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茶道的价值理念探析

第二节　大唐茶道的价值取向

一、茶佛一味

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从印度传入中土。印度高僧输入的是释迦牟尼及其继承者创立的大乘、小乘佛教，而没输入茶禅和茶供养，因为印度当时不产茶。

佛教在唐代已基本被汉化，饮茶成为“和尚家风”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中国僧人为啥选择饮茶呢？这与佛教的教义有关。

佛教的禅学讲“戒、定、慧”，其中以“禅定”作为基本的修行方式。要“静虑”，要“专注”，就得坐禅。坐禅可至“身达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坐禅要求很严，要“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且“过午不食”。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经经过孔孟、老庄的思想熏陶，重出世、延世，重“致君尧舜”，重享乐人生，而印度佛教要其弟子“八斋戒”，做到“六根清净”，灭“七情六欲”，其中包括不饮酒、不观歌舞，不染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灭绝一切欲望，若要较真，简直生不如死！中国人受不了，久享太平日月的唐人更受不了！

幸喜印度不产茶，释迦佛未将饮茶视为僧人非分的物质享受，中国的僧人们便选择了茶，如《封氏闻见记》所言:“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请注意这个“许”字，僧人饮茶早已成事实，不仅饮茶，还种茶，制茶，降魔大师只是事后履行了“批准手续”:点头认可。

当然，僧人饮茶之初并无精神追求，只图驱睡魔、助消化、悦心志，为重今生、不重来世的中国僧人保留一份口腹之欲，当人生欲望一桩桩一件件被剥夺之时，增添一份饮茶情趣，何乐而不为！

佛义和茶理的交融是后来的事。

僧人们发现茶性平和，醒脑提神，有利于消除疲劳，止息杂虑，安静沉思，可帮助僧人进入“禅定”境界。良好的“茶境”与“禅境”有着相同的氛围，它的特点是静，是虑，是恍兮惚兮，是自我观照。这在僧茶诗中体现得很明显，例如——

慈恩寺塔下避暑

刘得仁

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

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

宿溪僧院

曹　松

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

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

游报本寺

牟　融

茶烟袅袅笼禅榻，

竹影萧萧扫径苔。

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一公房

李嘉祐

啜茗翻真偈，

然灯继夕阳。

寄江西幕中孙鲂员外

齐　己

应思陶令醉，

时访远公禅。

茶影中残月，

松声里落泉。

茶性与佛性、茶境与禅境相沟通，这便是“茶佛一味”。

有学者认为:“茶佛一味”由于茶味苦而后甘，与佛教“苦谛”(生、老、病、死之苦)有相通之处，如此解释十分牵强。唐人的心态是既要立地成佛还要不吃苦头。唐人不是以肥硕为美吗？那是社会经济状况良好、胖人日渐增多且又减肥无术的曲折反映。印度(时称天竺)和尚修行法有所谓96种“外道”，采取自饿、投渊、赴火、自坠，乃至持鸡狗戒，好端端的人却要学鸡、狗的动作并成为日常行为。唐代僧人不是冲着茶的苦味而来的。“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吕岩《大云寺茶诗》)，这说明和尚比凡夫俗子更重视提高茶的品质，使之有良好的口感。中国的僧人想的是走“终南捷径”见性成佛，而不是吃尽千般苦而后成正果，进入极乐世界。由此可知:僧人茶风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先有禅宗而后有僧人茶风，当大唐茶文化成大气候时，二者便沟通融和而“茶佛一味”了。

二、修真养性

道教文化是中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文化。道士、女冠也出了些著名茶人，如写《大云寺茶诗》的吕岩、与颜真卿有过交往的张志和、与陆羽结为挚友的李冶等人。

陆羽《茶经·七之事》有几则道士饮茶的记载:

《搜神记》:“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见鬼神，见恺来取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

《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壶居士《食忌》:“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广陵耆老传》:“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旁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妪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

陶弘景《杂录》:“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

以上几则茶事说明道教与茶的关系，在道人们看来:饮茶可羽化成仙，连卖茶老妪也可从“狱牖”中飞出；不仅生者要饮茶，死者也需要饮茶，故以茶祭祀颇为必要。

道教选择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道教仪规要求，以“清茶四果”或“三茶六酒”祭天祀祖。早在西汉时代就已有此习俗，长沙马王堆的西汉墓出土的有随葬品茶箱。产生于东汉年间的道教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负面部分。道教认为茶非凡品，是山中“灵芝”，用此祭天祀祖，定得好报，为神鬼所佑。这一点与佛教的“茶供三宝”没有区别。

二是道家独具的，认为常饮茶可羽化成仙，连道教思想家、大医学家，时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也这样认为。

道教讲“修真养性”，修炼方法除用符箓禁咒以禳灾求福、役使鬼神外，最重要的便是通过清修归本还原，与道合一，成为神仙。修身先修心，修心在于主静，静则生慧。故司马承桢在《坐忘论·收心》中主张:“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而茶性俭淡、平和、空灵，自然是道人修炼首选饮品。

佛家也讲“静”，也以茶助坐禅，但其目的是“悟”，以破“三关”——本参、重关、牢关之后，走出生死之流的边沿，以证得菩提，成为觉者。他们认为饮茶可助其“见性成佛”。

大约由于急于成仙的缘故，道人们觉得没完没了地“入静”进度太慢，简直遥遥无期，于是又有“丹鼎派”炼吃了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金丹。晋代葛洪《抱朴子·金丹》云:

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

唐代皇帝服丹成风，纵死无悔。几个服丹的皇帝寿命极短，太宗52岁，宪宗43岁，穆宗30岁，武宗33岁，宣宗50岁。大多数道人对此犯怵，也无钱买红铅、紫贡之类昂贵原料炼丹，丹鼎何处寻？于是退而求其次，不炼“大药”炼“小药”，小药者草木也，如菖蒲、桂心、五味子、地黄等，吃了纵无益也不至于死人。而茶最好，称之为“麒麟草”、“灵芝草”、“仙药”，又好喝又可延寿成仙。道家茶人吕岩、张志和行踪不定，见首不见尾，传言已羽化成仙。道人们即使不信喝茶可做神仙，讲点现实主义，至少可健体延寿、悦心志、饱口腹，做个人间自在仙。

道家饮茶的追求在唐诗中有反映，如温庭筠的《西陵道士茶歌》:“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皎然《饮茶歌送郑容》:“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极写道人饮茶的快感:“……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三、延世养生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记载影响颇大，人们辗转相传，竟将茶演绎成“万病之药”，只要常饮茶便可长生不老。以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名载茶史的卢仝在《忆金鹅山沈山人》一诗中说得更玄乎，诗云:

君家山头松树风，适来入我竹林里。　　

一片新茶破鼻香，请君速来助我喜。　　

莫合九转大还丹，莫读三十六部大洞经。

闲来共我说真意，齿下领取真长生。　　

卢仝竟认为只要有茶喝，道士们不必炼什么长生不老药，不必修真养性读什么“三十六部大洞经”，神仙靠不住，圣贤亦难免一死，靠得住的养生之法就是“卢仝七碗茶”。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认为:茶可“调六气而成美，扶万寿以效珍”(柳宗元《代武中丞谢新茶表》)。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序》中说:“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

按佛教轮回说，生与死是由“业力”派生出来的“因果链”，所以僧人不以生为喜，亦不以死为悲。但中国僧人可看破红尘独看不破生死，既希望成佛又希望延世长生。他们选择茶不仅为了坐禅入定，还为了延长寿命，不肯轻易放弃人世间的享乐。

唐人确实能喝茶，和尚们可终日浅斟慢酌，如酒徒品酒一般“连续作战”，那个茶艺高手常伯熊竟因饮茶过度喝出病来，就依卢仝所言喝七碗得其快感，今人亦不敢与之较量。“头杯为品，二杯为茗，三杯饮驴”，今人嗜茶者是以两杯为度，过则要被人讥笑了。

四、致清导和

“致清导和”语出宋徽宗赵佶，这位大宋君主治国一团糟，但对茶道的理解颇为深刻，他说:“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这位皇帝弘扬茶道，旨在使政治清明，即平衡各方面的矛盾，无天灾人祸，无战乱匪患，舒舒服服做个太平天子。

当然宋徽宗不会傻到治国乞灵于茶道大行，致清导和仅是其精神追求。

早在唐代，无论是天子布衣或释、道、儒三教，在茶事上都以“致清导和”为其价值取向。

“清明茶宴”是唐宫例会，一年一度。茶性平和，茶宴以“和”为贵。天子此举意在赐茶示恩宠，化解隔阂，在袅袅茶烟和乐舞声中搞好“一班人”的团结。此外如以茶招待外国使节、以茶输边和亲、以茶赐文臣武将、以茶赐文人雅士、以茶赐僧人道士……都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实现“中和”，进而谋求政治之安定、清明。所以唐代上层统治者努力发展茶业，不仅仅是为了国家财政，还希望茶道大行，使饮茶成为盛世之清尚。

中国三大教派是释、道、儒，三教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暂时的、次要的、相对的，而和谐与统一是长期的、主要的、绝对的，所以从没发生过宗教战争，其主要原因是三教教义上有共通之处，就是“中和观”。“中和”是个哲学概念，即强调均衡、平和与对称。若以“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为喻，当以“合二而一”为主，“统一”是目的，“平衡”是手段。

这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周易》及其卦辞中有如下论述:“阴阳合德，刚柔有体。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保合大和，乃利贞。”

佛教有“中道说”，佛陀云:“形在苦者，心则苦恼；身在乐者，情则乐会。是以苦乐两非非道因……今者若能舍苦乐，行于中道，心则寂定，堪能修彼八圣道离于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随顺中道修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茶性平和，能致静，有利僧人寂定，修中道以证菩提。酒性狂，水性“空”(无色无味无嗅)，而茶苦而后甘、淡而有味，亦行中道。所以僧家品茶坐禅，以茶侍僧人、道人、儒生，以茶待施主、香客，在禅堂、茶寮创造一个宁静、平和、脱俗的氛围，有利于改变僧人的不良性格，变得无怨无尤、不喜不悲、不骄不躁、不卑不亢，如佛陀塑像的表情那样，垂眉，眼半开半合，含着微笑，深沉大度，一派中和之态。我们从僧茶诗中亦可感受到这点，孟郊《宿空侄院寄澹公》诗云:

灯窗看律钞，

小师别为侣。

雪檐晴滴滴，

茗碗华举举。

“律钞”指佛教律宗经典，小师指年轻僧人，雪霁之日品茗读经，师徒相伴，气氛何等和谐！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云:

虚室昼常掩，心源知悟空。

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

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

不知方便理，何路出樊笼。

“空”乃佛经术语，与“色”相对；“空”即真如，“色”即物质。僧人讲“四大皆空”，非灭绝一切欲望，只是要知足少欲行“中道”。僧人禅庭品茗，在中和的气氛中悟“中道”，参加一次茶会，受一次熏陶，便对人世间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多一分厌恶，熏陶日久便看破红尘、跳出樊笼、苦空无我了。

道教宗老庄，老庄主张“大道圆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事万物皆如“太极图”，阴、阳两鱼首尾相衔共处于一个圆中。其基本点仍是主张平衡阴阳以致太和。他们也消极避世，遁入深山。深山产茶，被视为灵芝仙草。茶是他们易于获得的饮品，又利于修养性格，得道之人必如大山般的庄严，茶般的平和。茶是自然界灵物，道法自然，自然包括饮茶在内。

儒家讲中庸，《中庸》一书相传为孔丘之孙子思所作，包括“中庸为德论”、“中行无咎论”、“过犹不及论”、“执真两端论”。中庸的目的是“和”，“和”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君臣父子要和，兄弟夫妇要和，礼乐刑政要和，天地万物要和……和则平，自然、社会方能有序地发展；和则同，自然、社会方能统一、谐调地存在。而茶的作用是致清导和，所以文人欢迎茶。武人偏爱酒，便常有争斗，“鸿门宴”是酒宴，一方面觥筹交错，另一方面剑拔弩张、杀机四伏。

“执儒典不屈”的陆羽亲自设计并铸造了茶器风炉，形制以均衡为美，从各方面表现出他对“和”这一理想境界的追求，可从如下几方面证之:

1.风炉“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朽墁。凡三足，古文书二十一字”。选择的3、6、9、21等数，乃根据易学象数原理严格定其尺寸。“3”是最稳定的复数，三点相连可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6、9、21皆为“3”的倍数；

2.鼎为三足，是最稳定的支撑点，少则易失衡，多则难谐调；(www.xing528.com)

3.“一足云:坎上巽下离于中”，坎卦为水，巽卦为风，离卦为火，意即“风能兴火，火能熟水”，三者相“和”方能煎出好茶；

4.“一足云:体均五行去百疾”，炉体具“五行”之数:锻铁铸造此为“金”，中有薪炭此为“木”，器内盛水此为“水”，燃炭加热此为“火”，置于地上此为“土”——金、木、水、火、土“五行”皆具。但要“均”，即平衡五行生克关系，“平则为福”(赵佶《圣济经》)，便可“去百疾”；

5.“一足云:圣唐灭胡明年铸”，言平衡政治之“治乱关系”，灭了安禄山、史思明，平了内乱，乱而后治，重享太平，又可享“盛世之清尚”了。若社会乱糟糟的，偌大华夏，将无尺寸宁土安得下一尊风炉！风炉铸此铭文是对社会的祝福；

6.炉床支架绘“翟”(火禽)、“彪”(风兽)、“鱼”(水虫)，乃火、风、水卦之形象。如此数端，皆以“中庸”为宗旨。再如他所造的“”(锅)，“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这“正令”、“务远”、“守中”是儒家治国求太平之术，亦为“和”之术。陆羽提倡饮茶“致清导和”用心良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释、道、儒三教亦如鼎之三足，支撑着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稳定的结构。唐朝统治者实行“三教合一”的宗教政策正是鉴于这一点:三教都主张中和，有此一说便可求同存异，各人头上一方天，互不倾轧。历史上虽有几次“法难”，但其实质不是宗教斗争，而是皇帝佬儿不高兴了，便下令排佛。佛教也修正自己的布道方略，采取与官方合作的态度，自愿成为统治者手中的思想统治工具，于是政、教双方“和”了，迎来了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茶圣陆羽作为儒生亦不弃释道，他是半个僧人，又是道士、女冠的密友。他所创立的茶道以“中和”为本，体现中国释、道、儒各家优秀文化思想的集结。

五、养廉励志

早在晋代，茶便被视为养廉佳品。《晋中兴书》载:

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数十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毕具。安既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陆羽在《茶经·七之事》里录入此文，意在说明茶性俭，俭则养廉。陆纳称以茶待客为“素业”，“素”解作朴素、纯洁。《老子》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刻意》云:“纯素之道，唯神是守……能体纯素，谓之真人。”所以守住了“素朴”便可做真人，进入修身的理想境界。素业即清素之业。

茶性俭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价格而言。如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曾发布禁酒令，代宗广德二年(764)又进一步限制全国卖酒户数，原因在于酒道大行而导致“廪食方屈”，连杜甫也发出“街头酒价常苦贵”的慨叹，一般百姓又如何承受得起？若以茶代酒，可节约粮食，可降低消费水平，有利于国计民生。当时酒价每斤按三百文计算，一斤酒与六斤茶等值，人均消费茶一年按三斤计，半斤酒钱就相当一人全年的茶钱。提倡饮茶其他好处姑且不论，仅节约开支这一条就功莫大焉。百姓家收支平衡这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二是指茶的品质。俭则纯，纯则洁。茶道大行有利净化社会风气。纯洁的茶可涤人肺腑、荡人灵魂。所以宰相李德裕虽对天柱茶喜爱，欲觅“几小袋”品尝，可一旦舒州牧送上几十斤，却又拒收，他大概是不忍因此而玷污纯洁的茶、也不忍玷污自己的令名。从古至今，上下级之间、友朋之间寄赠几斤茶叶，被认为是正当的馈赠，与“受贿”不搭界。

常饮茶者有平常心，如茶之淡泊，淡泊明志，淡泊致远。真正的茶人是知足少欲，知足则长乐，少欲则不贪，持素业而积极进取。历史上有溺酒而亡国、败家、丧身的先例，却从未见过因品茗而倒霉的怪事。

所以，唐末刘贞亮总结“茶有十德”，内有“以茶可养廉”、“以茶司雅志”两条。

六、返璞归真

返璞归真的含义是回到本真状态，不为物欲所诱惑。《战国策·齐》记载:战国齐宣王欲用颜斶，斶辞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于鄙野，选而禄焉，非不贵也，然形神不全。斶愿得赐归，……归返于璞，则终身不辱也。”

返璞归真合于老庄学说。老子主张任其然，人的生存状态要在恍兮惚兮中“复归于婴儿”。庄子主张“物(人)不胜天”，发挥老子的“无为”论，解释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生死、无时空，简直是原始的混沌状态。

唐代社会很发达，文人很入世，入世的文化人又觉自己被困于四堵高墙之内，“入城”想“出城”，回归到自然状态中去，做个自然人，恢复做人的本真。

茶是自然的茶，山中灵芝，为府衙、书斋、市井内的文化人带来大自然的信息，一枝灞桥上的柳枝尚且珍视，折枝送友，何况有千万状的绿得可爱的茶！所以当春茶采摘之时，收到远方友人寄赠的茶，免不得诗兴大发:“多谢崔居士，相思寄寂寥”(齐己《谢人惠扇子及茶》)，“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予春风酒渴人”(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生拍芳丛鹰觜芽，老郎封寄谪仙家”(刘禹锡《尝茶》)。大历四年(769)，晋陵郡丞尉迟绪，于城南修一草堂，李翰《尉迟长史草堂记》一文曰:“非道统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兹室，是知草堂之贵。”琴、茶并称，茶来自云雾山中，琴奏“高山流水”，置于草堂，虽居城郊，会有结庐深山之况味。

亲自烹茗，亦是雅事。如用风炉煮水，一沸如“鱼目”，二沸如“连珠”，三沸如“鼓浪”，多富情趣！茶汤之沫、饽、华，“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入樽俎之中”，这哪是煎茶？而是去优美的大自然界优哉游哉！对于俗务缠身者、埋头书斋者、禁锢深宫者，都是一种“美的补偿”，弥补了远离大自然的缺憾。

当他们做不成隐士、山人、处士、山僧时，便在喧嚣的都市内创造一种自然的茶境，如萧茂挺《赠韦司业书》所云:“所未忘者有碧天秋霁，风琴夜弹，良朋合坐，茶茗间进，评古贤，论释典，则乐在终席。”唐代诗人朱庆馀的《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就是写文人士大夫公余闲暇品茗的诗，诗云:

四面无炎气，清池阔复深。

蝶飞逢草住，鱼戏见人沉。

拂石安茶器，移床选树荫。

几回同到此，尽日得闲吟。

　　——《全唐诗》卷五百一十四

这位官吏与友人品茗不在客厅，而安茶器于池畔山石边，移眠床于树荫之下，临清凉池旁，睹蝶飞鱼戏，正是忙中偷闲寻茶趣。

唐宫才女鲍君徽笔下的宫廷茶会亦选在内花园里，凭人工的造化将大自然缩微，供人领略回归自然的情趣:在这人工造就的自然环境内品茗，虽藏虚假，然聊胜于无。

当然，最惬意的是去大自然的环境中饮自然茶，返回本真状态。由采到饮，每一个环节都能给人以自然的质朴的美的享受。如采茶时节去踏春，“茗园晴望似龙鳞”(刘禹锡《寄杨八寿州》)，“野茶无限春风叶”(李郢《邵博士溪亭》)，“蒙顶茶畦千点露”(郑谷《蜀中三首》)，“绿茗盖春山”(李嘉祐《送陆士伦宰义兴》)，“采茶溪路好，花影半浮沉”(姚合《寄杨工部，闻毗陵舍弟自罨溪入茶山》)，入茶山饱览春色，啜了佳茗，然后“行踏春芜看茗归”(皎然《山居示灵彻山人》)。

在大自然环境里用茶别有情趣，“山茗煮时秋雾碧，玉杯斟处彩霞鲜”(刘真《七老会诗》)，“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白居易《拣贡橘书情》)，“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李商隐《即目》)……文人做道士、僧人、隐士最津津乐道的享受便是在大自然的环境里亲手植茶、采茶、制茶、煎茶、办茶会，难怪出身世家的皎然要出家伴青灯黄卷、听晨钟暮鼓，凭那茶事就给了他无穷的乐趣。

文人学老庄其实是各取所需。老子主张无为，目的在于效法自然规律来治国、驭众、固位、保身，提倡“小国寡民”。庄子主张弃绝人世，学做混沌，倒退到原始状态。唐代文化人不傻，既举老庄的旗帜，返璞归真，清虚，静止，还要保留七情六欲，广交茶友，享乐人生，在伟哉大唐的广袤国土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七、启迪文思

唐代文人多与酒结缘，借酒激发灵感，李白、杜甫就是例子。李白“斗酒诗百篇”，有酒仙、诗仙之称，杜甫嗜酒，“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瞧！纵酒价上涨，三百文钱只能买一斗酒(约四两)，也豁出去喝他几两！

李、杜之后的文人改弦易辙，借茶饮寻觅灵感，激发形象思维的活力。如白居易在《首夏病间》中云:“竟日何所为，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李德裕收到友人赠的蜀茶后，亲自开缄碾末煎茶，茶悦心志，启迪文思，其《故人寄茶》诗云:“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薛能在《留题》诗中云:“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这是篇首两句，道明“茶”与“诗”的关系，是茶之功激起心中诗情。刘禹锡说“诗情茶助爽”(《酬乐天闲卧见寄》)，司空图则云“茶爽添诗句”(《即事二首》)，二人都有同感:饮茶开心窍，使诗家文思通达，有好诗句涌出，流于笔端。

唐人在茶中的这一追求，表达得最明白的是卢仝的“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即言茶能启迪文思。

实事求是地讲，借酒助诗情的人很少很少，除李白这类酒仙外，多数文人饮酒后只是迷迷糊糊，哪来的文思！而煎上一碗茶，然后展纸磨墨，边品边写的文人倒大有人在。我们推测，这是唐代文人的写作习惯。酒是叨了李、杜(还包括白居易)等几个名人的光而走红文界，这是广告的作用，质朴的茶不与酒争雄，而暗暗地实实在在地帮人启迪文思，为中华文苑的繁荣兴旺尽绵薄之力。

八、移情寻芳

陆羽著《茶经》特意点明:茶人应是“精行俭德之人”。高僧们允许和尚饮茶，其中一条是茶能抑制性欲，有利于丛林修持。但唐代是个开放的社会，特别是文化人，以与歌舞演员交往引为风流雅事。这些歌舞演员多是女性，美人胚子。文人介入茶事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将艳事和茶事搅在一起。

刘禹锡在《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一诗中直言不讳地说:“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当时的道德观念出了问题，不称“嫖妓”称“携妓”。这位大诗人曾任“监察御史”，负责“纪检工作”，连他也认为文人赴会带上有艺术素养的妓女不算过失。他敢写入诗中，不怕落人笑柄，这也说明唐代文人中非刘某一人有“寡人之疾”。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刘禹锡携妓踏春是去采茶，尽管陆羽等人讴歌茶之高尚纯洁，但他不管那一套，艳事和茶事要兼而有之。

白居易因病未能赴顾渚山茶会，“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酬微之开拆新楼初毕相报末联见戏之作》)。他恋恋不舍的不仅是“紫笋齐尝各斗新”，还有“珠翠歌钟”、“青娥递舞”。美茶娱口，美色娱目，二美兼有，焉能不趋之若鹜？

将茶列为香奁之物并以茶陪衬美人的诗是崔珏的《美人尝茶行》诗云:

云鬓枕落困春泥，玉郎为碾瑟瑟尘。

闲教鹦鹉啄窗响，和娇扶起浓睡人。

银瓶贮泉水一掬，松雨声来乳花熟。

朱唇啜破绿云时，咽入香喉爽红玉。

明眸渐开横秋水，手拨丝簧醉心起。

台前却坐推金筝，不语思量梦中事。

诗中描写的茶艺很地道，美人春睡、玉郎煎茶、朱唇啜茶、抚琴品茗、回味梦境……把个茶事写得香艳迷离。那个玉郎其所以如此有耐心地碾茶、取水、煎茶，因为已将对“浓睡人”的爱移情于茶。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拾，宋人苏东坡干脆说“从来佳茗似佳人”，明人许次纾更将三巡之茶比作三种年龄的美女。美人伴茶渐成文人时尚，誉为“名士风度”。

九、传情达意

《茶经·七之事》中有几则故事，言茶之用，实已将茶作载体，传情达意。如吴王孙皓“密赐茶荈以代酒”，表达上对下的格外关照；陆纳以茶果待客并视为“素业”，表现为官清廉；王微《杂诗》诉相思之苦；南齐世祖武皇帝的遗诏以茶果为祭、不用牲灵，是以俭教育后人，恐奢侈丧国。

唐人用茶传情达意有如下数端:

1.酬客:酒不常有，而茶事易为，无论是王公朝士、凡夫俗子、僧人道士，贵客临门，煎茶相待，不破费而已尽主人之谊。就连大唐天子招待外国使臣也是茶饮，借茶传情，以和四夷；

2.赠友:唐人“谢某某寄茶”的诗很多，可见当时茶是珍贵礼品。谢人赠金太俗，不好入诗；茶乃廉品、雅品，写入诗中可见友情之纯洁深厚；

3.赐茶:上级待下级以“赐茶”方式联络感情。赐茶之举见于唐史较多，是大唐天子习惯采用的“笼络手段”。“清明宴”是集体赐茶的方式，一年一度，仪规庄重；

4.茶会:僧人、文人喜办茶会，朋友相聚，品茗唱和，所谓风流际会，乐此不疲；

5.茶祭:如以茶祀天祭祖，佛寺茶供养，都为传达生者对死者、凡人对神佛的感情，或缅怀，或祈福，希望以茶沟通；

6.茶禅:佛门以茶“斗机锋”，如福州长庆慧棱禅师，人问“如何暗来底事”，他答“吃茶去”。人问“从上宗乘，如何举扬”，他答“今日未吃茶”。赵州和尚的口头禅是“吃茶去”，意即“你自己去悟吧”，促其“顿悟”。茶禅很深奥，旨在引导僧人进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不靠明师耳提面命，凭自己的直觉感悟去参透佛理，见性成佛，此谓禅境，或茶的“禅境”，禅的“茶境”。作为茶的传情达意，此为最高层次。

十、和乐自娱

以茶和乐自娱的方式有好几种:

张萱所绘的《明皇和乐图》是一种:安卧于御榻之上的唐明皇有宫娥奉茶，虽无乐舞相伴，然舒心、闲适，自觉惬意；

周昉所绘《啜茗调琴图》是一种:茶香扑鼻，琴音悦耳，又置身于优美的园林环境，其乐也融融；

唐玄宗与梅妃斗茶是一种:美丽的梅妃与君王作草木之戏，点茶较胜负，一决雌雄，权作消遣，游戏人生；

崔珏的《美人尝茶行》是一种:为佳人碾茶、煎茶，人因茶香，茶因人美，目迷五色，风流蕴藉；

颜真卿与陆羽、皎然、李崿等人的品茶唱和是一种:文人雅集，风流高会，虽无管弦之盛，诗如涌泉，如奏高山流水；

唐天子清明宴是一种:天皇贵胄、文臣武将，聚股肱英才，共品急程茶，同为天下先，恩宠有加，山呼万岁，不亦乐乎；

顾渚山茶会是一种:同僚约期，共品佳茗，歌钟绕身，青娥递舞，不亦乐乎；

刘真七老茶会是一种:一面品茶，一面赏景，感韶华易逝，恋夕阳晚景，不问前程，得乐且乐；

薛能品茶吟诗是一种:纱帽笼头自煎吃，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充满创作的激情和快感；

吕温笔下的三月三日茶宴是一种:选合适节令踏青，赏景品茗，吟诗作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人云集，颇多雅士之乐；

常鲁公出使吐蕃，烹茶帐中，招待赞普是一种:赞普不让鲁公，储天下名茶，此舒州，此顾渚，此蕲门，此昌明，此湖，遂命出之。有奇货可居，亦为乐事；

陆龟蒙逆旅不废茶事是一种:他外出不乘马，升舟设篷席，斋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品茗兼读书、垂钓，高人之乐非一般布衣之乐；

僧人在寺院待文士是一种:僧义海在关中南坡兰若接待柳公权，中夜围炉设茶果，殷勤待客，张祜在普贤寺做客，僧俗“更共品新茗”……洒扫禅堂迎雅客，亦为一乐；

刘言史和孟郊在洛北野泉煮茶是一种:契友相约去山野泉边，敲石取火，拾来鸟窝枯枝作燃料，拂去杂物汲清泉，烹野茶得野趣；

静夜品茗并赏月听钟是一种:诗人们于月夜煎茗，仰看天上明月，谛听寺院钟声，所谓“消冰煮茗秀”、“孤磬夜声长”、“闻钟笑语间”、“夜邀陪明月”，充满诗情画意；

此外如品茶观画、习书，茶罢歌一曲，携妓踏春采茶，奉茶送友壮行色……诸如此类，皆寓“和乐”二字。酒徒之乐在酒里，茶人之乐在茶中。

十一、夸示富贵

陆羽在《茶经·一之源》里言及“精行俭德”，在《茶经·五之煮》里又言“茶性俭”，两次提到“俭”。在陆羽看来，以“俭”为特质的茶应由有“俭德”的茶人享用。

对此，唐代的王公贵族并不买账，他们饮茶不仅要享受口福，还要炫耀尊贵。

如茶具，陆羽讲得清楚，以越瓷为上，但天皇帝胄岂肯与百姓同用普通越瓷？于是指令全国技艺最高的窑场烧秘色越器上贡朝廷，所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陆龟蒙《秘色越器》)，“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徐夤《贡余秘色茶盏》)。唐僖宗所用的一套茶具，非金即银，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上明文标出:“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用金银茶具烹出的茶未必有好的茶味，此乃“茶人之意不在茶”，意在夸示富贵，显示君临天下的皇家气派。

所以同样的饮茶，达官贵人们就很特别:茶要名品，金装银裹，千里驿传，弄得茶叶贵比黄金；水要名泉，千里递水，兴师动众；茶具质地和工艺都是一流，超豪华；煎茶用茶僮、女侍，带仪卫，配乐舞，将臭架子摆足。

向饮茶人介绍茶叶、茶具，应着眼于茶品；但有钱有势者多炫耀茶与茶具之名贵，他们津津乐道的是牌子而非质量。

今有“档次”一说，唐代的权贵们其所以在俭朴的茶事中追求不合情理的高消费，借茶炫耀富贵，骨子里还是担心降了档次。

本篇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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