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清代的茶马贸易研究成果

第四节　陕西清代的茶马贸易

清朝初期，各地反清波涛汹涌澎湃，中央政权很不稳定，大规模战争不断，导致战马严重短缺，国家财政“一岁所入，不足一岁之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的困难局面，故沿袭明朝方略积极推行茶马互市贸易。

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仍然是清代茶马互市的一个推动力。如清人盛绳祖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1788)或稍后所撰《卫藏识略》一书所云:“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物，其性燥，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贵贱，饮皆以茶为主。”番民从古到今未改其饮食习惯。清承明制，官茶“储边易马”。周霭联于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所撰《竺国游记》卷二云:“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糌粑干涩而不适口，非茶以荡涤之，则肠胃不能通利。其由大箭炉(打箭炉)入口买茶者，络绎不绝于道。”

清朝茶法，商茶“给引征课”，贡茶“则上用也”。用茶“于陕、甘易番马”(《清史稿·食货·茶法》)。清政府还规定，“与西蕃易马，每茶一篦重十斤。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清史稿·食货·茶法》)，清政府把茶马贸易当做“实我秦陇三边之长计”，因此“马政之善，无如榷茶羁番矣。说者有三大利:捐山泽之毛，收牦之种，不费重资而军实壮，利一；羁縻番族，俾仰给于我而不能叛，利二；遮隔强氛，遏其狂逞，作我外篱，利三”(张彦笃等光绪《洮州厅志·茶马》)。这段论述说明了茶马贸易的巨大作用。

《清史稿·食货志》载:“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顺治元年(1644)，在西北地区设立五个茶马司，同时，沿袭明制，设巡视茶马御史一人，统一管理五个茶马司。后令甘肃巡抚兼管，最后划归陕西总督管理。另设苑马寺卿一人，管理广宁第七监，专司马匹放牧与繁殖事宜。然而在管理上没有明朝那样严格，顺治时一些茶马官职或机构就有被撤销的。这与清王朝本身来自北方，对战马需求没有明代迫切有一定关系。

关于茶马比价，《清朝文献通考·榷茶》记载:“我朝定鼎，各番慕义驰贡，金牌可以下用。但以茶易马，务须酌量价值，两得其平。”顺治元年，规定“与西蕃易马，每茶一篦重十斤。上马给茶蓖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这个比价，比明朝前期上马120斤、中马70斤、下马50斤要高，比金牌制时期则高得多。

清朝为确保茶马互市贸易的顺利进行，对茶实行禁榷，除官茶储边易马外，商茶则实行茶引制。茶商必须向政府买引，每引百斤，征银三厘三毫。茶农不得把茶卖给无引的人，无引则作私茶论处。清末改推行厘金制，实质是征税制，专卖制已不复存在。同时严禁私茶出关，“查前明诏谕，通接西蕃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不许私茶出境”(《清史稿·食货志·茶法》)。(www.xing528.com)

1927年赵尔巽等人撰《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记载:“康熙四年，虽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仍准互市”。后来因处理陈茶甘肃有过以茶易马之举，但历史千余年的以茶易马渐近尾声。

清朝茶马互市贸易，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顺治初年(1644)到康熙七年(1668)为恢复、发展、繁荣兴旺阶段，康熙七年至雍正末年(1735)为时兴时罢阶段，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二十年(1840)为衰落消亡阶段。

《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清顺治末年，茶马贸易衰落。乾隆七年(1742)改征本色(茶叶)，原有五个茶马司，洮、河二司裁去，仅留甘、庄与西宁三司“颁引生课”。嘉庆十七年(1812)“全征折色，按年造册奏销”。到清代后期，有些茶马司已形同虚设。

茶叶是我国出口最早的传统商品，5世纪输入亚洲一些国家，16世纪输入荷兰和英国，17世纪输入美洲，独占世界茶叶市场。清朝康熙中期，华茶输出价值占出口总值60％。乾隆末期(1790—1794)占出口总值88.8％。清政府对茶叶的重视已从茶马贸易转向出口贸易。

综上所述，清朝茶马互市贸易，自康熙时期开始走向下坡，其地位和作用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