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
唐代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个人、民族、阶级、国家都处在上升的欣欣向荣的社会氛围中。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一方面，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仅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胡商”、“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中外大交流大融合，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地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的“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李泽厚《美的历程》)。
唐代的文化大背景为中国茶道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的税收(榷茶制度)、商贸和贡茶制为中国茶道的创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唐宫茶风的形成为中国茶道的创立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三点十分重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长的“茶道之花”将是什么样呢？因它们的源头基因是儒、道、佛三教文化，茶与三教间的单向结合，分别产生了儒教茶、道教茶、佛教茶。这三种茶文化呈现不同的格局:儒教茶重礼法、重功利、重现实人生，故以茶正纲常、序人伦、行教化、图享乐，并以内省为境；道教茶重自然、重养生、重无为，故以茶载道、延生、逃世，以悟为境；佛教茶重道德、重清规、重茶艺，以饮茶为出世之途、和尚家风，故以禅为境。大唐三教并用的国策促使三教茶靠拢，并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中国茶道。历代皇帝真正关心的是帝王的至尊、皇权的巩固和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对儒、道、佛三教并无绝对的排斥或尊崇。李唐王朝亦不例外。
唐太宗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二年(638)正月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云:“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讲论，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太宗虽然崇道，对佛教亦恩宠有加。少林寺僧兵曾帮他平定王世充，他对佛门有好感。未当皇帝前他就曾为法门寺下达“度僧指标”，贞观五年(631)曾诏令岐州刺史张亮“继开灵趾，咸荐鲜花”(《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此碑存法门寺博物馆)。唐高宗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对儒门也不薄，尊孔子为太师，令诸州营造孔庙与学馆，令贡举人兼通《道德经》，实质上是要合儒道为一体。对佛教的态度大体上如唐太宗，虽明令道在佛前，但亦有佞佛之举，如显庆四年(659)投巨资为法门寺造像修塔，迎佛骨于洛邑供养，仪仗之盛史无前例，京邑内外，道俗连接200里，并为舍利造雕镂穷奇的九重宝函。武则天为取得帝位则崇佛抑道，明令僧尼地位在道士之前。她需要佛教的支持，僧人便趁机为女人可以为王寻找根据，特意修改《大云经》，提出“君权佛授”以对抗“君权天授”。武则天称帝得僧尼帮助甚多，但她是一个聪明能干的皇帝，依靠僧尼却不愿失去道士女冠，故又采取措施抑制佛教徒的骄横以争取道教的支持，如下令保护《化胡经》，计杀悍僧怀义，大修道观。她不改“三教并用”的国策对各教皆有打有拉，摆弄有术。唐中宗即位后扬道抑佛，下令贡举人学《老子》，仍尊老子为玄元皇帝。不久韦皇后掌权，佛教重新得势。睿宗即位后平衡佛道，如举办法事时令僧尼与道士女冠并进并退，平等待之。唐玄宗即位后，鉴于“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其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担心佛教乱国，于是扬道抑佛以矫枉。他自称梦见老子，令画师绘真容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安置，并赐钱设斋行道。为对抗佛教四大菩萨，特封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为四大真人。肃宗、代宗、德宗、宪宗虽殷勤事佛，但尊崇有度。武宗灭佛，发生了会昌法难，但对佛教徒并非赶尽杀绝。宣宗上台后拨乱反正，恢复三教平衡的国策，“尽革武宗乱政”，下令恢复佛寺，并诛杀赵归真、刘玄靖等撺掇武宗灭佛的十名道士，“以平民怨”，但并不消灭道教，对佛教的恢复也有节制。总的看来，大唐诸帝基本上是坚持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和思想路线。“三教合一”是三教冲突、相互排斥之后所采取的折中、调和的办法。唐代诸帝调和三教、并用三教，调和之方不外“抑”、“扬”二字，盛则抑之，衰则扬之，无使太过。
唐人对三教融合的感性认识已上升为理性认识。高僧宗密(780—841)，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四川省西川县)人。年轻习儒，28岁时皈依佛门，后来成为华严五祖。著有《圆觉经疏》、《华严经纶贯》。因惯爱在终南草堂寺南圭峰兰若习禅冥坐，所以人称“圭峰禅师”。他在《华严原人论》中探讨人生本原，并从哲学高度比较三教异同优劣，认为:儒家将人身之生，原自乃祖乃父，传体相续；道家远溯混沌一气，万物与人皆以气为本；一般习佛者皆云前生造业，业报得身，以阿赖耶识为本。前两家在说明人生不平等现象时，或归为“天命”论，或归为“自然”说；在说明生死现象时，多归为“元气”之聚散，都与既有的事实相矛盾。佛教中以“业”或“阿赖耶识”为人生和生死之本，也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宗密很客观地认为，三教都不是究竟之说，而相互补充、汇为一流，实为必要。(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他主张:(www.xing528.com)
孔、老、释迦皆是至圣，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宗密《华严原人论》)
他公开提出以佛为本、以儒为末、“本末会通”的主张，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儒教的“五常”配佛教的“五戒”。宗密的主张实际上是要援儒入佛、以儒论佛。
道教与儒教在唐代之前已形成互补格局，历代统治者治国多是“外示儒术，内用老庄”，儒生们对道家的回归自然、天人合一、无为思想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旦怀才不遇或仕途坎坷，便隐于朝、隐于市、隐于茶或隐于山林，效老庄以自慰。儒道二教是本土文化，相融多于相斗，关系一般较和谐。道教攻击的矛头一直指向佛教，或著文咒骂，或向皇帝进谗言煽动灭佛，或编排老子化胡的故事贬低佛教……然佛教机敏行事，依傍国主，入乡随俗，以其教义征服人心，终于站稳了脚跟。道教反佛的结果是佛教日益兴盛而道教日益衰落。唐代道士审时度势，知佛不可灭，便改变策略，转而援佛入道，如道士司马承祯在《天隐子》、《坐忘论》里用佛教止观、禅定学说来阐述养生修真之道。两教“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由相互挑刺转而相互寻找相同、相似之处，达成共识。如道说无名，佛说性空；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极乐净土；道讲坐忘，佛讲禅定；道有符咒语，佛有符印咒语。唐初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派”汲取佛教中观思想，援《庄子》入《老子》，援佛学入《老子》，融合道、释，使道教思想更具思辨特色和哲理性。
正如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所总结的:
三教合一，是从中唐以来的一股巨大潮流，它改变了魏晋南北朝到盛唐三教鼎立的格局，使中国文化重新进入一种一统而封闭的状态之中，它以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为核心，加上佛家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道教的诱惑与恐吓手段，构成了对士大夫与俗民阶层都起作用的思想与行为的控制系统。
三教合流的推动者是大唐士子——一个特殊阶层。这批人一般都有儒学的根底，自儒学起步，或一生都是粹然儒者，或自儒入道、或自儒入佛，或杂糅三教。当他们为大唐茶风所濡染而成为雅士茶人后，便将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茶事中去，以自己的理念去规范茶事。这样，大唐茶文化便顺理成章地融汇了儒、道、释三教文化，并构成了中国茶道“形而上”的主体。
可以说，中国茶道思想的实质是宗教文化，不从宗教文化入手，便无从了解中国茶道；因了三教文化的影响，中国茶道才成为一门内蕴很深的高层次文化，而有别于一般浮浅的物质文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茶道才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连续性、实用性和雅俗共赏的特点而独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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