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教与茶道的历史合一

第三节　禅教合一——茶道整合的历史契机

进入唐代，儒、道、释三教(家)都各自发展成熟，三大文化思想体系成鼎足之势，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朝廷“三教并用”的国策促使三教合流，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道教在“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的口号下面，没有放松对儒教的攻击和排斥，力图确保或夺回它高居于儒、佛之上的地位；佛教则在加快统一内部的禅教合一步伐的同时，进一步通过权实、方便究竟等说法，把儒、道二教变成隶属于直显真源之究竟教的权便说。而儒教凭借着自己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习惯、思想方式等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王道政治与宗法制度的优势，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地里和公开地把释、道二教的有关思想内容渐渐地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与思维模式之中。

在佛教内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革命，这就是华严五祖宗密所极力主张的“禅教一致”论。

印度禅学作为印度佛教一种修行方式传入中国，逐渐衍化为中国禅宗。中国禅宗有一个关于“梵我合一”的精致周密的世界观理论，为苦难的世人提供一个梵我合一、即心即佛，超然尘世之外又拘守灵府之中的境界，提供一个忘却乱世纷争，可自我麻醉、可供灵魂龟缩的蜗居，提供一个不贵他求的自我解脱方式，提供一个没有“滞累”的“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

大约是7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出身樵夫的慧能呈给弘忍一个心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因这一个偈子，五祖弘忍决定将“祖师袈裟”传给慧能，此后慧能创立南宗禅学。可以说，那一偈敲响了中国禅宗正式成立的开场锣鼓。(www.xing528.com)

中国禅宗的佛教因子具有空前的活力和亲和力，以更强劲的势头渗透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禅宗敞开大门，向士大夫展示魅力。他们广收弟子，广交朋友，在文人圈里发展势力。一时间，无论居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或居山林之野的士子，都对佛门亲近起来。

深悟禅中三昧的士子首推李翱(772—841)和裴休。李翱字习之，曾追随其师韩愈反佛，指斥“佛法害人，甚于杨墨”，其实他反对的是佛教的大兴土木，浪费钱财，并不反对佛教的“心术”，还写了三篇《复性书》提出“禅为儒用”的命题，他较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大文人更明禅宗旨趣，有两公案云:

郎州刺史李翱向师玄化，屡请不起，乃躬入山竭之。师(惟俨)执经不顾。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言曰:“见面不如闻名。”师呼:“太守！”翱应诺。师曰:“何得贵耳贱目？”翱拱手谢之，问曰:“如何是道？”师以手指上下，曰:“会么？”翱曰:“不会。”师曰:“云在天，水在瓶。”翱乃欣惬，作礼，而述一偈曰:“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翱又问:“如何是戒、定、慧？”师曰:“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翱莫测玄旨，师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须向高高山顶深深海底行，闺阁中物舍不得，便无渗漏……”李翱再赠诗曰:“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

李翱进入禅门说明南宗禅对唐士大夫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也说明了儒家有识之士作出了“引儒入佛”的明智选择，他是儒教思想与佛教禅宗结合的代表人物。

裴休字公美，唐宣宗朝宰相，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裴休传》说他“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乃至“常被毳衲，于歌妓院持钵乞食”，中年以后“断肉食，屏嗜欲，斋居焚香诵经，习歌呗为乐”，作为一个文化人他欣赏禅宗的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深知以禅治心对于治国的妙用，他是政治家与禅宗结合的代表人物。

三教文化为大唐茶文化注入了思想，而茶道的形成是必须以茶风的形成为前提条件，正是中国禅宗为中国茶风的鼎盛提供了契机(或称“生长点”)，唐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明确地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以成风俗。”

开元(713—741)是唐玄宗年号，距唐立国(618)约一个世纪，刚巧是中唐之始。封演以一个历史见证人身份说清了一个历史细节:泰山禅师准许僧人饮茶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茶风自佛门推向全国，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一件事的文化背景是禅教合一。我们不能把泰山降魔师的举措看成历史上的一个偶发事件或孤立事件。它说明初唐一百年里，大唐茶业或茶事已初具规模。因禅教之兴，这一崭新的生活方式以此为契机而得到大普及、大提高。正如同“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服装盛行国防绿，这种时尚的出现与消失有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而大唐茶风的兴盛不是历史的“流行歌曲”，因为它植根于传统文化，所以经久不衰。没有中国禅宗，中国人还是要喝茶的，但不会使茶风鼎盛于公元8世纪。茶与艺术的结合不以禅为契机，中国茶道作为一门艺能将减杀几分艺术旨趣，缺少活力和魅力。因了中国禅宗与茶的结合，使入世或逃世、在政和在野、得意或失意的士大夫及一般士子以茶道为指归，在“茶禅一味”中获得某种精神慰藉和心理平衡。不少士子居都市而隐于茶或居山林隐于茶，他们对饮茶的迷恋不次于对某一教派的尊崇，或者说具有相类似的宗教狂热。中国禅宗为中国茶道的创立不仅仅提供了契机，还为其增加了文化内涵，营造了一种艺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