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茶文化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山南茶时期(581—1367)

——唐宋金元时期的陕西茶事

隋唐五代陕西成为独立的产茶区，山南茶列为贡品，并首开茶马互市。陆羽考察了西城、安康、褒城、金牛等地，《茶经》并以金州、梁州的茶叶作为标准样，评定全国各地茶叶品质。宋代茶产业重心东移，但由于茶马互市的拉动，陕西茶业仍有长足的发展，天下皆许通商，而川陕独行禁榷，榷山南茶以换取边马。金元时期陕西茶业有所萎缩，然消费势头仍然强劲。

山南茶区的情况在《全唐诗》中有资料可寻:

姚合，陕州峡石人。这位爱茶的诗人对山南茶情有独钟，《棕径》云:“药院径亦高，往来踏棕影。方当繁暑日，草微微冷。爱此不能行，折薪坐煎茗。”(《全唐诗》卷四百九十九)《别友人山居》云:“摘花浸酒春愁尽，烧竹煎茶夜卧迟。”(《全唐诗》卷四百九十六)姚合宝历中期出任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刺史，喜饮“金州茶牙”(山南茶中的名品)，酷热的夏天他在县衙的西园亲自煎煮山南茶(《棕径》)；山居时和友人劈竹煎茶，品茗到深夜(《别友人山居》)。姚合这两首表现金州茶事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南茶的品质和生产情况。

诗人殷尧藩，苏州嘉兴人。元和九年(815)进士。《暮春述怀》云:“为客山南二十年，愁来恍近落花天。”“邻屋有声敲石火，野禽无语避茶烟。”(《全唐诗》卷四百九十二)诗人居山南20年，真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山南是古老的茶区，一句“野禽无语避茶烟”，山民饮茶的情景尽在其中。

诗人李洞，字才江，京兆人，诸王孙也。其《送舍弟之山南》诗云:“南山入谷游，去彻山南州。下马云未尽，听猿星正稠。印茶泉绕石，封国角吹楼。远宦有何兴，贫兄无计留。”(《全唐诗》卷七百二十一)

诗人薛能(？—880)，字大拙，汾州人(今山西汾阳县)人。其《寄终南隐者》云:“海日东南出，应开岭上扉。扫坛花入彗，科竹露沾衣。饭后嫌身重，茶中见鸟归。相思爱民者，难说与亲违。”(《全唐诗》卷五百五十八)终南山即横亘陕西中部的秦岭山脉。那个在终南山隐居的人充分发挥饮茶助消化的功能，饭后煎茶，一边优雅地品茗，一边看暮色中众鸟归山。这说明当时山南茶区不仅汉江谷地和巴山北麓产茶，就是古名终南山的秦岭一带也有茶叶出产，这与隋唐的我国气候进入第三个温暖期有莫大关系。

唐代，安康称金州，汉中称梁州，金、梁二州是当时有名的富庶地区。金、梁二州属唐代八大茶区的“山南茶区”。为何叫“山南”？当时长安人称秦岭为“南山”，故将产于金、梁二州的茶称之为“山南茶”。

关于山南茶区较为详细的记载见于陆羽《茶经·八之出》，内云:

山南以峡州上(原注:峡州生远安、宜都、夷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原注: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衡州下(原注:生衡山、茶陵二县山谷)，金州、梁州又下(原注: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梁州生褒城、金牛二县山谷)。

陆羽历时数年考察了全国的主要产茶县，并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大体划定全国八大茶区，即山南道、淮南道、浙西、剑南道、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当时全国行政区划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等十道。陆羽的八大茶区有山南道、淮南道、剑南道是以行政区划命名茶区的，说明这三个“道”是茶叶的主产区，全区大面积地种植，故以“道”名之。

陆羽《茶经·八之出》提到的金州西城、安康即今汉滨区、紫阳、岚皋、汉阴、石泉一带，梁州褒城、金牛即今宁强、南郑、汉中、留坝、勉县一带。

陆羽为什么把“山南道”排在最前面呢？有几个原因:

原因之一，山南道是唐代最重要的产茶大区，而且茶叶的品质不次于其他各道；

原因之二，山南道是陆羽考察全国茶区的第一站。陆羽是否到过陕南，史无记载，但细读《茶经》可以找到答案。《茶经·八之出》用来作比较研究的茶区主要是山南道，然后是淮南道，复次是浙西道。关键词使用频率是:

山南道:荆州5次、金州4次、襄州4次、梁州3次、峡州2次、衡州2次，共计20次；

淮南道:舒州2次、蕲州2次、义阳2次、光州1次、寿州1次、黄州1次，共计9次；

浙西道:常州1次、润州1次、歙州1次，共计3次；

剑南道:绵州1次，共计1次。

不难看出，陆羽最先考察的是山南道茶区，因地理毗邻的关系或许到过剑南道的某些茶区，后是淮南道茶区。陆羽不仅到过陕南，而且考察得很细致，至少对唐代的西城、安康、褒城、金牛四地的茶叶有所了解，还觉得陕南茶区的茶叶可以用来作为标准样评定全国各地茶叶的品质。他为什么做如此选择呢？原因有三:

其一，山南道和淮南道是他最先考察的茶区，留下了难忘的第一印象；

其二，这里是古老的茶区，茶叶的品类齐全、品质有别，便于作比较研究；

其三，山南道和淮南道靠近京都长安，近水楼台先得月，长安人对山南茶和淮南茶会有更多的了解，陆羽的评价自然会借助京都的文化辐射作用去影响全国。(www.xing528.com)

陆羽还在金州品尝了汉江中泠水。中唐著名茶学家张友新写过一篇《煎茶水记》，文中提及鉴别天下名水的《陆氏榜》，天下20种名水，汉江榜上有名，陆羽的结论是:“汉江金州上游中泠水第十三。”

但山南茶并不因陆羽的重视而走俏京都，京城的官儿们还是比较重视来自四川的蜀茶。出产于陕南的山南茶在唐代不被重视，原因是陕南地区在唐代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经济发展滞后，属于当时的欠发达地区。就以人口论，天宝元年(742)各道州府户口数和每户平均口数统计数据见下表:

当时整个陕南产茶区不过76410户、299973人，户均只有3.9人。若作横向比较，当时的关内道华州人口达233613人，户均6.74人。若与现在的人口相比，产茶大县紫阳2000年的人口为34万人，紫阳一县的人口比三州府多出4万人。当时全国人口有50974943人，陕南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1％。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一个山大人稀的地方纵有好茶叶出产，因为劳力的缺乏，茶产业难以形成规模，产量很低，自产自饮后只有少许能进入当地市场，又有多少茶叶能作为商品进入外地市场呢？别说外地，就近而言，陕南的茶叶基本无法满足京都长安饮茶人的需求，就是21世纪的今天，陕西自产的茶叶也只能占到全陕西茶叶销量1/3的份额。种茶技术如何呢？当时安康的情形是“烧林远岫红”(姚合《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一个还停留在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时代，很难设想会有什么植茶的先进技术！汉中会好一些，但总体情况也好不了许多。

陆羽给山南茶排座次，“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按今之紫阳、西乡、宁强、南郑的品质推想，或许当时金州、梁州的茶叶资质并不太差，而是因茶农的问题委屈了茶。如同小家碧玉，纵美如西施，不穿金戴银，或没人鼓吹，或没有很硬的背景，“一朝选在君王侧”也只是罗曼蒂克的想象而已。据情推测，当时的陕南茶也有品质优秀的种类，不然不会荣登大唐“贡茶榜”。

贡茶作为一项制度始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山南道汉阴郡(今陕西紫阳、汉阴、石泉一带)的毛尖茶列为贡品。《新唐书》，北宋欧阳修等撰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内云:“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茶牙、椒、乾漆、椒实、白胶香、麝香、杜仲、雷丸、枳壳、枳实、黄檗。”“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蜡、红蓝、燕脂、夏蒜、冬笋、糟瓜、柑、枇杷、茶。”纳贡数量不多，但至少说明陕西在唐代也有名品茶，在陕西茶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唐代陕西贡茶基地无考。民间传说，历代贡茶生产地有紫阳宦姑滩(今焕古镇)金州茶牙、镇巴县的雌鸡岭茶、南郑县的干龙洞茶、岚皋的龙安寨茶、平利的三里垭茶等，其中包括有明清时代的贡茶产地。

汉唐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东移和南移的现象。这一改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所导致。从人类生存和聚居的一般规律来看，植被生态环境良好，才适合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传统农业时代尤其如此。据历史记载，黄河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在秦汉时期为43％。宋代以后逐代下降，到明末清初为14％，1949年已降为6％。至20世纪90年代末，长江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约12％，而黄河中上游的情况更是每况愈下。由于自然生态和政治、军事方面的多种原因，宋代立国便将首都迁到东京(今河南开封)。自此以后，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和南移。这个转移实际上自中唐安史之乱后已见端倪，两宋终于完成了这一大转移。中国的茶产业和茶文化的中心也随之稳定地东移和南移。直到20世纪末叶，曾繁荣昌盛的西部地区反而被列为“亟待开发的不发达地区”。

虽然两宋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已转移，但陕西茶业还是有较大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宋时期虽然边地不宁静，常有战事发生，但陕西的关中和陕南较为平定，战事主要在陕西延安和榆林两地进行，而边地的战与和又恰恰成为刺激陕西茶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宋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政权之间和战交错。北宋、西夏并立，北宋与辽、西夏几度用兵，均告失败，以和议维持较长时间的和平；金灭北宋后，南宋与金对峙，宋金有战有和，八字军和岳飞的抗金因南宋朝廷的苟安而失败，1141年宋金订立和议；蒙古崛起后，先后攻灭了西夏、金、南宋。无论战与和，茶叶都是紧缺物资，宋朝需要用茶叶交换少数民族的马匹以充实骑兵，因其饮食结构的关系又不可一日无茶，因此用各种方式向宋朝索取，或以马换茶叶，或战争索赔，或请求赐予。如庆历四年(1044)宋和西夏之战结束，北宋打了胜仗，到头来却签订了屈辱的“潭渊之盟”，其主要内容包括:宋廷每年向西夏赐绢130000匹、银50000两、茶20000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10000两、绢10000匹、茶5000斤；贺正贡献回赐银5000两、绢5000匹、茶5000斤；仲冬赐时服银5000两、绢5000匹；赐元昊生日礼物银器2000两、丝织品3000匹。茶叶贡赐就达25000斤。

内地与边疆联系不断加强，《宋会要·食货》云:陕西熙宁(1068—1077)年间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盐、茶商贩北上陕北，与西夏边民互市；南下蜀，与蜀民交易，获利甚厚。保安军(治所在今陕西志丹县)是北宋与西夏的贸易中心，那里设有榷场。此后宋夏间在陕西多处设立官方贸易的“榷场”、“和市”，还有许多民间“私市”。

神宗年间川陕茶叶禁榷也是刺激陕南茶叶生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宋代的中国西部地区饮茶更为普遍，“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王安石《临川集》卷七十《议茶法》)。在安康市旬阳县出土两件宋代茶具，名叫黑釉油滴茶盏，通体黑釉加了兔毫、油滴的装饰。宋代盛行斗茶之风，汤色白，故喜欢选用黑色茶盏以衬托汤色，便于评判胜负。由此可见，饮茶自然已成为山南人的普遍嗜好，有闲阶级且以斗茶为乐。

在这样的外界条件下，虽然宋代茶业的总产量较唐代减少，但陕南茶产业却有长足的发展，产茶遍及秦岭以南各地，而尤以包括陕南的利州路和京西南路为多。

当时的利州路产茶区包括兴元府、洋、巴、集、利、兴、大安军等七州军，合计有十个县。京西南路产茶区包括金州和襄州(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

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以前，陕南设商州(治所在今商县)、金州(治所在今安康)、利州(治所在今平利县)、洋州(治所在今洋县)。宋太宗去世与真宗继位之年，安康地区属京西路，汉中地区属峡西路。陕南设有西县(今勉县)、城固二茶场。元人脱脱等撰《宋史·唐文若传》云:“唐文若……通判洋州。洋西乡县产茶，亘陵谷八百余里。”当时，山南人以种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蜀州通判吕陶(1027—1103)《奏为缴连先知彭州日，三次论奏榷买川茶不便，并条述今来利害事状》记载:“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多以种茶为生，有如五谷。”也提到陕西的洋州和兴元府的人户多以种茶为生。

苏辙(1039—1112)是北宋著名茶诗人，曾任职洋州，对山南茶区有些了解，写有《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咏其二十三荼醾同》，诗云:“猗猗翠蔓长，蔼蔼繁香足。绮席堕残英，芳樽渍余馥。天香分外清，玉色无奈白。谁向瑶池游，依稀太真宅。”古洋州含今西乡县等地。三十景包括冰池、书轩、披锦寺、横湖、望云楼等。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区)人户以种茶为生。”

著名的北宋大文学家苏轼(1037—1101)是苏辙的兄长。大约是宋嘉祐五年到治平二年间(1060—1065)苏轼出任凤翔府判官之职。任职期间有山南之游，并与弟苏辙和诗一首，仍然是题咏洋州茶醾洞。同题诗云:“长忆故山寒食夜，野荼蘼发暗香来。分无素手簪罗髻，且折霜蕤浸玉醅。”据苏轼诗中所言，当时的洋县还出产“野茶”，这种野茶估计非指原始野生茶树，而是山民粗放式的经营方式，不精心植茶，而是仗其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任茶树飞籽成林，自由生长。这种落后的植茶方式至今仍然存在。苏轼是著名茶人，鉴茶十分在行，能得到他的称赞足以说明当时洋州的茶叶品质很优秀。

蔡交曾代朝事郎守尚书虞部郎中，知洋州事。其《洋州》诗云:“武定新雄阃，丰宁旧奥墟。地兼秦蜀美，川会汉洋纡。翠垒环封岭，清流跃野渠。安如下斜谷……采茶惊雉鹧，护橘趁狨狙。”“狨”指金丝猴，“狙”指猕猴，都是生活在陕西洋州山林中的珍稀动物。这首诗反映了洋州宜茶的生态环境。就是千余年后的今天，洋县的生态环境也值得称道，这里是国家一级保护珍稀鸟类朱鹮的栖息地，朱鹮对生活环境极其苛求，故有“生态指示鸟”的美誉。现在能适合朱鹮鸟生存繁衍的地方大概不多了。洋县有如此好的自然环境，茶叶的品质自然古今认可。

南宋，秦岭、淮河以北为金人占领，京西南路唯金州未被占领。建炎四年(1130)将金州划归利州路(治所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也就是说，当时的利州路包括了陕南大部分地区。当时陕南茶叶的总产量是多少呢？因古今建制的不同，数字难以核定。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蜀茶》记载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元年(1131)的茶产量云:“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二千一百二万斤(一千六百十七万系成都府路九州军，凡二十场；四百八十四万系利州路二州三场)。通博马物帛，岁收钱约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川、秦八场额市马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明人丘浚《大学衍义补》肯定了南宋李心传的说法，言道:“自熙丰(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1069—1085)来，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宋孝宗年号，1165—1173)末，始以细茶遗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如此。”

神宗以后近百年里以粗茶博马，孝宗时期改为以细茶博马，说明西北少数民族饮茶水平提高了，不再满足于消食化腻，也开始追求饮茶的口感和品茗之趣。也说明川蜀茶区的经营水平和加工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是个啥概念呢？宋代1斤合596.82克，即约0.6公斤，2102万斤约合1261.2万公斤，12612吨，这个数字占宋代全国茶叶产量的30％。陈椽《茶业通史》估计赵佶政和六年(1116)“陕西茶增至1281.51万斤”，约合769万公斤，7690吨。南宋李心传说的12612吨是川陕两地的茶叶总产量，是川陕茶区产茶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此后占全国1/3份额的好景不再出现。陈椽《茶业通史》的估计不知其根据何在？若赵佶政和六年(1116)“陕西茶增至1281.51万斤”(7690吨)的估计成立，那些一时期应是陕西茶区产茶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例如新中国成立后2000年是陕西茶的大发展时期，陕西汉中市产茶3688吨，安康市产茶2278吨，陕西茶叶总产量才5966吨，比陈椽《茶业通史》中估计的政和六年的产量少1714吨，少了1/5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利州路二州三场年产茶484万斤，约合2904吨，或许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但2904吨不仅仅是今汉中地区的茶叶产量，当时的利州路管辖的范围包括今四川剑阁以北部分地区，辖境相当于今四川营山、南部以北，通江、平昌以西，平武、梓潼以东地区和陕西秦岭以南，子午河、星子山以西地区。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四川省方志简编》记载的32个产茶县，竟无一县在此范围内。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治所仍在兴元府，西路治所在兴州(今陕西略阳)。若扣除四川地区的部分产量，又加上无法统计的私茶贸易、折税茶、贡茶和耗茶，汉中一地的茶叶产量估计差不多在2500吨到3000吨之间。这个数字是十分可观的，当时汉中茶业的兴盛由此可见。

又据蜀州通判吕陶《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称: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蜀地“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吕陶《净德集》)与蜀地仅一山之隔的汉中茶区情况当大体如此。

金、元两朝陕南的茶产业不会有大的发展，游牧民族对种植茶叶不感兴趣。元人脱脱等撰《金史·食货志》记载:金朝臣子认为“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岁费不下百万”。因此提出制定“食茶法”。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规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饮茶”。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三月大臣奏章中云:泰和间“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银二两，是一岁之中，枉费民银三十余万也”。皇上准奏，“乃制亲王公主及见(现)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五品官以上的王公贵族才有饮茶、存茶的资格，但即使是王公贵族有茶叶也不许卖给他人和赠送给他人。但从奏章文字看，当时陕西茶的消费量还是很大的。虽然朝廷明文禁止，但毕竟茶叶对于少数民族的作用等同米盐，须臾不可或缺。史称，茶“自宋人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金史·食货志》)，金朝每年用于支付茶叶的费用数额巨大，仅河南、陕西两地每年用于茶叶贸易的白银多达72万两(《金史·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