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千真万确。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士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佛门茶事盛于中唐，大约比世俗茶事早个几十年。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载: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这段文字一则说明饮茶可提神代食，有利丛林修持，所以僧人饮茶成风；二则说明此风吹出山门，风靡全国，而成社会习俗。此说是很符合实际的。文人介入茶事从总体看晚于僧人，皇帝、皇妃虽是“社会中心”，事事该为天下先，茶亦应由皇族贵胄先尝，但他们饮茶仍晚于僧人，因为最早的贡茶产地多在名山名寺，做菜做汤，厨子先尝，新茶采下，僧人私自先煮茗，皇族贵胄们亦鞭长莫及。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历代贡茶最有名的是蒙顶茶，相传最早种植在西汉宣帝甘露年间，茶种在上清峰，植茶人吴理真在宋代被宋孝宗追封为“甘露禅师”。种了七株，后称“仙茶”，至今犹存。“蒙茸香叶如轻罗，自唐进贡入天府”。至明清，这七株仙茶奉为天下茶树之祖，余皆“陪茶”、“凡种”。每年四月八日佛祖生日，由县官亲自督采仙茶365叶，在蒙山半腰的智炬寺精制之后装入银瓶，专送北京，皇帝以茶代酒祭天和祭太庙后再烹而饮之。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天台雁荡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渚吉祥寺、四川应灵县金山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茶与佛门结缘两千余年，焉能不带三分佛气？
古代诗人写寺庙茶诗的有李白、刘禹锡、杜牧、郑谷、武元衡、皇甫冉、卢仝、苏轼等，刘禹锡写有《西山兰若试茶歌》，兰若就是伽蓝，佛寺的省称。这首寺院茶诗就说明茶与佛的联系。和尚写茶诗的不多，唐有释良琦、灵一、皎然，宋有洪惠，明有得祥。陆羽有过出家经历，称半个和尚。皎然的茶诗十几首，较有名的是《诮崔石使君饮茶歌》:
越人遗我剡溪茗，
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
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
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
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 (www.xing528.com)
何须苦心破烦恼。
……
孰知茶道全尔真，
唯有丹丘得如此。
这首诗写出了饮茶的效果。“茶道”一词后见之于《封氏闻见记》。此诗提到“茶道”，说明“茶道”在陆羽时代已形成，更证明茶道是中国本土文化，而非日本回输。当然，皎然所指“茶道”应属“禅宗茶道”。从诗的字面上看，他一方面肯定茶之神奇作用，另一方面讥诮崔石使君嗜酒而不知饮茶的效果。谁能悟得“茶道”呢？大概只有坐禅的僧人。
僧人对于茶事特别虔诚。南宋时代，制茶先拜佛。胡仔著《苕溪渔隐丛话》载:“顾渚涌金泉，每选茶时，太守先祭拜……”清周亮工著的《闽小记》载:“御茶园在武夷第四曲。喊山台，通仙井，俱在园畔。前朝著令，每岁惊蛰日，有司为文致祭。祭毕，鸣金击鼓，台上扬声大喊曰:茶发芽。”唐代赵州从谂禅师，每发言先喊“吃茶去”，一饮茶便开始悟道，世称“赵州禅”。清代西藏喇嘛教的茶会更具宗教色彩，饮茶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佛教仪式。
饮茶在寺院已制度化，寺院一般建有专用茶堂、茶寮或茶室，办斋会时搭临时茶棚。寺内备茶鼓，宋代林逋《西湖春日》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陈造《江湖长翁诗抄·县西》曰:“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赭圻城。”僧人分工有专职“茶头”、“施茶僧”。佛寺所产的茶统称“寺院茶”，其中用于供奉的叫“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饮茶叫“戒腊茶”，众僧饮茶叫“普茶”。施主给寺院斋会出资叫“茶汤钱”，寺院所办斋会叫“茶汤会”。“茶”渗透到佛事活动的方方面面，茶事也烙下佛门印记，连碾茶的瓢也命名为“茶僧”。
所以在寺院，品茶是参禅的序曲，品茶又以参禅为目的。
禅即梵语“禅那”，意为“定”，即从定中生慧，求得解脱。禅的含义是“静虑”或“思维修”，是一种宗教，一种哲学，提供的是一种自我探究的办法。禅的秘密之一在于对时间的某种顿时的神秘的领悟，进入佛我两忘、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奇妙精神境界，这就是所谓的“禅意”，换言之，就是一种宁静审美观照，其特征是非理性思辨、非狂热信仰。
豆腐也是僧人的主要食品，但豆腐无助于丛林修持。禅宗茶道基于茶有“三德”，日本僧人讲茶有“十德”。有些高僧专讲饮茶，从茶中寻味，参悟大法。李普士著《禅的故事·一杯茶》载:
南隐是日本明治时代(1868—1912)的一位禅师。有一天，有位大学教授特来向他问禅，他只以茶相待。他将茶水注入这位来宾的杯中，直到杯满，而后又继续注入。这位教授眼睁睁地望着茶水不息地溢出杯外，直到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终于说道:“已经漫出来了，不能再倒了。”“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南隐答道，“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
禅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教授问禅，南隐禅师却以茶喻，告诫他要像茶杯一样让大脑“空掉”，也就是要抛弃一切固有的观念方才能接受关于禅的说教；若大脑充斥着许多固有的信念，就如盛满茶的杯子，再注入茶水就会漫溢出来。
茶在这里不仅仅用作比喻，而且茶本身就包含着佛的道理，意即茶中有佛。这很符合“万物皆有佛性”的教义。
南隐认为茶道要表现出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风度。他的茶道就是一种求知之道，较之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追求的更是茶的内在含义，已进入更深的探究和思考，茶人就是哲人。
日本茶道的改革者千利休也是一位哲人，他对茶道的领悟超过了他的前辈珠光和武野昭鸥。在《禅的故事》里有一则《茶人与刺客》，表现出茶道的博大精深和感化征服人心的力量。原文是:
大胡是日本德川时代之前的一位武士，曾跟千利休大师学习过茶道(茶汤、茶礼、茶艺)——一种宁静满足的美的表现方法。大胡的随从武士加藤把他上司的热心学习茶礼视为一种贻误国事的玩意，因此决定要宰掉千利休。他假装对这位茶师做一次礼貌拜访而受请喝茶。这位精于茶道的大师一眼就看出了加藤的来意，因此，他要这位武士先把他的刀剑置于室外而后进入，他的解释是:茶道表现和平的气氛。加藤不理。“我是一名武士。”他说，“我一向剑不离身。不管茶道不茶道，我要带剑。”“好吧。”千利休同意道，“你就带剑进来喝些茶吧。”
茶铫在炭火上发出腾腾的热气，茶水煮沸了。千利休突然将它打翻，弄得满室都是烟雾和灰烬。加藤吃了一惊，急忙奔出室外。这位大师连连抱歉说:“过失在我。请回来喝些茶吧。我把你的剑弄脏了，让我擦干净了还你。”这位武士终于明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是无法宰掉这位茶师了，因此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千利休虽未能使武士加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却靠茶道的感悟使加藤放弃了杀人的念头。千利休的茶道表现为一种和平宽厚、与人为善的追求，可概括为“和、敬、清、寂”四个字。
中国的禅宗茶道悟的是“中国禅”，突出直觉智慧，落脚到肯定生命(道)和肯定人生(儒)，释、道、儒统一于茶道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日本茶道流派虽多，本质上仍属禅宗茶道，但悟的是“日本禅”，其思想特征是追求空寂、轻生喜天、以死为美和“物之哀”等。仅就“禅”而言，中国禅传入日本形成了日本禅，日本禅比中国禅更地道。就“禅宗茶道”而言，日本人在这方面颇下工夫，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内容上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并可见其发展轨迹，茶人参与茶道要悟些什么，条条款款皆有迹可循；形式上设计了完整的茶道程序，能较好地为内容服务。
国人对日本茶道不感兴趣，嫌其繁琐，那是由于对“日本禅”不理解的缘故。中国禅宗茶道历史悠久，但因为受中国文化特点的制约，不讲逻辑思维，不讲理论系统地创造，多凭直觉智慧，特别是禅宗和尚们，不大见诸文字，讲师传密授，所以你要问中国的禅宗和尚吃了两千多年的茶究竟“悟”出些什么？谁也说不清。在这点上远不如日本。所以国人因此而误解中国无茶道、日本才有茶道，客观地讲:日本茶道源于中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