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道的全盛时期

第三节　中国茶道鼎盛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宋明，这是中国茶道发展的鼎盛时期。

继唐之后，宋代饮茶更为普遍。王安石《临川集卷七十议茶法》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李觏《盱江集卷十六·富国策一十》云:“茶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宋人吴自牧编撰的《梦粱录》载有“开门八件事”:柴、米、油、盐、酒、酱、醋、茶。由此可见，茶已同布帛菽粟，成日常生活之必需品，须臾离不得。到元代，去掉了酒而成“开门七件事”。元杂剧《刘行首》二折中有一首诗:

教你当家不当家，

及至当家乱如麻；

早起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明代画家、文学家唐伯虎穷困不堪，作《除夕口占》自嘲:

柴米油盐酱醋茶，

般般都在别人家；

岁暮清淡无一事，

竹堂寺里看梅花。

宋明商贸繁荣，饮茶成了一大服务行业，由家庭走向社会，由比屋之饮发展到茶肆、茶行、茶亭、茶寮、茶摊、茶店、茶馆比比皆是，由独饮发展到办茶会、茶宴聚饮。茶道亦成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事不再是个人的享受，已全方位向社会开放，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交及一切世俗生活的载体，一个小小的茶馆竟是社会的缩影，茶事如一面镜子照见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旮旮旯旯。

茶道的发展要以茶文化的发展为依托，茶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茶叶文学。宋明文人亦如前朝，著诗文歌吟茶事。茶诗数量倍增，内容也有两个突出的变化:

一是宋明茶叶文学涉及对茶政的批判。如宋代欧阳修在《通商茶法诏》中写道:

……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如闻此来，为患益甚。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宦受滥恶之入，岁以陈积。

欧阳修抨击榷茶法，主张实行通商法。此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对茶农的压榨和剥削。诗人梅尧臣《宛陵集·南有嘉茗赋》吟道:

……雷始发声，万木之气未通兮，此已吐乎纤茗。一之曰雀舌露掇而制之，以奉于王庭。二之曰鸟喙长撷而焙之，以备乎公卿。……当此时，女废蚕织，男废耕农，夜不得息，昼不得停。……

此赋表现封建茶政苛征苦民的情景，为茶农鼓与呼，有很强的人民性。诗中有茶道，诗中有政治。明万历年间，昔富阳鲥鱼与茶并贡，百姓苦不堪言。佥事韩邦奇据民间茶诗整理改写了一首《茶歌》: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　　　　

鱼肥夺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生别都？　　

富阳山，何日摧？　　　　　　　　

富阳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　　　　

呜呼！　　　　　　　　　　　　　

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www.xing528.com)

一地产名茶、名鱼，本是天之所赐，求之不得的好造化。但丰富的出产没给人民带来幸福，朝廷勒贡，百姓反罹其害，于是愿山摧江枯，茶死鱼无，这是百姓们愤怒的呐喊！是最有力的揭露和控诉！作者借茶表达了人民的情感和愿望，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茶事，但作者借茶论道的立意是很明显的。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诗文在字列行间讥刺茶政。较之唐代，宋明茶叶文学更具政治色彩和情感色彩。由此可见，宋明饮茶更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和追求。

二是宋明茶叶文学对茶道艺能的描写更细致入微。如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北岩采新茶欣然忘病之未去也》:

细啜噤灵爽，

微吟齿颊香，

归时更清绝，

竹影踏斜阳。

四句二十字把饮新茶的口腹感觉和心里感觉表现得贴切入微。陆游在品茶中培养了自己对茶精细的感觉。再如黄庭坚的《阮郎归》:

摘山初制小龙团，色和香味全；碾声初断夜将阑，烹时鹤避烟。消滞思，解尘烦，金瓯雪浪翻。只愁啜罢水流天，余清搅夜眼。

这首词写了茶艺的几个方面:采制、碾制、烹煮，体现了饮茶后怡情悦志的感受。黄庭坚的《满庭芳》是盛赞名茶北苑的，原词片段是:

北苑春风，方圭圆璧，万里名动京关。粉身碎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

北苑茶是福建最早的贡茶，也是宋代以后最著名的茶叶。据今人考证，北苑茶产于今福建建瓯凤山一带，由地名而茶名。是一种属于乌龙茶一类的半发酵茶，成品是龙团凤饼。黄庭坚对此茶的品质、功效、制作、烹煮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

宋明茶诗描述茶艺细致入微，一则说明文人们品茶道行很深，感觉精细；再则也说明了当时茶艺也的确精湛，由于无数茶人的创造，茶道作为一种文化艺能已登峰造极。

我国历代茶学专著，自唐陆羽《茶经》至清末程雨亭《整饬皖茶文牍》，这一时间段共计110多种。唐代茶学专著六部。宋朝计有25部，如陶谷于970年撰的《荈茗录》，蔡襄于1049年撰的《茶录》，黄儒于1075年前后撰的《品茶要录》，沈括于1091年撰的《本朝茶法》，熊蕃于1121—1125年撰，其子熊克于1158年增补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特别是“万乘”之尊的宋朝皇帝徽宗赵佶于1107年亲撰《大观茶论》。当时“百废俱举，海边晏然”，社会安定人们便有雅兴去琢磨茶道。当时茶事“采样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全书2800多字，首绪言，次分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饼、杓、水、点、味、色、香、藏焙、品名、外焙等20目。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赵佶著书大大推动了宋代茶事，使这一文化艺能臻于完善。明朝茶学著作极丰富，共有55部，如朱权于1440年前后撰的《茶谱》、钱椿年于1530年前后著的《茶谱》、田艺蘅于1554年著的《煮泉小品》、陆树声于1570年前后撰的《茶寮记》，还有屠隆的《茶说》(或作《茶笺》)、陈师道的《茶考》、张源的《茶录》、张谦德的《茶经》、许次纾的《茶疏》、罗廪的《茶解》、冯时可的《茶录》等。清朝茶业专著仅八部。由此可知，宋明可谓茶学著作大备。附带要说明的，前朝所谓“茶学专著”，篇幅都很短，字数不多，或许称之为“茶学专文”更为恰当。

著者从三个方面确认宋明时期是中国茶道发展而至鼎盛的时期:

首先，饮茶作为一种文化艺能已臻于完善、众妙毕备。无论制茶、候火、品泉、点汤、辨器等等方面，都总结了前人经验，并有所创新。造诣之深，操作之繁琐精细叹为观止。就以“点茶”为例，这是饮茶若干步骤之一，说简单点就是在茶盏里注入开水。因为宋人饮用饼茶，第一道程序就是将饼茶碾成末，然后放入茶盏，冲入煎水，调成糊状，叫“调膏”。如此浓稠自然不便饮用，接下来该注入开水，继后用“茶筅”(以老竹制成，“如剑脊之状”)旋转着击打、搅动茶汤，这叫“击拂”。茶筅拂击无力，或茶筅太轻巧，无法击透，茶汤不泛花，这叫“静面点”，不好；若猛击频搅，用力太过，未能形成“粥面”，虽有汤花和水痕，亦不佳，这叫“一发点”。推为正宗的是“七汤”点茶法，《大观茶论》叙述道:

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和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上，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置，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之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发，云雾渐生。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筅著之，缓拂绕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

这不是徽宗无聊至极、故弄玄虚，把简单的冲茶说得神乎其神，这就是茶道！繁琐而精细的点茶技巧有其文化内涵，正如徽宗皇帝自己所言，这是“盛世之清尚”。社会暂时的安定使皇室帝胄、达官贵人们忘乎所以，一味追求享乐。茶务求值昂，贡茶一寸见方的茶饼“龙团胜雪”每片计工值4万，价格之高令人咋舌。茶技务求其精，在烹煮回味中消磨时光，或在斗茶中争新斗奇以寻找刺激。这自然有悖于陆羽“精行俭德”的茶道主张。这一客观存在在两宋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和政治的大背景。

第二，品茶已基本摆脱口腹之欲，成为一门艺术修养。宋明两代茶人以自然环境、人际关系、茶事技艺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中国茶道，使之有章法可循。如明末冯可宾在《岕茶笺》一书中讲“茶宜”和“禁忌”。“茶宜”说明宜于品茶的13个条件:一“无事”，无俗务缠身，悠然自得；二“佳客”，有情操高尚、志同道合的茶客；三“幽坐”，心地安逸，环境幽雅；四“吟诗”，以诗助茶兴，以茶发文思；五“挥翰”，濡毫染翰，泼墨挥洒，以茶相辅，有助清兴；六“徜徉”，小园香径，闲庭信步；七“睡起”，酣睡初起，以茶提神；八“宿酲”，宿醉难消，以茶解之；九“清供”，茶果佐之，饱腹止渴；十“精舍”，巧布茶室，精巧雅致；十一“会心”，心有悟性，品茗玩味；十二“赏鉴”，品评茶质，把玩茶器；十三“文僮”，茶僮侍坐，悠然自得。“禁忌”说明不宜于品茶的七条是:“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

“茶宜”和“禁忌”反映了中国茶道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指导思想、以中国道德观念为追求目标。中国古代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一个哲人的最高追求就是把握自然，使生命行动和自然妙理一致，使生命的节律与自然的运作合拍，使人融入大自然，这样就能感应大自然。茶人之间也要和谐，“主客不韵”，便会扫了兴致，喝得没滋没味。

显然，冯可宾对中国茶道的理解比徽宗赵佶高了一个层次。赵佶关心的是把茶煮好，可冯可宾更关心的是把茶品好。为了品好茶，要有好环境、好茶、好茶具、好茶艺、好心绪、好茶友、好茶僮、好茶点，并吟诗、挥翰、徜徉以增茶兴。

明人许次纾有类似的见解，《茶疏·饮时》谈宜饮条件云:

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棼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

许次纾讲宜茶条件仍着眼于自然环境、人际关系和茶人心态，把饮茶作为高雅的精神享受而执著地追求。在他看来，品饮与喝茶是两码子事。

宋明茶道还是很高雅古朴的，在精神层面刻意追求，虽然在茶艺上很费工夫，但也不像日本茶道有那么繁琐的仪式。有些学者很欣赏日本茶道，便认为中国无茶道，要有也只能是从日本学来的，这种看法是很不合历史事实的。中国不仅有茶道，而且在宋明两朝已登峰造极。

第三，茶道流派已逐渐形成。《大观茶论》所表现的茶道是贵族型的，茶饼、茶具、煮茶之法无不显示出豪华气派。这是一批养尊处优的人，有钱且有闲，百无聊赖，便在茶事中夸示富贵、附庸风雅并消磨岁月。冯可宾《岕茶笺》所表现的是雅士茶道，对茶艺似不大苛求，但追求风雅，注重环境气氛，注重人际关系，饮茶时还以文事助兴。一般说来在技艺方面难度不大，要求不高，着眼点在于获得感官享受和精神愉悦。诞生于寺院的径山茶宴则别有一番情趣，一群和尚办“茶宴”待客，僧徒围坐，边品茶边论佛，边议事边叙景。山堂品茗，意畅心清，清静无为，茶佛一味。

宋明时代茶道已分出流派，当然不像日本茶道那么派别众多，纵横交错，组织严密，且有颇具封建宗法色彩的“家元制度”。这恰恰表明，茶道以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作背景。日本人“岛国意识”强烈，喜欢结成帮派，抱成团伙，所以外国人对日本人的感觉是喜欢在“组织”中游泳，而中国是泱泱大国，无横逆加来时几乎是一盘散沙。表现在茶道上是各行其是，有派别却不结派。大路朝天，一家半边；互不干扰，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