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茶道散论
一、灵魂之饮
茶道是中国人的艺术创造,东方文化的瑰宝。听听西方人的评论,见识一下日本茶道仪式,就不难明白:茶道是一种文化艺能,是茶事与文化的完美结合,是修养与教化的手段。
东方人特有灵性,吃茶竟吃出一门“茶道”来,而且中国茶和茶道已风靡世界,西方墨人骚客、社会名流争相赞美,什么“神奇之药”、“健康之液”、“上帝之赐”、“快乐之杯”、“灵魂之饮”……诗人雪莱甚至要以身“殉茶”,喝个一死方休。茶道已成独树一帜的文化艺能,乃东方文化之瑰宝。
东方文化是颇有魅力的,就如艺术而言,东方艺术重道、重意、重神、重理,所以出了京剧、国画、浮世绘、唐诗、和歌、书法、柔道、陶瓷等等。某些东方人对西方现代艺术羡慕不已,一些浅薄的东方艺术家甚至认为西方现代艺术是东方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其实不少西方艺术家是从东方艺术中寻找创作灵感。
就如吃茶来说吧,茶与咖啡、可可并称世界三大饮料,茶是中国的国饮。西方人饮咖啡、可可那兴奋神经的液体穿肠而过,务实的西方人更多关心的是一杯咖啡或一杯可可,给他的肌体增加了多少维生素、兴奋剂、H2O及几种微量元素,他们甚至可以借助设备完善的化学试验室作定性、定量分析。但东方人饮茶无意于琢磨此种物质的营养成分,茶人之意不在茶,一门心思参悟人生哲理,吃了个千儿八百年,竟吃出一门“茶道”来,并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文化艺能。
也许你能举出相反的例子说明世界文化史上还有“咖啡道”、“可可道”。如建于1856年的维也纳“中央咖啡馆”,是维也纳最古老的咖啡馆,是建筑师海因里希·费斯特尔的杰作。这家咖啡馆颇富文化色彩,人们在这里聊天,海阔天空地交谈稀奇古怪的传闻。年轻的悲剧剧作家们曾在这里品尝咖啡,哲学家们在这里慷慨陈词。还有巴黎咖啡馆,曾吸引了海明威、庞德、斯坦因、菲茨杰拉德以及后来的亨利·米勒等一批美国作家。这里宽敞、清静,殷勤的侍者不时走上前在你耳边轻声说一句:“先生,再来一杯热咖啡吧!”海明威就在这清静的巴黎咖啡馆里写美国的小说。也许你还能举出更有力的证据:如1686年建成的坐落在巴黎圣日耳曼街的“普各伯咖啡屋”,是巴黎人引以为荣的“文学咖啡馆”,这里总是挤满了演员、作家、诗人和哲学家,如著名诗人卢梭、伏尔泰、狄德罗,作家雨果,戏剧家缪塞,女小说家乔治·桑和她的密友音乐家肖邦,政治家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18世纪末,有一天,一位校官来此喝咖啡,大概他忘了带钱,结账时只好难堪地押下他的帽子,此人正是日后当上了法国皇帝的“世界级”伟人拿破仑。据传说伏尔泰每天要喝50杯咖啡,大文豪巴尔扎克在动笔写作前要喝个不停,伏尔泰曾唠叨咖啡“是一种慢性毒药”,法国诗人塔利朗却描述咖啡是“天使般的纯洁,爱神般的可爱”,却又“恶魔般的浓黑,地狱般的炽热”。18世纪的德国作曲家巴赫以咖啡为题材谱写大合唱曲子,借此嘲弄那些查禁咖啡的人。英国第一家咖啡店开在大学城牛津,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他的剧本里描述英国知识界人士饮咖啡的情形。据说在咖啡馆里,作家、音乐家喝出了“创作灵感”,政治家、思想家喝出了“自由思想”,革命家吃出了“革命种子”……但这不是咖啡之功,西方人也不以为有啥“咖啡道”。咖啡是饮料,咖啡馆是公众聚会场所,仅此而已。他们也很有灵性,但并没在吃咖啡中参悟人生,将咖啡非物质化为某种修养、某种精神、某种审美情趣。这也反映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差异,正如太阳和月亮,在西方人眼中它是恒星和卫星,一个是太阳系的中心,九大行星绕它旋转;一个是地球的卫星,绕地球旋转。但中国人却视为一阳一阴,并将世界乃至宇宙万事万物都纳入阴阳之道,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对地震的看法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所以,东方人能从饮茶中悟出“茶道”,但西方人却未从喝咖啡里悟出啥道来。西方人并不保守,不曾像中国清王朝那般闭关锁国,他们对东方文化一贯奉行“拿来主义”。东方人饮茶,他们也饮茶,就如咖啡馆比比皆是的法国,可以说饮茶已风靡法国。他们不仅进口茶叶,也学习东方茶道,并在巴黎建立了许多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茶座。
国外饮茶,以英国发展最快,消费量也最多,他们像吃饭一样“一日三餐”,有早茶、午茶、晚茶之分,人均消费量居世界之冠。午茶不仅仅是红茶、三明治和小饼干,其主要成分是闲暇、适意以及乐趣,这就是中国茶道。英国小说家季星(1857—1903)在《莱克罗富特私生活》一书中这样描写“午茶”:坐在深而且软的安乐椅上,等候送来茶盘,这是最美妙的时刻。茶壶出现在面前了,那和柔而透鼻的茶香是怎样沁人心脾!第一杯带来怎样的安慰!第二杯又是怎样浅吮细啜!在一次冷雨散步之后,茶给人一种怎样的安慰!
英国午后茶传入美国,渐成时尚。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美苏两大国首脑,当他们为裁军和削减核武器而争论不休时,两位总统夫人却如局外人一般坐下来享用午后茶,茶室里没有核战的阴影,没有唇枪舌剑,只有茶香和宁静,感受到生活的和谐。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写道:“在人的一生中,没有能比在‘午后茶点’这种礼节上花个把钟头更令人愉快的了。”其实美国人对东方茶道领悟最差,自波士顿茶会200年后才重新发现喝茶小憩的乐趣。
西方有许多涉及东方茶道的诗歌,陈椽教授所著《茶叶通史》一书辑录较全面,例如:
1633年英国诗人瓦利作茶诗向查理二世饮茶王后卡特琳祝寿,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难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的诗句,瓦利认为饮茶不仅能益思、消乏,还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月桂与秋色(诗人们常常讴歌的对象)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博学的牧师勃莱迪1700年出版的著作里有《茶阜诗》,称茶是“唯神奇万能之药,消青年急躁之狂热,激暮年冻凝之血气”。另一首《讽喻诗》里称茶“是乃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勃莱迪认为茶之功不仅仅药用,还可以让人宁静、催人奋发,他热情讴歌饮茶是“灵魂之饮”,诗人已悟到茶道真谛:茶不仅可润人肠胃,还可荡涤人的灵魂。茶道追求的是精神的升华,而不仅仅是口腹之欲。
1785年,考伯写《课业》一诗,称饮茶是“快乐之杯”,他写道:“茶瓮气蒸成柱,腾沸高鸣唧唧,‘快乐之杯’不醉人,留待人人,欢然迎此和平夕。”考伯饮茶感到愉悦、惬意,并推己及人,希望人人享此乐趣。
英国大诗人雪莱(1792—1822)称茶为“中国之泪水”,写下《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一诗,诗云:“药师医士任狺狺,痛饮狂酣我自吞,饮死举尸归净土,殉茶第一是吾身。”在茶之故乡——华夏神州上下五千年,大概也寻不到像大诗人雪莱这样狂热的饮者,竟不惜以身殉茶,喝个一死方休!
诗人歌尔利治似乎没雪莱狂热,他在饮茶中持“中庸之道”,诗中写道:“中庸之道我常持,适倾绿茶第七杯。”看来哥尔利治对中国古代文化并不陌生,他也懂得“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他对中国茶道是颇有研究的。
诗人孔尼饮茶追求一种幽雅、闲适的生活情趣,写于1899年的小诗《一杯茶》中说:“我何处幽独,转暮复转凉,且热我小鼎,尝此一杯茶。”诗人以茶为友,在品茗中驱除寂寞。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幽然独处则月下独酌,且歌且舞,以酒浇愁,歌罢舞罢,心绪更为不佳;同是独处,诗人孔尼比李白心态宁静,这得益于茶,这足以说明茶道与酒道大相径庭。
国外墨人骚客、社会名流还赞美中国茶是“神人之甘露”、“一种快乐之叶”、“上帝之赐予”等等,由此不难看出:中国茶和中国茶道已征服西方世界。
二、中国是“茶道”的故乡
中国人识茶的历史约五千年,贡茶的历史约三千年,饮茶的历史约两千年,而提出“茶道”的历史不过千余年。
1992年秋,著者有感于“国人知茶而不知茶道,知日本茶道声名远扬,而不知中国茶道源远流长”而著《中国茶道》一书。该书对“中国茶道”的存在、历史、内涵、架构、要素、流派及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说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鄙人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颇感欣慰。
但关于“茶道”的歧见并未真正地解决,就连中国有无“茶道”的基本问题至今仍有人质疑。
既有歧见,就有讨论的必要。
早在公元8世纪中唐时期,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和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就已经开始使用“茶道”一词,而日本饮茶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9世纪(815),初次将“茶”与“道”联系在一起的是公元15世纪的村田珠光,在他写给大弟子古市播磨澄胤的一封信中开头就是“此道”二字。当“中国茶道”已山花烂漫之时,“日本茶道”尚未草创,我们能无视历史事实说中国无“茶道”?
若我们摆脱尘世的干扰,静下心来,在斗室中一边品茗,一边研读古代茶书、茶诗、茶文,与历代著名茶人陆羽、皎然、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卢仝、陈师道、丁谓、蔡襄、欧阳修、黄庭坚、苏东坡、陆游、耶律楚材、朱权、许次纾、陈继儒、冯时可、余怀、郑燮等,作跨时空的心灵对话,侃茶艺,侃茶道,您就会惊叹中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不至于糊涂到把自家的瑰宝误认为他家的收藏。
一个署名“树前茶客”的香港学人在《博大、精深、细微的中国茶文化》一文中说:“中国历史上的茶艺之精美,茶道之高深,現代人是难以想象的。无奈百多年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对我中华疯狂烧杀,肆意掠夺,害我国民衣不蔽体,三餐不继,何以有心情品茗?因此茶道没落,盛景不再!……中国人把‘道’看做是事物本原、本质或内在规律,形式末节是不能轻易言‘道’的……‘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日本的茶道只是在中国茶道这满园春色里伸出来的一枝红杏罢了,而这棵大树却是中国茶文化。”
妙哉斯言!“树前茶客”的话已说清了中日茶道的历史渊源及文化差异,说清了近百年来“中国茶道”停滞不前的客观原因,说中国无“茶道”的人也正是由于“近视”一百年而忽视了两千年,“近视”弹丸之地而忽视九州方圆,所以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一个著名的日本茶学家多次说过“中国是日本茶道的母亲”,“孩子长大了”,日本茶道发展了。日本学界尚且如此说,国人再说糊涂话,那就不是“谦虚”,而有“数典忘祖”之嫌了。
三、茶道箴言何其多
公元16世纪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1)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是指处理人际关系,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尊敬;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
我们的东邻韩国提倡茶礼。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韩国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创建“中正”精神的是草衣禅师张意恂(1786—1866)。他在《东茶颂》里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指的是茶人要恪守“中庸”之道,凡事不可过也不可不及。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其实也就是韩国的茶道精神。
茶学界认为“茶德”应体现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品茶生活受人生观影响。“茶德”内容表达方式既要简洁,又要全面。20世纪末中国茶文化复兴,许多茶人也喜用语言“浓缩”方式,概括中国茶道或茶德的基本精神,或称“规”,或称“义”,或称“精蕴”。我称之为“茶道箴言”。例如——
“清、和、俭、恬、健”;
“俭、敬、清、和”;
“廉、美、和、敬”;
“理、敬、清、融”;
“敬、清、和、美”;
“敬、俭、和、乐”;
“和、敬、廉、健”;
“廉、美、和、敬”;
“和、静、清、寂”;
“清、静、怡、真”;
“和、静、怡、真”;
“美、健、性、伦”;
“正、静、清、圆”……
加上日、韩的茶道箴言,有代表性的共有16条,用字18个,划分为如下几类:
(1)以饮茶为契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
“和”字使用12次,“敬”字使用10次,“圆”字使用1次。“融”字使用1次,共24次。
(2)以饮茶为契机修身养性方面:
“清”字使用9次,“俭”字使用4次,“廉”字使用3次,“正”字使用1次,“静”字使用4次,“寂”字使用2次,共23次。
(3)以饮茶为契机陶冶情操方面:
“美”字使用4次,“怡”字使用3次,“真”字使用3次,其他“性”、“伦”、“理”字各使用1次,共13次。
(4)以饮茶为契机养生延年方面:
“健”字使用3次,“乐”字使用2次,共5次。
由此可见,饮茶文化之精神层面集中体现在社交礼仪、修身养性、道德教化几个方面。这就是“茶道”的本义,所以说“茶道是一门以饮茶为内容的文化艺能,是茶事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是社交礼仪、修身养性和道德教化的手段”(丁文《茶乘》)。
陈香白教授一言以蔽之: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天和、地和、人和、和敬、和清、和寂、和廉、和静、和俭、和美、和爱、和气、中和、和谐、宽和、和顺、和勉、和合(和睦同心、调和、顺利)、和光(才华内蕴、不露锋芒),和衷(恭敬、和善)、和平、和易、和乐(和睦安乐、协和乐音)、和缓、和谨、和煦、和霁、和售(公开买卖)、和羹(水火相反而成羹,可否相成而为和)、和戎(古代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结盟友好)、交和(两军相对)、和胜(病愈)、和成(饮食适中)等意义。“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陈香白《中国茶文化》)此说不无道理。一个“和”字代表了茶道释、道、儒三教的文化内涵,确能涵盖茶道精神的方方面面。
四、茶道文化的核心价值——“致清导和”
1.饮茶“致清导和”(www.xing528.com)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国茶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茶与和谐社会”成为茶界学人热门话题。
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茶事,认为饮茶成为全社会的时尚,益莫大焉!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如点缀升平,养心健身;熏陶国民性格,调整人际关系;以茶养廉纯正风尚,以茶开源繁荣经济;以茶交友调整关系,以茶和边柔服远人……饮茶成为各民族的共同嗜好,就可借饮茶沟通民族之间的情感,增进民族的团结,加快民族融和的历史进程,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共同发展——当然,不能言过其实,只能说中国茶道的“致清导和”作用,是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一个文化因素和物质因素
历史上确有为政者将提倡茗饮纳入治国良策,视为致太平之术。宋徽宗赵佶在其《大观茶论》中说:“……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宋徽宗认为茶的社会作用是“致清导和”,“清”指公正廉明,“和”指社会安定,“致”、“导”二字是说茶对政治的推动作用。因社会安定而茶风兴盛,茶风的兴盛又有助于社会的安定繁荣,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实也真个如此,凡茶风鼎盛的时代大约也是经济繁荣昌盛、社会安定团结的太平盛世,这是错不了的。
2.饮茶与养廉励志
早在晋代,茶便被视为养廉佳品。《晋中兴书》载:
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数十馔。安既至,所设惟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毕具。安既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陆羽在《茶经·七之事》里录入此文,意在说明茶性俭,俭则养廉。陆纳称以茶待客为“素业”,“素”解作朴素、纯洁。《老子》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刻意》云:“纯素之道,唯神是守……能体纯素,谓之真人。”所以守住了“素朴”便可做真人,进入修身的理想境界。素业即清素之业。
茶性俭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价格而言。如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曾发布禁酒令,代宗广德二年(764)又进一步限制全国卖酒户数,原因由于酒道大行而导致“廪食方屈”,连杜甫也发出“街头酒价常苦贵”的慨叹,一般百姓又如何承受得起?若以茶代酒,可节约粮食,可降低消费水平,有利于国计民生。当时酒价每斤按300文计算,一斤酒与六斤茶等值,人均消费茶一年按三斤计,半斤酒钱就相当一人全年的茶钱。提倡饮茶其他好处姑且不论,仅节约开支这一条就功莫大焉。百姓家收支平衡这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其二是指茶的品质。俭则纯,纯则洁。茶道大行有利净化社会风气。纯洁的茶可涤人肺腑、荡人灵魂。所以宰相李德裕虽对天柱茶喜爱,欲觅“几小袋”品尝,一旦舒州牧送上几十斤,却又拒收,他大概是不忍因此而玷污纯洁的茶、也不忍玷污自己的令名。从古至今,上下级之间、友朋之间寄赠几斤茶叶,被认为是正当的馈赠,与“受贿”不搭界。
常饮茶者有平常心,如茶之淡泊,淡泊明志,淡泊致远。真正的茶人是知足少欲,知足则长乐,少欲则不贪,持素业而积极进取。历史上有溺酒而亡国、败家、丧身的先例,从未见过因品茗而倒霉的怪事。
所以,唐末刘贞亮总结“茶有十德”,内有“以茶可养廉”、“以茶可雅志”两条。
我国要创建节约型社会,同时要反腐倡廉,更要突出宣传“茶为国饮”的文化理念。
3.饮茶与社会和谐
远在大唐时代,茶叶便已成为朝廷和边的筹码。唐太宗采取“和边”政策,远嫁文成公主。贞观十五年(641)16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去吐蕃,聘礼中有茶叶。《藏史》记载:“藏王松冈布之孙(文成公主之夫)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
历代茶叶边贸不仅仅是互通有无的单纯商业行为,还关系着“致清导和”的国策。中国茶一直是外交领域的“和牌”。唐代丝绸之路运往西亚、欧洲诸国的“唐物”不仅有丝绸、瓷器,还有茶叶,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也是“丝茶之路”。他们正是通过这些“唐物”让西人去感受盛唐气象,并怀着钦佩的心情远道来访,进行双边贸易并了解中国。唐天子亦以泱泱大国的风度礼待外国使节和商人,赐茶是礼节之一。
日本茶道由于脱胎于中国茶道的缘故,日本宫廷用茶亦具“仁政王道”的文化特色,“和”为日本茶道四规之一。
中国人输出茶叶的同时也给地球村的朋友们带去了“致清导和”的茶道精神。同文同种的亚洲朋友且不论,白皮肤的欧美人怎样领悟茶道之“和谐”的真谛呢?例如:1712年,法国文学家蒙忒作《茶颂》云:“茶必继酒兮,犹战之终以和平。群饮彼茶兮,实神人之甘露。”1744年,爱尔兰大主教、哲学家乔治·伯克雷称:“茶性平和醇厚,可以使人愉悦,但不致醉人。”1750年,英国桂冠诗人考莱·西伯说:“茶,你是那样平和、贤明和高雅;你清淡雅致的香味,使我的生命获得愉快;你真使我为之倾倒。”1785年,诗人考伯《课业》诗云:“茶瓮气蒸成柱,腾沸高鸣唧唧,‘快乐之杯’不醉人,留待人人,欢然迎此和平兮。”
18世纪英国著名悲剧诗人威廉·古柏诗云:“喝茶能使粗野者心平气和,使柔弱者增强信心。”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岐茨说:“中庸之道我常持,适倾绿茶第七杯。”
西方人认为,中国茶给他们带来的是宁静、舒心、惬意,为西方社会增加的是清平和谐,特别是一些酗酒的国度,饮茶的益处表现得更鲜明突出,如嗜茶如命的英国人,茶使他们固有的绅士风度更添几分和谐文雅。
4.饮茶“致清导和”的真谛
从物质属性方面言之,茶性平和,饮茶时又刻意选择自然质朴的环境,营造宁静优雅的氛围,方便茶人修身养性和沟通人际关系,实在是获得“宁静”的心灵之路,对于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从精神层面言之,茶道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个“和”字。“和”的理念源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儒家“中庸”学说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中和”。《中庸》文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即中庸,只有节制理性和情感才能做到中庸。这是一种人生的平衡术,平衡诸方矛盾以致太和。
饮茶文化“和”的理念,还深受佛教“中观论”的影响。佛教主张是否定“边见”、“不落二边”为特征的,即不偏执于矛盾的任何一方,不求极端,主张折中。“中观”见之于生活艺术,要求节制精神欲望,做到不偏不倚,保持恬淡适度,即要做一个平常的人,而做一个平常的人就要有一颗平常心。禅宗公案多处涉及如何是“平常心”。《五灯会元》载:“如何是道?”“平常心是道。”
质言之,中国饮茶文化“和谐”理念与其文化底蕴有莫大关系。中国饮茶文化的源头基因是儒、道、佛三教文化,儒教讲“中庸”,道教讲“天人合一”,佛教讲“中观”。茶与三教间的单向结合,分别产生了儒教茶、道教茶、佛教茶。三种茶的内涵虽有差异,但“和谐”二字却是共同的理念,故为政者用之,并创建饮茶“致清导和”的核心价值体系。
五、“茶艺”的发明权归谁
有学者说,“茶艺”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系1978年台湾一位民俗学家率先提出。自此之后,“茶艺”一词被广泛接受,而且也传播至港澳和大陆。
台湾茶学界对“茶艺”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但要指明的是:“茶艺”不是当代人的发明。
陆羽《茶经·一之源》云:“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同一章中还言及茶之“用”、“采”、“造”、“饮”。《封氏闻见记》亦言:“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贮之。”这就说明,早在8世纪,陆羽就已在他的《茶经》中提出茶之“艺”的概念,涵盖的内容不仅仅是茶叶的种植技术,还包括茶的采造和煮饮。
北宋诗人陈师道整理出版《茶经》,成书后作《茶经·序》云:“夫茶之为艺下矣,至其精微,书有不尽;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纸墨之间,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因欲而治,凡有益于人者,皆不废也。”“茶之为艺”不就是“茶艺”么?
说得更为明确的是明人吴骥的《陆公祠记》,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
诋公者曰:“艺,德成而下者之事也。”周公曰多才艺,孔子曰:“吾不试,故艺。”公不为振鹭而为鸿渐,艺何足以累公?病公者曰:“僭‘经’。”
吴骥的意思是说,就是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不以“艺”为耻,陆羽受到他人的非议,不是因为他知晓茶“艺”,而是不该将自己的著作以“经”称之,这就有“僭越”之嫌。
古代汉语常将“艺”、“技”并提。明人李维桢作《茶经·序》云:“鸿渐品茶,小技与六经相提而论,人安得无异议?……而鄙其事者,使与佣保杂作,不具宾主礼。”言及陆羽为李季卿表演茶艺是说:“李季卿直技视之,能无辱乎哉!”这里不言“艺”却说“技”,其实“茶艺”、“茶技”所涵盖的技术层面基本相同。
正因为中国封建时代“重道轻艺”、“重道轻技”,所以阻碍了茶艺的发展,甚至连“茶艺”一词也不曾造出,害得现代人挖空心思去琢磨老祖宗的意思。但我还是认为,老祖宗的就是老祖宗的,后世人的继承发扬是分内之事。造出一个“词”来不等于理念的创新。没有自成系统的学说是难获“发明专利”的,否则有“僭越”之嫌。
六、茶品与人品
饮茶既为雅道,故用茶须讲品格,不可亵用。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云:
茶以芳洌洗神,非读书谈道,不宜亵用。然非真正契道之士,茶之韵味,亦未易评量。尝笑时流持论,贵嘶声之曲,无色之茶。嘶近于哑,古之绕梁遏云,竟成钝置。茶若无色,芳冽必减,且芳与鼻触,洌以舌受,色之有无,目之所审。根境不相摄,而取衷于彼,何其悖耶,何其谬耶!
李日华提出了茶人的标准,认为饮茶者必须是“真正契道之士”。一般士子也认为茶品须与人品相称。明代屠本畯著《茗笈》云:
煎茶非浪漫,要须人品与茶相得。故其法往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
明代屠隆《考槃余事》云:
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赏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明代陆树声《茶寮记》云:
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领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传于高流大隐,云霞泉石之辈,鱼虾麇鹿之俦。
明代徐渭《煎茶七类》云:
饮茶宜翰卿墨客,缁衣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者。
看来区区茶事也非一般俗人所配享用的,在士子们眼中,茶乃灵物,饮茶者须是“清逸高远”、“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的“高流大隐”、“缁衣羽士”、“逸老散人”、“轩冕之徒”、“云霞泉石之辈”、“超然世味者”,即陆羽所言的“精行俭德之人”。而具备这种资格的人大概只有中国的士子们,这可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何等的自负清高!
七、“吃茶去”与“生活禅”
“吃茶去”是一扇半掩半开的哲学的门,里面溢出的是生活的禅意。也就是说,“吃茶去”是“生活禅”的奠基石。
什么叫“生活禅”?马明博《天下赵州生活禅》解释说:“所谓生活禅,即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悟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我认为,说简单一点:“生活禅”就是“禅”的生活化。一方面是体悟生活中禅意,以修身养性;另一方面是享受生活中的禅意,以愉悦我们的身心。
在禅者的心目中宇宙是完整的,精神与物质是一体的。所以禅者认为:“何处青山不道场。”四时美景充满禅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们的生活处处充满着禅意与禅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得非常轻松愉快、潇洒自在。如马先生所说:“如果我们从生活中找回禅的精神(其实它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让生活与禅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我们的生活便如诗如画,恬适安详了。”
“生活禅”对于当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人间的现实生活中运用禅的方法,解除现代人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烦恼和心理障碍,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物质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圆满,感情生活更纯洁,人际关系更和谐,社会生活更祥和,从而使我们趋向智慧的人生,圆满的人生。”(马明博《天下赵州生活禅》)对此表示赞同,但我有必要补充两点:
其一,“生活禅”是中国禅宗的一次革命,它凸显了中国禅宗“平常心是道”的理念。
其实,唐五代的禅宗本已变为中国式的禅宗,它是直观地探索人的本性的伦理学,是应对机智、游戏三昧、表现悟性的对话艺术,是自然清静、行卧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情趣的结合(丁文《茶乘》)。“枯寂”、“平静”、“适意”是印度的“禅味”,“安静闲恬,虚融澹泊”(慧能语)是中国的“禅味”。“生活禅”使中国禅宗走向生活化、平民化、大众化,更具随意的风格,从而扩展了“禅学”的外延,这也是中国禅学至今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缘由。
其二,“生活禅”虽是现代的哲学术语,但它的存在可追溯到久远的古代,至少在中唐时期。
唐代当禅宗鼎盛之时,禅僧和亲近禅门的诸多文人雅士,就已经在享受“茶禅一味”带给他们的乐趣,这可以从许多唐代佛教茶诗中找到佐证:诗人们在自然的怀抱里汲泉试茗,看袅袅茶烟,闻幽幽茶香,然后端杯慢啜细品,骋目远望,或侧耳谛听天籁,或瞑目沉思,或恍兮惚兮自由遐想,或约三五知己清谈允日,或以茶伴读……置身其中,会感悟到茶之冲和,茶之幽远,茶之灵慧,茶之清韵。从唐代茶诗中可以感受到,饮茶是一种备受僧道人物和文人雅士们欢迎的更为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中国的文化人在出世、入世间和出仕、入仕间进退自由,它是心灵的王道乐土、人生的伊甸园,这一生活方式的选择也表现了东方士子的智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