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时期茶道整合的主要人士队伍

第五节　中晚唐士子——茶道整合的主体队伍

中国的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无论帝王、仕女、游士、武士、文士、高僧、道士、官吏等等，皆可纳入“士”的范围内。我们不妨借用18世纪西方提出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中国的“士”大体上该看做中国的知识分子。

陆羽在整合中国茶道时，与农人植茶、商人卖茶、工匠造茶具不无关系，但文化上的巨大助力来源于中晚唐士子阶层。中国的士子在形成之初就已和“道”结下不解之缘，视“道”为精神凭借、文化之根本，并“铁肩担道义”，甘做“道”的弘扬者、探索者、捍卫者。

中晚唐士子具备中国士子的共性，当他们介入茶事后，并不满足仅仅停留于感性世界的口腹之欲，而是很投入地潜心悟道，希望鼓捣出一点什么来。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陆羽的缁素忘年之交皎然，他对陆羽的帮助是生活上的照顾和事业上的支持。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表现了饮茶的独特感受，并从当时领风气之先的道家茶中发现了“道”，十分肯定地说“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我们悟一悟，会有一个感觉:皎然是站在陆羽茶艺的高度去观照道家茶艺，并有了“茶道”这一概念。显然，他已触及陆羽茶艺美学的深层次。换言之，是他使陆羽茶艺在理论上得到升华，是他诠释了陆羽茶艺的精髓，从而使陆羽茶艺“形而上”与“形而下”兼具。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大历七年(772)贬任湖州刺史，由于他的具体帮助，陆羽得以安居乐业；由于他请陆羽参与编辑《韵海镜源》，陆羽有条件获取丰富的历史资料，使《茶经》得以充实；由于他的热心张罗，湖州茶风鼎盛，使陆羽有机会结识活跃在湖州一带的文化界和官场的名人，进而形成了以陆羽为核心的饮茶集团，可以推测到，陆羽所创的“煎茶法”多得益于他们的启迪和传播。

常伯熊是陆羽的崇拜者，他不仅学习“鸿渐之论”，还“广润色之”(封演《封氏闻见记》)，他曾和陆羽先后为地方官李季卿表演茶艺。可以说，他是陆羽茶艺最有成效的宣传者和推广者。

当陆羽50岁时(782)，在德宗朝任户部侍郎的赵赞，于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向皇帝进言:“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德宗采纳了赵赞的建议，诏令在交通要道、关口津要置使征税。至贞元九年(793)茶税收入达40万缗，仅次于盐税。这说明了唐朝的高度统一，即使穷乡僻壤，也能将茶税收上来。这也反映了唐代茶业的兴盛和朝廷对茶业的有效监控。发展茶业既然关乎国计民生，陆羽的《茶经》及所创煎茶法便成为全社会的需要，茶的国饮地位的确立已势在必然。陆羽身后，有卢仝(约795—845)发展陆羽的茶艺，对茶作了全新的文化诠释，提出了“七碗论”:

一碗喉吻润；　　　　　　　　　　　　

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轻；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www.xing528.com)

这几句诗出自卢仝《茶歌》，此诗又名《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持此高论，又谱曲歌之，借美妙的音乐感染和熏陶茶人，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难怪有史家称卢仝写《茶歌》与陆羽著《茶经》、赵赞奏请征茶税是唐代茶史上并称的三件大事。

参与唐代茶道整合的文人雅士，还有著《煎茶水记》的张又新。《煎茶水记》是一部论水的专著，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补充了《茶经》，并有意挑起一场历时千余年之久的“名泉之争”，使《茶经》的影响日渐扩大。另一位茶学家苏廙大约于公元900年，即唐王朝灭亡之时，著了《十六汤品》，对陆羽《茶经》中茶艺内容，从煮水、冲泡、茶器、燃料与茶汤品质的关系作了论述，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唐末刘贞亮提出“茶有十德”说，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的主张。刘贞亮的道德观是万事皆以德为首，故要以德统道。而后世学者多以“道统”称之，“茶德”仅为“茶道”的一个方面。比陆羽长十余岁而又比陆羽辞世晚十余年的高僧怀海，制定了《百丈清规》，将“茶供三宝”纳入佛门仪规。这是僧人茶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推动了僧家茶事的大发展，为禅宗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全社会的茶风的兴盛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还有一批文人雅士，虽无独特的创造，但他们写茶诗茶文，办茶会，行茶礼，使中国茶文化在晚唐异彩纷呈，谱写了茶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如温庭筠于宣宗大中十四年(860)著了《采茶录》，还写了《西陵道士茶歌》，反映了道家茶以养生和修真养性为目的的特点；白居易所作数十首茶诗对《茶经》的内容作了全方位的诠释；皮日休与陆龟蒙相唱和，以茶为题各写了十咏，包括《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是《茶经》最生动形象的注脚，还反映了唐代茶园、茶舍、茶农、茶具及茶叶的种植、焙炙、烹饮等方面的情况。

李约提出的“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深得茶人的赞许，以善于煎茶而闻名遐迩，不乏慕名而来者，常是门庭若市。吕温在茶事中引入社交活动，他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反映的是雅人茶事。由于温庭筠、白居易、颜真卿、皎然等人的推波助澜，茶会蔚为时尚，甚至于朝廷也步其后尘，举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

高僧齐己、从谂、贯休等人，是披袈裟的“士”，他们研茶艺、写茶诗，发展僧家茶文化，使饮茶成为“和尚家风”，这一时尚并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向全社会乃至周边国家辐射。

还有嗜茶的唐玄宗(685—762)、唐代宗(728—779)、唐德宗(742—805)、唐僖宗(862—888)等人，他们是披龙袍的“士”，因他们本身所具备的政治能量和文化影响力，使植茶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使茶成为“国饮”。

进入大唐茶文化圈的士具备不同身份，有官吏，有平民，有僧人，有道士。可以说，大唐文人稍有名者，无不与茶有缘，有的只是没留下茶诗，但可以想到，当茶成为国饮且又别无选择时，文人饮茶一定是普遍习俗。

与陆羽有过交往的文士，有煎茶高手，也有初通茶艺者，即使无此嗜好，耳濡目染也将成为茶人。如皎然、颜真卿、李季兰、皇甫冉、皇甫曾、刘长卿、权德舆、戴叔伦、孟郊等人，都与陆羽过从甚密。

与陆羽有过一般交往的文士很多，据朱子振先生研究，在“《全唐诗》中有名可稽直接载及的陆羽友人”还有吴筠(进士，玄宗命待诏翰林，后隶籍道士)、李崿(历官侍御史和庐州刺史)、潘述、杨凭(历官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观察史、北京兆尹、杭州长史)等约五六十人。

据此可以看出中晚唐时期陆羽对茶文化的巨大贡献和影响，也不难理解中晚唐士子阶层茶风鼎盛的原因和情状，他们以陆羽、皎然、颜真卿及稍后的卢仝、皮日休、陆龟蒙、白居易、李约、贯休等人为核心，热心于茶事，且“呼朋引类”，滚雪球般地扩大，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士子饮茶集团，并将茶和文化有机地结合，使大唐茶文化欣欣向荣、色彩纷呈，并整合了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国茶道。

可以说，没有士子的参与，便不会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中国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