致的考察。《茶经·八之出》基本上是以山南茶和淮南茶为标准样，评定全国茶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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