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华的外籍茶客们：探寻他们的文化足迹

第四节　古代旅华的外国茶人

隋唐以来的古代中国，不少外籍高僧、外交家、航海家、富商大贾、科技人才、文人雅士旅居中国，得以亲近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领略中国的茶风茶俗。他们积极地传播中华茶文化，引进中国茶叶的产制技术，开展国际的茶叶商贸活动，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古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播中华茶文化使者的角色。

兹将部分古代旅华的外国茶人介绍如下:

1.永忠

约在公元777年日本高僧永忠来华，20年后与空海、最澄同年归国。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据《日本书纪》弘仁六年(815)四月的一项记载，说嵯峨天皇游幸梵释寺，“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这一非凡之举为饮茶敲开了沉重的宫门，为日后茶成为日本国饮立下头功。嵯峨天皇于两个月后命令京畿内地区及近江、播磨等国种植茶叶，以备每年进贡用。这就是日本的“御茶园”。

2.空海(774—835)

日本赞歧国多度郡(今日本香川县普通寺市)人。俗姓佐伯氏，幼名真鱼，出家后法名空海。在日本时已以学识广博、戒行卓绝闻名。为解决习读《大日经》等密教经典的疑难问题，发心入唐求法，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随日本第17批遣唐使渡海西来，当年年底抵达长安，翌年于青龙寺东塔院拜惠果为师。京都文化界茶人常在青龙寺品茗，青龙寺茶风鼎盛。他们到来的时节正值中唐，此时陆羽《茶经》风靡全国，饮茶已成比屋之饮，这些僧人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应召去宫廷讲法，皇上以茶招待并赐茶以示奖掖。空海留学两年后回国，于弘仁四年(815)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汇报在华日常生活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

3.最澄(767—822)

与空海同时来华的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归国后在京都比睿山修建了延历寺，建立了日本的天台宗。永忠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

4.荣西

日僧荣西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诸山。荣西在华时期，正值南宋经济以杭州为中心向南发展的小康时期，江南茶风尤盛。荣西礼佛之余便是学习种茶、制茶和饮茶的技术。他学佛的天台山万年寺是著名佛茶天台云雾茶产地，寺僧很善于培育和制作名茶；另一处挂锡之地径山寺以“径山茶宴”闻名遐迩。南宋是中国禅宗和中国茶道的成熟时期，荣西带回日本的是具有“禅味”的茶道。他将茶籽带回国广泛种植，见于记载的有高春院、背振山、圣福寺、高山寺等，出现了一批“日本最古的茶园”，培植了至今仍被称为第一名茶的宇治茶，而且还输入宋代的末茶法、寺院茶礼和中国茶具。荣西的茶学著作名《吃茶养生记》，分上下卷，用汉文写成。上卷内云:“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之；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从昔以来，自国、他国俱尚之。”

5.南浦昭明(1235—1308)

日本茶道源自径山茶宴。径山开山之祖为唐禅僧道钦，传牛头一宗。南宋开庆元年(1259)，日僧南浦昭明来径山求法，前后五年学成回国，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奉径山为茶道之祖。南浦昭明入宋先在杭州净慈寺师从虚堂智愚大师学习佛法，后虚堂奉诏住持径山寺，南浦昭明也随他往径山修学。1267年，南浦昭明在参禅同时，学习了径山寺的茶礼，作为受法印证，他从虚堂禅师处得到一张台子，这张台子先在崇福寺放置，后传入京都大德寺，大德寺的梦窗国师首次使用这张台子点茶，因为台子的使用是日本点茶礼仪开端的关键。另外，南浦昭明同时还将中国的七部茶典一起带回了日本，其中《茶道轨章》、《四谛义章》两部被后人合并为《茶道经》，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四规就来源于其中。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

6.金大廉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百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通使往来120次以上，是与唐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唐代文宗太和二年即朝历德兴三年(828)，身为朝鲜使者的金大廉从中国引进茶籽，在朝鲜智异山下华岩寺周围种植成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韩国饮茶始兴于9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次后民间也开始流行。

7.崔致远

字孤云、海云，新罗宪安王元年(857)生于京都沙梁部。自幼聪慧好学，12岁时离家来长安，唐乾符元年(874)考中进士，转东都洛阳研读汉文，不久补授溧水县尉。公务之余，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写诗词文赋五卷，结集成书，名《中山覆篑集》，“中山”是溧水县的别号。该书是韩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文集，对后世影响深远。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是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了大唐的煎茶法。

8.金地藏

唐代费冠卿《九华山创建化城寺记》载:“唐开元末(719)有金地藏者，新罗国王金氏近属名乔觉……毅然抛弃王族生活，祝发为僧，携白犬善听，从新罗航海来华，初抵江南，卸舟登陆，睹前山于云端，自千里而径进，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地平，遂证道于斯。相传九华原为青阳居士闵公让和旧地，菩萨因向其乞一袈裟地，不料展衣后竟遍复九峰，闵公喜而舍，遂居矣。后闵公父子也相继皈依，至今殿中圣像，随侍左右者即闵公父子也。”金地藏生活的8世纪，新罗与唐朝有密切关系。在新罗人纷涌入唐求法、求学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金地藏毅然抛却王室生活，落发、涉海，慕道入唐。金地藏所植之茶后世人称“金地佛茶”。《青阳县志》载:“金地茶，相传为地藏自西域携来者，今传梗空筒者是。”《九华山志》载:“金地茶，梗心如筱，相传金地藏携来种……在神光岭之南，云雾滋润，茶味殊佳。”金地藏不仅善于种茶，对佛教茶道也颇有领悟。他经常邀请道侣，谈经论道。例如:在“煎茶峰”，“金地藏招道侣于峰前汲泉烹茗”。在金地藏的事业中，一是佛事，二是茶事，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其茶诗《送童子下山》诗云:“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

9.义天

为高丽国王文宗仁孝王第四子，宣宗次弟，原名辞荣，出家为僧，更名义天，封佑世僧统。宋元丰八年(1085)，僧统义天为高丽使者来宋朝贡，请从净源法师授《华严经》。僧统义天还由大臣杨杰陪同拜见延恩衍庆院(龙井寺)住持辩才和尚，品茗龙井茶。清《龙井见闻录》卷四、卷六“杨杰”中有:“谨案杰记，以元丰八年伴高丽僧统至院。”“院”指延恩衍庆院，即龙井寺。辩才大师和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以及即将离任的赵忭都是当时著名的茶人，义天的造访正是领悟中华茶文化的好机会。耳濡目染，义天也就成为在韩国传播中华茶文化的使者。(https://www.xing528.com)

10.郑梦周(1337—1392)

朝鲜高丽末期学者、诗人。初名梦兰、梦龙，字达可，号圃隐。1360年登第，曾任门下侍中。出使过中国。他热爱中国茶文化，嗜好饮茶，其《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他不仅是重要的外交官，还是在朝鲜传播中华茶文化的使者。由于他和赵浚、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将中国朱文公家礼注入朝鲜茶文化，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11.丁若镛(1762—1836)

号茶山，著名学者。丁若镛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学习饮茶文化，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茶，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草衣禅师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饮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茶道形成的成果。

12.利玛窦

意大利传教士。1583年利玛窦到了广东，在中国南方辗转度过18年后，终于在1601年进入北京。之后的十年，利玛窦以其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和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欧洲的传教士们同时也担当起了中学西渐的任务，他们是最早中国文化和思想西传的媒介。公元16世纪前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和加深，欧洲人对中国茶叶有了感性认识。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达28年之久，其间为了传播西方的宗教，有了与中国老百姓和文化人密切接触的机会，并入乡随俗养成了饮茶的习惯。利玛窦和金尼阁合作写了日记体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书中对17世纪初叶的中国有颇为详尽的描述，曾使西方知识界为之轰动。书中还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利玛笃根据自身经历将中国饮茶习俗给欧洲人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书曾出版了四种拉丁文本、三种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多种文本。

13.杰哥逊

1827年印尼爪哇华侨试制样茶成功，遂派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茶师杰哥逊来我国学习制茶技术。1829年杰哥逊第二次来我国，曾制成绿茶、小种红茶和白毫的样品。1832年杰哥逊第五次来我国，从广州带回制茶工人12名，并各种制茶器具，传授制茶技术，至1833年爪哇茶才第一次在市场出现。茶师杰哥逊在1828年至1833年，受荷属东印度公司派遣前后六次来中国学习，并且每次均带回茶种、制茶技术工人及器具，终于使中国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入印尼。

14.哥登

1834年印度成立植茶研究发展委员会，即派秘书哥登来我国学习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购买茶籽及茶苗，并寻找、招收四川省雅州及福建省武夷等地茶师及工人，到大吉岭等地发展茶业。1836年，哥登氏带去我国茶工，在阿萨姆勃鲁茶厂中，按照我国红茶制法，试制成功，日后发展成今天的阿萨姆红茶。

15.福钧

英国植物学家。1842—1845年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旅居中国。1848年9月，福钧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抵达上海，他打扮成乡下的农民，潜入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在黄山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不久就分三只船装运发往加尔各答。1849年初，福钧到著名的红茶产区武夷山去考察。他住宿寺庙，从和尚那里打听到了一些饮茶用水的诀窍以及红茶的制作工艺。福钧回印度前，招聘了八名中国工人。1851年3月16日，福钧和他招聘的工人们乘坐一只装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抵达加尔各答，仅此举就将使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增加两万多株茶树。三年后，福钧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为印度的茶叶种植立下开创之功。中国茶叶工人的传授也大大促进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1853—1856年，福钧又到中国待了三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人到印度去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种植规模。福钧是有据可考的世界茶史上的第一位经济间谍。

16.瓦西里·斯塔尔科夫

1638年，俄国大臣瓦西里·斯塔尔科夫给蒙古汗进贡，后者也回赠给沙皇各种礼品，其中有数包所谓最珍贵的礼物不知何名的草。据传，沙皇并不喜欢这种绿草泡出的水。后来，沙皇使节从中国带回另一种茶，俄国人才喜欢上这种异国的饮品。1679年，俄国与中国签订了第一笔购茶合同。瓦西里·斯塔尔科夫是开创中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

17.李凡洛夫(亦译作“李特维诺夫”)

1861年，李凡洛夫来到汉口，经营由湖北销往俄国的茶叶制品。1863年，李凡洛夫在崇阳建立顺丰砖茶厂，后迁汉口英租界下首的江滩边(今黎黄陂路口)。在围成方阵形的几栋两层楼房中安装着当时最新式的蒸汽机、锅炉和各种制茶设备，七八百工人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工作。俄商介入茶叶贸易之后，在羊楼洞高价收购茶叶，并用先进的制茶设备和技术，很快取得了经营上的优势，基本垄断了茶叶的外销市场。随着市场声誉和需求的不断提升，俄商看中了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市场潜质，利用汉口这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茶叶的集散地，纷纷到此建厂。除顺丰砖茶厂外，1866年，托克马可夫和莫洛托可夫在顺丰砖茶厂的上首(今兰陵路口)开设了新太砖茶厂；1874年，莫尔恰诺夫与佩恰特诺夫在英租界内开设了阜昌砖茶厂。1871年顺丰砖茶厂在汉口长江边上建起了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顺丰茶栈码头”，开启了汉口近代工业在外贸水运上的先河。据资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汉口已有四家俄商砖茶厂，每年由汉口输出的砖茶约占全国砖茶输出量的60％。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20年中，每年由汉口出口的茶叶在40万担左右，成为当时茶叶贸易最繁盛地区。1916年，顺丰、阜昌茶砖厂倒闭。1919年，李凡洛夫一家离汉赴美，留下了这座见证汉口近代贸易史的西式建筑——李凡洛夫公馆。1993年7月28日，李凡洛夫公馆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

18.索洛夫左夫、吉霍米罗夫、波波夫

这三人熟悉中国的茶产业，并成为19世纪后半叶中俄茶叶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关键人物。1884年索洛夫左夫从汉口运去12000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制出的茶叶品质良好。1889年以吉霍米罗夫为首的考察团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去研究茶叶的产制。回国后，就在巴统附近的查克瓦、沙里巴乌尔、凯普烈素等地方开辟茶园15公顷，后来扩充到80公顷，在沙里巴乌尔设立一所小型茶厂。1893年波波夫到我国访问了宁波一个茶厂，回去时，买了几百普特(每普特是16.38千克)茶种和几万株茶苗，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三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并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30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本篇主要参考资料:

林士民《海上茶路起航地之研究》，朝鲜正史《三国记·新罗本纪》，唐·费冠卿《九华山创建化城寺记》，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全唐文》，《九华山志》，《滇川藏“大三角”文化探秘》，《洞市茶马古道之老照片》，《茗香万里——晋商万里茶路探寻》，《明史》，《郑和传》，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张应龙《鸦片战争前中荷茶叶贸易初探》，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恰克图条约》，《山西历史地图集》，余秋雨《抱愧山西》，《封氏闻见记》，《关中奏议》卷三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众安靖地方事》，宋·李焘《长编》卷六十一景德二年八月，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三之五十三)，《宋会要辑稿·兵》，《全宋诗》卷九百八十九，《明会典·茶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