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宋代的茶马贸易成果分析

第二节　陕西宋代的茶马贸易

从文献资料来看，不说唐代，即便五代和宋朝初年，茶马交易也未成为定制。因为至宋朝初年，与边疆少数民族博马，主要还是用铜钱。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盐铁使王明才上书:“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敌对国家将换来的铜钱铸造兵器，对宋朝的国防十分不利。加之宋王朝与辽、金、西夏战事频繁，军马需求量大增，于是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规范边关茶马交易，诉诸立法，实施“茶马法”。这说明茶马互市是在宋朝与敌对政权从事榷场贸易的同时而发展起来。

北宋的茶马互市中的马匹获得，主要包括来自河东(今山西)和“西马”(来自西北)两部分，也有吐蕃的马匹。南宋时期的一段时期内，战马主要来自西北地区的西和(今甘肃西和)和西南地区的吐蕃。

茶马法规定了以茶易番马的具体办法，设立“买马司”，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药，但主要是茶来换马。这可能也是我国最早制定的茶马互市的政策。在设买马司的同时，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良马。朝廷认为:以茶换番马的好处有三:其一，可发展边贸，为国家广开财源；其二，买下番人的马匹，可以削番；其三，国家军事上急需马匹，有了马可以强国固边。

宋代茶马互市的实行与宋代茶叶生产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据专家估计，宋代茶叶年产量在5300万斤以上，若按当时宋朝境内的人口数量及人均年0.5斤的茶叶消费量计算，其所生产茶叶的50％以上，即2000万—3000万斤茶叶可用来外销，以供周边少数民族的需求，这为宋代茶马互市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自茶马交易正式开展后，茶叶升格成为重要战略物资，这又极大地刺激了茶叶生产。由于少数民族习惯饮用山南茶，加之地理毗邻运输方便，山南茶和巴蜀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而陕西、甘肃则成为实施茶马交易国策的重点地区。

其实，早在宋代朝廷茶马法未出台之前，茶叶就已经是内地与少数民族交易的重要物资，陕西及整个西北地区就已形成马市，并且已经开始以茶易马。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西夏曾在夏州(治所今陕西靖边)党项人屯聚的赤沙州、骆驼口等地设置民族贸易榷场，景德四年(1007)七月，应西夏赵德明的要求，宋廷批准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对于西夏来说，榷场中最受欢迎的商品莫过于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的生活必需品茶叶。宋人田况说:“……臣在延州见王正伦伴送元昊使人，缘路巧意钩索贼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今既许于保安、镇戎军置榷场，唯茶最为所欲之物。彼若岁得二十余万斤，则榷场更无以博易’。”(宋·李焘《长编》卷一百四十九，宋仁宗庆历四年五月甲申条)。宋朝在西北地区的秦、渭、泾、环、庆、原、阶、文、熙、河等地设立马市或买马场，用货币和纺织品、粮食、茶叶、食盐及手工业品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提供马匹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秦、渭、阶、文等州的吐蕃、回纥族，麟、府的党项族，丰州的藏才族，环州的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以及泾仪、延麟、火山保德、保安军、唐龙镇制胜关等地的少数民族(宋·李焘《长编》卷六十一，景德二年八月)。当时博马以茶为主，还兼用其他物资，但陕西用茶较多，用锦较少；四川则用锦较多，用茶较少(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三之五十三)。

宋初每年购买马数是5000余匹，到天圣(1023—1032)年间，每年增加至34900匹左右，即使在南宋初期，每年买马指标也在20000匹左右(《宋会要辑稿·兵》)。每年用于购买马匹的费用，据记载，至和二年(1055)宋廷令陕西转运司以100000两银在秦州市马，并且“岁以为常”(《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兵志·马政》)。西北一地市马数量可达近万匹，秦州一地的购马款多达100000两，如果再加上河陇地区马市每年买马所支出的茶、绢、铜币、盐钞和度牒等，其折价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西北地区马市之活跃因此可见一斑(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宋夏开战以来，北宋从西夏购买的马匹数量锐减:“陕西、河东岁市马一万二百匹，能补京畿塞下之阙，自用兵数年，所市马比常岁少三之一。”(《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十四《兵门·马政类》。四库全书本)即使减少了2/3左右，北宋向西夏购买的马匹数量也达10200匹，其数量仍然比较可观。正因为茶马贸易在当时对于民族双方来说，均是有利可图的事，因此即使受到官府的限制也照常进行，甚至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

相对而言，宋代的茶马互市较唐代更加严密，为了控制茶马贸易，宋朝设置有专门的机构即茶马司，设职官都大提举执掌其事(《文献通考》卷六十二《职官》十六)。熙宁七年(1074)开始在四川地区榷茶，由政府统一控制蜀茶，将大量蜀茶运送到陕西秦凤(治所今甘肃天水市)、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两路，用茶叶与“西羌”“博马”。我国历史上定期进行的茶马互市，至此正式开始。

熙宁七年(1074)后，属京西路金州所辖的茶区和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雍正《敕修陕西通志·茶马志》载:“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宋史》卷一百八十四记载:熙宁七年(1074)，北宋在川陕地榷茶，实行茶马法，在川陕产茶州县设置“蜀地买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买茶场六，陕西卖茶场三三二处”。全陕西卖茶的边贸市场共计有332处，交易的盛况可想而知。榷茶政策的实质是带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国家制定价格，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西乡县志》载:“淳熙中，秦司每岁五千九百匹，其后增为六千一百二十。”茶贱则马贵，淳熙四年(1177)吏部侍郎阎苍舒言:“绍兴时，一驮茶易一上驷，陕西诸州市马二万匹。今西和一郡，岁市马三千匹耳，而价用陕西诸郡二万驮之茶，其价已十倍。”(陈椽《茶叶通史》)北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一驮茶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20000驮，可换回20000匹马。南宋时马价增值，20000驮茶只能换3000匹马。(www.xing528.com)

蜀茶入陕一个最大的难题是运输问题。蜀州通判吕陶《净德集·奏为缴连先知彭州日，三次论奏榷买川茶不便，并条述今来利害事状》记载:“川路险阻，搬茶至陕西极难。始元丰(1078—1085)初，拨成都路士兵数百人，贴补搬运，不一二年死亡逃窜几尽。茶司遂会和雇人夫，同共搬运。州府畏其势力，或和雇不行，则差税户前往，颇有贴费。洋州一处，因差夫搬茶，最为骚扰。”用于茶马交易的茶是官茶，又具有军队后勤工作性质，自然该士兵倒霉。“成都路士兵数百人”“不一二年死亡逃窜几尽”，其状也够凄惨的了！茶司无奈，便用钱雇用民夫运茶，并仗势将责任转嫁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则欺压茶农，茶叶被强行统购纳了茶税不算，还要当差出苦力运茶。因陕西洋州的人户多以种茶为生，受的骚扰也最大。

南宋，秦岭、淮河以北为金人占领，京西南路唯金州未被金人占领。建炎四年(1130)将金州划归利州路(治所兴元府)。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利州路二州三场年产茶484万斤。当时，南宋战马的绝大多数来源于川秦战马。乾道初年“川秦入场马额九千余匹，川马五千余匹，秦马四千匹”(《文献通考》卷十八)。由此可见川陕茶在茶马互易及南宋防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宋时，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引用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诗“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借以描写熙宁建立茶马司以后的情况。黄庭坚的原诗题为《叔父给事挽词十首(之八)》，诗云:“陇上千山汉节回，扫除民蜮不为灾。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全宋诗》卷九百八十九)诗中的“陇上”即陇山，在陕西境内，此处代指陕西。黄庭坚的叔父黄廉，元祐初出使川陕，调查茶马之政，他维护了“熙丰成法”，推进了宋朝与边地少数民族的茶马交易。这首悼亡诗一是凭吊，二是赞颂死者的丰功伟绩。

茶马互市对于宋朝来说，“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茶》下，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不仅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有不可忽视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北宋经营陕、甘，形成了以永兴军(治所今陕西西安)、秦州等地为重要据点的西北市场网络，大量物资的转输，极大地支持了为对抗西夏而集结在陕、甘的40万驻军(王三北、魏明孔、李华瑞、杨秀清《西部开发决策思想史·古代卷》)。

金皇统二年(1142)之后，金国在西北地区的秦、巩、洮、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陕西麟游、扶风、周至在其辖区内)设置榷场与宋进行贸易。茶叶是其中最重要的贸易内容。金朝通过榷场或互市获得茶叶，而宋朝则通过此而获得马匹:“金人之茶，自宋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榷场。”(《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征榷·茶》)《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志·茶》亦记载:“茶，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据不完全统计，陕西与河南50余郡，每年的茶叶消费量为36万袋左右，花费银约72万两，每袋茶叶的平均价为白银2两。如果50％用于民族互市的话，陕西与南宋之间的茶叶贸易额达18万袋左右，其价值不少于36万两。由此可见，陕西与南宋的茶叶贸易额非常大(王三北、魏明孔、李华瑞、杨秀清《西部开发决策思想史·古代卷》)。

从整体上看，宋、辽、金、西夏诸政权处于一种对立的割据政权，军事方面的敌对状态和军备方面的竞争是不言而喻的，而马匹是当时最重要的战备物资，宋朝的马匹往往受到敌对政权的限制。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宋朝不得不采取措施与其他民族进行民族贸易，以获得战争所需之马匹。

元朝是以蒙古族贵族为主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族本身产马，加上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均属元朝版图，马源十分充沛，所以元朝没有沿袭宋朝的茶马互市贸易。

(本节参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网站“中国经济史论坛:魏明孔《唐宋茶马互市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