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茶道观：感悟与分享

第三节　我的茶道观

有学者云:“茶道是以修行悟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茶艺、茶礼、茶境、修道四大要素。”这一界说我基本赞同。早在1992年秋，我曾给“茶道”下过定义，1999年出版的《茶乘》一书，改动了几个字，定义为:“茶道是一门以饮茶为内容的文化艺能，是茶事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是社交礼仪、修身养性和道德教化的手段。”两相比较，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坦率地讲，我的界说更能反映饮茶文化雅俗共赏的特质。阐述如下——

一、茶道是一门以饮茶为内容的文化艺能

这一句突出了茶道本体，正如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所言，“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烹茶”(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千利休在茶事中十分重视参悟禅理，以饮茶为契机步入禅境，但他仍强调烹好茶、喝好茶，因为这是茶道的基础。若不图口腹之欲，不会去饮茶，不饮茶又哪来的茶道？若将饮茶弄得十分玄妙便不是饮茶了，不仅不符合茶事的实际情况，也有害于茶道的发展。陆羽的本意也是如此，他的《茶经》重点是讲种茶、制茶、煎茶、品水、择器，言及饮茶的精神追求仅几段话。当然，陆羽虽草创了茶道，但未及深究茶中哲理。饮茶若无精神方面的需求，便仍是低层次的物质生活，与喝水、吃肉、嚼橄榄没什么两样，也便引不出一门颇具文化品位的茶学来。但实际情况是:一次饮茶，或为听泉，或为观月，或为赏景，或为启迪文思；一次饮茶，或为养廉，或为雅志，或为社交，或为婚丧；一次饮茶，或为夸富贵，或为砍价钱，或为讲道理；一次饮茶，或为找关系，或为套近乎，或为彻夜长谈，或为密室策划……诸如此类，都是一种不同层面的不同“享受”。对大多数茶人来说，饮茶时进入“精神殿堂”是“浅尝辄止”，说一声“这茶喝得高兴”或“这茶喝得有意思”便心满意足了。即就是禅宗和尚的大多数也不见得有那种心境和素质去参悟禅理，只因“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许其饮茶终不失为一种享受，至少可愉悦身心，调节一下因单调而易于疲惫的神经系统，使停滞的思维趋于活跃，在“恍兮惚兮”中与佛做心灵对话。

定义的第一句话虽落脚于艺能，但突出了饮茶的口腹之欲，为什么要这样呢？著者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茶道源于中国，而中国文化是以“乐感”为特征，肯定生命的价值，追求生存的意义。西方的传说是上帝造人，人背叛了上帝，蛇告了密，于是亚当、夏娃带着“原罪意识”告别了伊甸园，令其食人间烟火具惩罚和赎罪的性质。所以西方的宗教精神是不图今生修来世。但中国的传说是女娲造人，造了男人还造女人，承认“食色，性也”和“人之初，性本善”，洁白无瑕来到人世间，快快乐乐度一生，连伟大的孔丘也不关心死后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他告诫学生“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所以他不语“怪力神”，以免给人生蒙上阴影，添些恐惧。孔夫子是孜孜不倦的学者，但又是一个高尚的享乐主义者，《论语》首章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又云“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虽然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刻苦精神，但自己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的赞扬是肯定颜回的“贫贱行乐法”，而不是提倡吃苦。清代的李渔更是力主人生及时行乐，且认为快乐天天有、人人皆可得之，在其《闲情偶寄》这部书里专列一章介绍“贵人行乐之法”、“富人行乐之法”、“贫贱行乐之法”、“家庭行乐之法”，还有道途、春夏秋冬、即时即景行乐之法及止忧、祛病之法。人之大悲是死，但中国人民间的葬礼是活人的节日，吹拉弹唱闹个不亦乐乎，难怪将婚、丧拉在一起统称“红白喜事”。试想想，一个将丧事列为“喜事”的民族选择了饮茶，绝不会是“痛苦的选择”，而是觅到了新的享乐方式，一种让人肌体和精神获得双重愉悦的物质生活。

此处提及中国的乐感文化旨在肯定饮茶的主旨是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享受，不可无限地升华，将茶道变成了哲学和宗教；若茶道成了哲学和宗教，还要哲学和宗教干什么？事实上也不可能取代。茶人在茶事中的最高追求只可能是融入哲学和宗教，部分地体现某些哲学思想或宗教教义，绝不可能代替哲人或高僧大德们的“思想的犁铧”去耕耘思想的处女地。某些有高深文化素质的人在饮茶中悟道，表现出一种哲人的执著和宗教般的热情，但绝不会奢望在饮茶中品出一门茶的哲学来，也不会延续远古茶的图腾崇拜而创立茶的拜物教。

茶传入日本后，在平安时代为天皇、贵族、高僧们所享用，既作为一门高雅文化表示欣赏又权作“富贵行乐之法”；在镰仓时代寺院当做灵药济世，在室町时代又沦为武士、官员、高人们的娱乐活动；到战国时代(16世纪)饮茶与佛教禅宗结合，在这光辉的100年里由村田珠光(1423—1502)草创了日本茶道。这一提法事实上将日本茶道的形成推迟了几个世纪，应当说珠光创立的是茶道中之一派“禅宗茶道”，并使之成为日本茶道主流延绵至今，在珠光之前日本茶文化圈是贵族茶道、世俗茶道当令。无论珠光时代还是千利休时代，喝好茶始终是日本茶道的第一要事，仍是享乐第一、悟道第二。往后的发展使所谓“茶道的饮茶”远离了日常生活茶，时间拉长了，仪规复杂了，礼节成了主旨，悟道退居第二位。实际上近代日本茶道的饮茶较之珠光、千利休时代少了几分枯寂的佛气，多了几分社交的世俗气。千利休晚年的茶道主张是追求古朴简约，要表现出“本来无一物”的禅理和空灵的艺术境界，但流传后世的日本茶道未能免俗，主人对家藏茶道具的炫耀，客人言不由衷的吹捧，繁缛的程序礼节，又失去禅的“随意性”，有悖于“茶是平常心”的禅机，暴露出以茶作社交手段的真正目的。

二、茶道是茶事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茶道，是门文化，有人称其为“茶道文化”。应当将茶道归于茶文化，茶道是属概念、子系统，茶文化是种概念，包括了茶道文化。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和结晶。茶道正是茶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茶道的文化色彩主要体现在茶诗、茶文、茶谚、茶联、茶戏、茶歌、茶舞、茶书法、茶绘画上，体现在茶室的建筑、茶室的装饰、茶具的造型、茶人的服饰上，体现在茶的民风民俗上……加“完美”一词是因茶事已与文化联姻上千年，结出累累硕果，使“茶道”从一般的物质文化升格为一门精湛的艺能；同时也否定了下面两种说法:一曰饮茶之始即有茶文化；二曰茶文化萌芽之时即已形成茶道。如陆羽说饮茶“发乎神农氏”，姑且不论神农氏曾否将茶煎而饮之，但彼时饮茶无文化(狭义的)之可言。西周初年以茶祭祀，赋予茶以“礼”的内涵，沾了文化的边。司马相如虽为大文化人，但他的《凡将篇》是将茶作药草看，无文化之可言。晋朝杜育的《荈赋》将茶作审美和描写对象，在饮茶中发现美、追求美，这是文化。吴国孙皓“密赐茶荈以代酒”(《吴志·韦曜传》)，陆纳因兄子待客“陈盛馔”代茶果而责其“秽吾素业”并杖四十(《晋·中兴书》)，以茶表礼仪、以茶养廉励志，这又深了一层，其中有茶道的萌芽。中唐以后，《茶经》及茶人的茶诗、茶论，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风情，茶文化中多了花色品种，如茶礼、茶情、茶理、茶俗、茶境、茶政、茶导引、茶艺能，饮茶与儒、道、佛三教进一步结合，与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僧尼道冠、庶民百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并形成各有特点的饮茶集团和茶文化圈，茶道便由无相到有相。

唐宋时代是中国茶事与文化结合最好的时期。如以诗歌为例，唐诗在中国诗史上已登峰造极。唐代茶诗(含赋和联句)收入《全唐诗》的据本人不完全的统计有640余首，涉及诗人超过160人。此处所说的“茶诗”大多是诗中有那么几句涉及茶事，专门写茶的诗不会超过百首。其中，白居易写茶诗约50首，自称“别茶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古今茶诗扛鼎之作，传为千古绝唱。皮日休、陆龟蒙各写《茶中杂咏》十首诠释《茶经》。袁高一首《茶山歌》振聋发聩，犯颜诗谏，皇帝纳言，稍苏民困。诗体有古体、律诗、绝句，题材广泛，包括咏名泉、咏采茶、咏造茶、咏煮茶、咏名茶、咏茶具、咏茶礼、咏茶功，咏茶会……凡茶事诸方面无不涉及。可以说，在唐代不饮茶做不了名诗人，名诗人不能不写茶诗。

宋代茶诗更多。古今文化人，都喜欢以茶为诗为文，且涉及茶的种植、采摘、焙制、品饮、贸易、纳贡，涉及品水、看火，涉及茶情、茶境、茶韵、茶礼、茶理，全方位地描写，并赋予茶一定文化品位，使茶成为一种高雅的文化饮料。众多文化人才，如画家、雕塑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亦涌入茶苑，以茶为表现对象，各操其技。众手浇灌，苗苗看长，终于挺出一枝茶文化奇葩，在艺苑争奇斗艳，上面挂满了茶诗、茶文、茶画、茶剪纸、茶雕刻、茶书法、茶歌、茶乐、茶舞、茶戏等诸种硕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多了茶香风格。

陆羽是茶与文化结合的排头兵。他是诗人和茶人，他的《茶经》写得文采斐然，既是科技论文，又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他铸的风炉体现了先秦的文化思想。

卢仝、白居易、皎然、陆龟蒙、皮日休、贯休、苏轼、陆游等一大批唐宋诗人，他们诗中有茶，茶中有诗，并在品茗中实现美的追求，创造了一种悠远、淡泊、静寂、和谐、飘逸的禅境，使中国诗词的水平大有提高。

就广义的文化而言，茶与市井文化结合，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面貌，诞生了茶摊、茶亭、茶馆、茶座、茶楼，并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丰富了庶民百姓的饮食文化。(www.xing528.com)

西方美学家斯托尔尼兹在《艺术批评中的美学与哲学》(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中给“艺术”定义为:

为了完成一定目的而对媒介材料所作的熟练的操作。

毫无疑义，茶道在广泛的意义上属实用艺术，日本学者称其为“室内艺能”，要求主客共同参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动作，创作一件完成即消失的“艺术作品”。

日本茶道值得骄傲之处在于它不仅再现生活，还表现生活，包括表现内在的意蕴和情感。如《山上宗二记》记载有日本茶道开山者村田珠光的一句名言:“草屋前系名马，陋室里设名器，别有一番风趣。”这其实是在不平衡的对衬中表现茶艺的简素、脱俗、枯高的性格，草屋、名马、名器都是某种象征。此外如武野绍鸥的“本来无一物”的“海滨小茅屋”。千利休的用鱼篓子代替花瓶、室内挂上中国禅宗大师的墨宝，象征他们的追求，或求禅意，或求古朴，或向自然回归。这是一种富艺术趣味的暗示，让茶人在品茗中领悟。所以学者们认为日本茶道是日本象征文化的代表。

我们又要回到前面关于“综合文化体系”的命题上来，日本茶道诚然融入了哲学、宗教、艺术、文学、建筑、工艺乃至历史、政治、外交、民俗，且出了不少专著，但这仅是“融入”，一种水乳相融的“完美结合”，而尚未另树旗帜，打出“茶哲学”、“茶宗教”、“茶美术”、“茶文学”、“茶建筑”……之类的名号，称“综合文化”尚可，言其已成“体系”有失分寸。茶之“道行”尚浅，虽也有“经”，怎比《易经》、《黄帝内经》、“四书五经”，故应将其归入小学、小道、次生文化较为合适。

三、茶道是社交礼仪、修身养性和道德教化的手段

这一句话的前提是在肯定茶道是饮茶、是享受、是文化的基础上引申提出的。用“手段”一词界定了茶道的作用是提供某种适宜的环境，或某种契机，实现茶人的某种目的——

如社交礼仪，包括客来敬茶、朋友赠茶、皇帝赐茶、臣民贡茶、以茶祭天、以茶祭祖、以茶聘婚、新春茶话等，茶的身份是“公关饮料”、“祭祀供品”、“传情礼品”，主人借茶表示情意、表示敬意，茶是感情的载体。当然，以上场合亦可代之以酒，功能同一但风格有别，酒之情热烈迷狂，茶之情温馨冲和。茶之为用，除家居自品外，以此为上；

如修身养性，以茶养廉、励志、雅志、怡情，在饮茶中参悟人生，以茶节制感情，平衡心态，实际上是在饮茶中“吾日三省吾身”，使自己有良好的修养和完善的人格。这即是日本国仓泽行洋先生所说的“茶心之路”。茶的优秀品质固然可以启迪茶人内省，但这不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茶道提供的仍是某种适宜于悟道的场合。茶的纯洁品格和平和、收敛的性格有助于让茶人冷静下来，置身简朴的茶境，面对袅袅升腾的茶烟，凝眸色香味俱佳的茶汤，自然易引人遐思。但能否参悟人生，能否在茶中净化灵魂，还取决于茶人的素质:君子者会在茶事中接受熏陶，得益于茶；小人者亦可在饮茶时设圈套、想诡计，用茶水去润湿卑劣的灵魂；顽劣者别说饮茶，就是关进“反省院”也未必肯“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时期的口号)。著者并非贬茶，而是说对茶道的修身作用不可期望过高，修身之法途径很多，茶道虽可熏陶熏陶，但要做圣者不能仅乞灵茶道，“茶心之路”路很窄，适合容纳少数具内倾性格或执著于内省的跋涉者；

如道德教化，饮茶是盛世之清尚，提倡饮茶可开源节流，养成节俭美德；可以茶代酒，减少酗酒乱性滋事的不良行为，纯正社会风气；可潜移默化矫正性格，让怪僻者变得平易，让暴戾者变得随和，让孤独者变得从众，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提高人的素质。小而言之，可借茶沟通感情、化解矛盾、增进团结、密切人际关系；大而言之，可丰富百姓生活内容，提高生活质量，点缀升平，治国者用之不失为致太平之术。诸如唐之“清明茶宴”、今之“新年茶话会”，都是富教育意义的茶会。饮茶这一作用的发挥表现在四方面:一是茶之本体具有改变人的性格的作用，使人向善；二是茶道活动可影响全社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三是茶人在品茶时的道德反省；四是茶道活动的主办者借茶会高台教化，或诱导，或训诫。茶道的教育作用不容置疑，但得掌握分寸，若将茶会变成思想总结会、检讨会乃至批判会，那就不是茶道了，而是用一杯茶水去润湿发干的嗓门。

以上所述的这46个字的定义包括的不是一时一地的茶道，是对公元8世纪之后形成的中、日、韩诸国茶道的归纳。

给“茶道”定义并非简单的事，应由著名茶学家列文字方阵并一锤定音。著者唐突，率尔操觚，其意是抛砖引玉，以就教于大方之家；当然也奢望“愚者千虑之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