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茶道酝酿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神农时期到隋朝是中国茶道的酝酿时期。
远古时代无文字记载,但留下了美丽的传说。相传神农身体奇特,肚皮透明,五脏六腑一览无余。按时下气功理论家的推测,神农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可以凭观察,靠感觉,断定植物入哪经、走哪穴、治什么病。当然,尝遍百草难免中毒。世界第一部药物学著作、据考证成书于先秦的《神农本草》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陆羽《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并肯定茶是“南方之嘉木”。古人还喻为“嘉谷”。嘉者,至善至美也。有关神农尝茶的传说表明:人们在认识茶树过程中进行审美体验,发现茶树具有治病的功效和济世活人的品格。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原始社会及后来的奴隶社会,人类面对大自然难以抗衡,疾病多,死亡率高,彼此需要帮助,“济世活人”的理念被十分推崇。茶树便成为这种品格的象征物。
稍后还有云南普洱茶的传说。相传三国时代,蜀国军师诸葛亮带兵南征七擒孟获,进军途经西双版纳南糯山,因不服水土,士兵们一个个患了眼疾,在山壑间东撞西碰。诸葛亮心急之下把手杖插入地里,乍时出现奇迹:手杖活了,生根发芽长叶,成了葱绿的茶树。摘下茶叶煮水让士兵喝,茶有明目之功,士兵们恢复了视力,不久奏凯而还。这则传说一方面说明云南早在三国时代就已开始种茶和饮茶;另一方面说明茶树之非凡,竟将它和一个古代智慧人物的名字联在一起。茶是智慧的树,济世的树。古人借茶树表达对高尚道德的追求。
茶于药用、食用、饮用之外,又被派作新的用场。《仪礼·既夕》规定:“礼茵著,用荼实绥泽焉。”即茶可用婚姻的聘礼和祭祀的牺牲。茶叶是高贵、纯洁、实惠的物事,在重大礼的周代,以茶代替猪头三牲,既省俭又可讨祖宗喜欢。《山海经·南山经》载有“祝荼”、“桂荼”,《礼记·地官》记载有“掌荼”、“聚荼”,即以茶献祖。《尚书·顾命》记载了周成王临终关于丧事的遗嘱,内有“王三宿,三祭,三诧”几句,意思是康王承继王位后祭奠先王,前进三次,祭奠三次。此处的“诧”即“茶”。也有人不同意“以茶代酒”的说法,认为“诧”是“咤”,解释为“奠爵酒”。其实先民当时已有以茶代酒的时尚,“诧”解作“茶”是可以的。《南齐书·武帝本纪》中说,武帝临死嘱咐:“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此制。”三国时代,据《吴书·韦曜传》记载:“孙皓每餐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以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皓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此后,西晋·郭义恭撰的《广杰》中有“茱萸椒子之属,膏煎之,或以茱萸煮脯胃汁,谓之曰茶,有赤色者,亦未和膏煎之曰‘无酒茶’”。据考,谷物造酒发端于禹时仪狄,饮酒晚于饮茶。茶与酒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茶道和酒道大异其趣。以茶代酒正说明人们对茶功的认识在深化,茶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具有“济世活人”的品格,还具有俭朴、高洁、醇厚、平和的品格。人的躯体需要茶濡润,人的精神也需要茶来充实。(www.xing528.com)
茶还有与众不同的象征意义。明·许次纾《茶疏·考本》说的明白:“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昏(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置子之意也。今人犹名其礼曰下茶。”
古风今存,以茶为聘,称为“茶礼”、“茶银”。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媚座》有句词儿:“花花采轿门前挤,不少欠分毫茶礼。”袁于令《西楼梦·凌窘》有句词儿:“母亲写下婚书,茶银五百亲收。”
茶含兴奋剂,能直接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给人的精神生活以影响。《神农食经》云:“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神农本草经》云:“荼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这不仅仅指茶可让人兴奋,精神爽快,还有茶可益人神思、催人奋发的作用,这是康乐饮料,悦志饮料。
这段漫长的时期,茶事多次写入文化典籍,如《尔雅》、《礼记》、《晏子春秋》、《神农本草》、《华阳国志》、《桐君录》、《凡将篇》、《淮南子》、《博物志》、《晋书》等约40余种,茶文化渐见雏形。以茶文化为依托,中国茶道在酝酿之中,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茶人在茶事中自觉追求某种享受,某种审美情趣,某种修养,某种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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