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脱俗的文化魅力：文质彬彬、贵生、圆相

第三节　高雅脱俗之美与文质彬彬、贵生、圆相

孔子说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体现了儒家的美学思想。孔子主张，完满的人应该“文质彬彬”，即士子的人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礼乐修养；二是具仁义之道的伦理品质。古往今来，文质彬彬成为评价士子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成为士子选择的生活方式。

孔孟传人荀子进一步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包括性、情、欲三个层次，人们口好美味，耳好美乐，目好美色，体好轻闲，心好利禄，是人天生的性、情、欲，不可改变，不可根除，只能加以引导、修饰、加工，使之成为至美。所以汉儒说“发乎情，止乎礼义”。

古代士子，一方面修身养性，加强内美；一方面要繁饰盛荣，重视行事风度，过一种高雅脱俗的生活，才堪称“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美人。如孔子强调的“成于乐”、“游于艺”。夫子本人虽苦于治学，但对自由高雅的士子生活仍孜孜以求。他“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他很赞赏学生点的生活方式，点言其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感喟道:“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老庄提出“贵生”，对士子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魏晋文人宗老庄，对于人物品藻重神轻形，提出“清秀素淡”的形态美的标准。讲求人的“神”、“骨”、“风”、“韵”、“气”。外要“清”，内要“神”。“清”的特征是自然、简约、素淡、奇逸，而儒家人格外在美的要求是繁饰盛荣、雍容华贵、端正方直，二者判然有别。

佛教也讲修身，内心要顿悟成佛，外在美则以“圆相”为尚。禅门沩仰宗总结有97种圆相。士子们接过了佛教这一美学观点，并运用于艺术创作。如书法“落笔要面而圆，字字圆。所谓圆者，非专讲格调也，一在理，一在气。礼何以圆？文以载道，或大悖于理，或微碍于理，便于理不圆”(清·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如音乐，“五音活泼之趣，半在吟揉，而吟揉之妙处，全在圆满”(明·徐上瀛《琴谱》)。如文学创作，“诗贵真，诗之真趣，又在意似之间，认真则又死矣。柳子厚过于真，所以多直而寡味也。《三百篇》赋物陈情，皆其然而不必然之词，所以意广象圆，机灵而感捷也”(陆时雍《诗镜总论》)。

中国士子一方面追求崇高，追求浩然之气，使自己的灵魂升华；另一方面又要过一种有别于一般人的士子生活，这种生活的特点是高雅脱俗，体现士子外在的人格美，要文质彬彬，要通达圆融，要自然飘逸。

中国士子汲取儒、道、释三教的生活美学观点，以规范士子的日常生活行为，如袁宏道《答林下先生》所云:

数年闲适，不知一旦忙苦乃尔。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电光泡影，后岁知几何时？而奔走尘土，无复生人半刻之乐，名虽作官，实当官耳。先生家道隆崇，百无一阙，岁月如花，乐何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觥罍若飞，烛气熏天，巾簪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就中择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知己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为怪，五快活也。大抵世间只有两种人，若能屏绝尘虑，妻山侣石，此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极意，抑其次也。若只求田问舍，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

吴从先列举文人“赏心乐事”云:

读史宜映雪，以莹玄鉴。读子宜伴月，以寄远神。读佛书宜对美人，以免堕空。读《山海经》、《水经》、丛书小史宜倚疏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无垠之游而约缥缈之论。读忠烈传宜吹笙鼓瑟以扬芳，读奸佞论宜击剑捉酒以消愤，读骚宜空山悲号可以惊鹤，读赋宜纵水狂呼可以旋风，读诗词可以歌童按拍，读鬼神杂录宜烧烛破幽，他则遇境既殊，标韵不一。若眉公消夏避寒，可喻适志。虽然，何时非散帙之会，何处当掩卷之场，无使叔夜之懒托为口实也。

又云:

弄风研露，轻舟飞阁，山雨来，溪云升，美人分香，高士访竹，鸟幽啼，花冷笑，钓徒带烟水相邀，老衲问偈，奚奴弄柔翰，试茗，扫落叶，趺坐散坐，展古迹，调鹦鹉，乘其兴之所适，无使精神太枯。冯开之太史云:“读书太乐而漫，太苦则涩。”三复斯言，深得我趣。

文士们对于生活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感受能力，如曹臣《舌花录》所云:

倪文节公曰:松声、涧声、山禽声、野虫声、鹤声、琴声、棋子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声也，而读书声为最，闻他人读书，己极喜，闻子弟读书，喜又不可言矣。陈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

煎茶声列为“至清声”，可“令人爽”。

士子在茶事中自我塑造雅士形象，创立独具一格的“雅士茶道”，并使之成为文化人的“专利”。他们虽然也谋求官职，但又鄙薄当官的，认为他们不解饮茶的乐。如王世懋《二酉委谭》云:

余性不耐冠带，暑月尤甚。豫章天气早热，而今岁尤甚。春三月十七日，觞客于滕王阁，日出如火，流汗接踵，头涔涔几不知所措。归而烦闷，妇为具汤沐，便科头裸身赴之。时西山云雾新茗初至，张右伯适以见遗，茶色白大，作豆子香，几于虎丘埒。余时浴出，坐明月下，急命侍儿汲新水烹尝之，觉沆瀣入咽，两腋风生。念此境味，都非宦路所有。琳泉蔡先生老而嗜茶，尤甚于余。时已就寝，不可邀之共啜。晨起复烹遗之，然已作第二义矣。追忆夜来风味，书一通以赠先生。

王世懋光着头、裸着身子去洗澡，然后露坐月下，汲水烹茗，认为这“境味”是当官的人所无缘领受的，也非他们的专长，故当官的于茗事上常遭人耻笑。《类苑》云:

学士陶谷得党太尉家姬，取雪水烹团茶以饮，谓姬曰:“党家应不识此。”姬曰:“彼粗人安得有此，但能于销金帐中浅斟低唱，饮羊膏儿酒耳。”陶深愧其言。

连家姬也懂得雪水烹团茶，并藐视那些不懂烹茶的官们是“粗人”。故文士们明确提出饮茶乃“雅道”。《金陵琐事》云:

野航道人朱存理云:“饮之用必先茶，而茶不见于《禹贡》，盖全民用而不为利。后世榷茶立为制，非古圣意也。陆鸿渐著《茶经》，蔡君谟著《茶谱》，孟谏议寄卢玉川三百月团，后侈至龙凤之饰，责当备于君谟。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下逮林野，亦雅道矣。

饮茶既为雅道，故用茶须讲品格，不可亵用。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云:

茶以芳洌洗神，非读书谈道，不宜亵用。然非真正契道之士，茶之韵味，亦未易评量。尝笑时流持论，贵嘶声之曲，无色之茶。嘶近于哑，古之绕梁遏云，竟成钝置。茶若无色，芳洌必减，且芳与鼻触，洌以舌受，色之有无，目之所审。根境不相摄，而取衷于彼，何其悖耶，何其谬耶！

李日华提出了茶人的标准，认为饮茶者必须是“真正契道之士”。一般士子也认为茶品须与人品相称。明代茶书《茗笈》云:

煎茶非浪漫，要须人品与茶相得。故其法往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

明代屠隆《考槃余事》云:

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赏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明代陆树声《茶寮记》云:

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领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传于高流大隐，云霞泉石之辈，鱼虾麇鹿之俦。

明代徐渭《煎茶七类》云:

饮茶宜翰卿墨客，缁衣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者。

看来区区茶事也非一般俗人所配享用的，在士子们眼中，茶乃灵物，饮茶者须是“清逸高远”、“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的“高流大隐”、“缁衣羽士”、“逸老散人”、“轩冕之徒”、“云霞泉石之辈”、“超然世味者”，即陆羽所言的“精行俭德之人”。而具备这种资格的人大概只有中国的士子们，这可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何等的自负清高！

如何才能使茶事高雅脱俗呢？首先是茶室的安排，其次是烹饮的方式皆要不同凡响。朱权《茶谱序》云:

凡鸾俦鹤侣，骚人墨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皎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瓢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汤将如蟹眼，量客众寡，投数匕入于巨瓯。候茶出相宜，以茶筅摔令沫不浮，乃成云头雨脚，分于啜瓯，置之竹架。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胸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

陆树声《茶寮记》云:

茶候:凉台静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晏坐行吟，清谭把卷。

徐渭《刻徐文长先生秘集十二卷》云:

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泉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

屠隆《考槃余事》云:

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此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高濂《遵生八笺·茶寮》云:

侧室一斗，相傍书斋。……当教童子专立茶役，以供长日清谈，长宵兀坐。

许次纾《茶疏》云:(www.xing528.com)

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繁简。三人以下，止爇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用一童，汤方调适，若还兼作，恐有参差。客若众多，姑且罢火，不妨中茶投果，出自内局。

郑板桥题《靳秋田索画》云:

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闭柴扉，扫竹径，对芳兰，啜苦茗，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仄径之间，俗客不来，良朋辄至，亦适适然自惊此日之难得也。

总之，环境要优雅，器具简而不杂，要用茶童，要烹煮得法；或对泉石，或对松竹，或对皎月清风；或饮于明窗曲几，或饮于凉台静室，或饮于僧寮道院；或宴坐行吟，或清谈把卷，或素手汲泉，或红妆扫雪，或竹里飘香，或寒宵兀坐，等等，都体现了雅士茶道的一个“雅”字，士子们并视此为“幽人首务”。既然是“首务”，必有诸多清规戒律，以防止因操作不善而降低了品位。对此，文士们有诸多论述。《茗笈》云:

(饮茶)不宜恶木、敝器、铜匙、铜铫、木桶、柴薪、麸炭、粗童恶婢、不洁巾帨及各色果实香药。不宜近阴室、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童奴相哄、酷热斋舍。

冯可宾《岕笺》云:

茶宜: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酲、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童。

禁忌: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

顾元庆《茶谱》云:

品茶八要:一品，二泉，三烹，四器，五试，六候，七侣，八勋。

张源《茶录》云:

饮茶以客少为贵，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陆树声《茶寮记》云:

品泉: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井贵汲多，又贵汲活。汲多水活，味倍清新；汲久贮陈，味减鲜洌。

烹点:煎用活火。候汤眼鳞鳞起，沫饽鼓泛，投茗器中。初入汤少许，候汤茗相投即满注，云脚渐开乳花浮面则味全。盖古茶用团饼，碾屑则味易出，叶茶骤则乏味，过熟则味昏而底滞。

尝茶:茶入口，先灌漱，须缓啜，候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香味俱存。

这诸多几宜几不宜、几要几不要，并非文人的穷讲究，而是为体现“幽人首务”而尽心为之，以贯彻文人雅士的美学追求。

古代士子还有一个本事是将俗事雅化。茶是洁物，本与闺房脂粉格格不入。但士子中的登徒子他们以风流为美，以风流为雅，以风流相尚。大凡稍有头脸的才子，读书时要美人焚香煮茗，写字时要美人磨墨侍茶，赴茶会时不带上美人则要掉份儿，古人称此为“狎妓而游”，唐代此风尤盛，连古板的韩愈、杜甫、白居易之辈的老夫子们，也未能免俗。当然，美人秀色可餐，茶之色、香、味亦如美人之肤色、体香和风韵。在登徒子眼中，茶与美人皆如布帛菽粟一般须臾不可或缺。

由爱美人推移到爱茶，这是审美中的移情现象。这种移情现象在唐代诗人崔珏的《美人尝茶行》一诗中有突出表现，诗云:

云鬓枕落困春泥，玉郎为碾瑟瑟尘。

闲教鹦鹉啄窗响，和娇扶起浓睡人。

银瓶贮泉水一掬，松雨声来乳花熟。

朱唇啜破绿云时，咽入香喉爽红玉。

明眸渐开横秋水，手拨丝簧醉心起。

台前却坐推金筝，不语思量梦中事。

崔珏，字梦之，官至侍御史。《全唐诗》中录诗一卷。此诗极写美人春睡初醒、品茗小坐、抚琴沉思的闺房情态，茶与美人相映成趣。风格细腻纤巧，是首很有艺术个性的茶诗。北宋的苏轼一生嗜茶，其《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是首有名的茶诗，诗云:

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

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在苏轼眼中，佳人即茶，茶即佳人，伴茶即伴佳人。诗人如此大胆地描写也担心有“好色”之讥，于是以“戏作小诗”自我解嘲。

这种十分出格的“移情”在文人中产生了共鸣，明人《月团茶歌序》云:

唐人制茶碾末，以酥为团，宋世尤精，元时其法遂绝。予效而为之，盖得其似。始悟古人咏茶诗所谓“膏油首面”，所谓“佳茗似佳人”，所谓“绿云轻挽湘娥鬟”之句。

此言虽是以诗印证唐宋制茶之精，但已肯定了以佳人喻茶十分切当，那心底的意思还是觉得好茶似佳人，能给人以同等的审美愉悦。明人田艺蘅在《煮泉小品》中调侃道:

茶如佳人，此论虽妙，但恐不宜山林间耳。昔苏子瞻诗“从来佳茗似佳人”，曾茶山诗“移人尤物众谈夸”，是也。若欲称之山林，当如毛女、麻姑，自然仙风道骨，不浼烟霞可也。必若桃脸柳腰，宜亟屏之销金帐中，无俗我泉石。

他将茶比喻为毛女、麻姑之类道冠人物。田艺蘅主张一种自然主义的茶道，在山林中享用自然的茶，而非经一番制作而成富贵物的茶。“佳人”之类的茶与质朴的山林格格不入。或许田艺蘅仅反感“名门闺秀”而不拒绝“小家碧玉”。

明人许次纾《茶疏》中将三巡茶比喻成女性三种年龄:“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荫矣。”连喝茶也想到“婷婷袅袅”、“碧玉破瓜”、“绿叶成荫”，这只是用优美的辞藻掩盖文人的好色之心。在市井青楼那里便是一桩大俗事，而在文士那里则风雅得很！

明代万历进士钱谦益(1582—1664)爱上了比他小36岁的明末名妓柳如是(1618—1664)，二人每日煮茗吟诗，钱谦益《影梅庵忆语》云:

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片岕。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缄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炊涤。余每诵左思《姣女诗》“吹嘘对鼎金历”之句，姬为解颐，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备极卢、陆之致。东坡云“分为玉碗捧娥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在明末清初颇负盛名的钱谦益认为和美丽的妻妾共同品茗是一种清福，是高雅之举。因是名人，所作所为皆有理，若是别人，便会被人指责为伤风败俗。

明嘉靖进士、大明“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1526—1590)，粹然儒者，门生满天下。然这位道德文章皆为人所称颂的君子却十分欣赏美人捧茶，其《解语花·题美人捧茶》云:

中泠乍汲，谷雨初收，宝鼎松声细。柳腰娇倚，熏笼畔，斗把碧旗碾试。兰芽玉蕊，勾出清风一缕。颦翠娥斜捧金瓯，暗送春山意。微袅露环云髻，瑞龙涎犹自沾恋手指。流莺新翠低低道:卯酒可醉还起？双鬟小婢，越显得那人清丽。临饮时须索先尝，添取樱桃味。

诗人把美茗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用“中泠水”、“雨前茶”、“宝鼎烟”、“松声细”、“清丽”佳人、“双鬟小婢”勾画了一个品茗场景，这是一派“红袖捧茶夜读书”的绮丽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