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的故乡。

第一节　中国是茶的故乡

一、从“茶”字说起

自古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须臾不可或缺，真是寻常到无法再寻常的地步，但又重要到无法再重要的地步。一旦无此七件事，又何须工、农、商、学、兵？世界上的一切劳作又有什么意义？

开门七件事中“茶”叨陪末座，较之前“六事”实在不那么重要，西人无茶还可饮可可、咖啡，无咖啡、可可仅饮白开水照样活命，但无柴米油盐却不行。比较而言，在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范围内“茶”为小老幺；但升一个层次，就文化领域而言，“茶”又贵为兄长，能入俗家之门，亦可登大雅之堂，自成一门文化，且伟大到“茶以载道”，与医道、艺道、弈道、兵道、花道、酒道等并列，甚至独立成学，著有《茶经》，出了“茶圣”，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就饮食文化而言，“茶文化”的博大精深非其他门类所能比肩。

在中国古代，关于“茶”字，辞书解释说:“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实，“茶”字出现较晚，在唐中期(约公元8世纪)以前，“茶”写作“荼”。例如:

《尔雅·释木第十四》:“槚，苦荼。”

西汉王褒《僮约》中有“烹荼尽具”，这里的“荼”指茶。

《诗经·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出其阇，有女如荼。”

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解释茶树说:“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

西晋陈寿撰的《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晋代张华撰的《博物志》，都曾出现过“荼”的字形。湖南“茶陵”，西汉时称“荼陵城”。

陆羽在《茶经·七之事》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一个未署名的茶学研究者公布了他的统计结果:就使用频率而言，荼(含“苦荼”)25次，荼茗3次，荼荈4次，茗11次，槚2次，荈诧3次，1次，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次，约占70％。由此看来，“荼”是中唐以前对“茶”的最主要称谓。

茶的别称很多，《茶经·一之源》说:“其名，一曰荼，二曰槚，三曰，四曰茗，五曰荈。”还有许多别名，如诧、皋芦、瓜芦、水厄、、姹、选游、不夜侯、清友、余甘氏、玉川子、过罗、物罗、酪奴、森伯、涤烦子等等。考究由来，竟有许多生动有趣的命名故事，为茶添了几分文化色彩。

《茶经》注云:“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茶经》原注者认为“茶”字首见《开元文字音义》。《开元文字音义》系唐玄宗李隆基御撰的一部书，已失传。陆羽第一次在《茶经》中使用统一“茶”字，这不能不说是陆羽的一个重要贡献。

中国是茶的祖国，中国人最先发现和利用茶。世界各种语言中的“茶”，均从中国对外贸易港口所在地广东、福建一些地区“茶”的方言音译转变而来。“茶”的普通话语音“CHA”传播较早，首先传往中国的四邻，如东邻日本，直接使用汉字“茶”，读音“CHA”；西邻古波斯语“CHA”，随后而演变成阿拉伯语音“SHAI”(茶叶)；土耳其语“CHAY”；葡萄牙语“CHA”；北邻俄语“CHAI”(茶叶)；南邻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僧伽罗语也叫“CHA”。还有读作方言语音“退”音“TEY”的，系茶叶输出地福建、厦门地方语音的传变。公元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沿海做茶生意，受当地发音的影响称茶为“退”，开始拼写成英语“TEE”，拉丁文译成“THEE”，后来英语拼成“TEA”。从此以后，“TEA”便为英语世界各国沿用。法语的“THE”、德语的“TEE”、西班牙语的“TE”皆是厦门“退”音的传音演变而成。总之，世界各国的茶名读音都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传去，这也足以说明茶的故乡在中国。

二、茶的原产地在中国

茶被人类发现和利用有4000—10000年的历史。在未知茶以前，古人夏饮水，冬则饮汤，茶的发现改变了人们的饮用习惯。

达尔文认为:“第一个种都有它的起源中心。”茶树古已有之，据植物学家考证，地球上有茶树植物已有七八千万年的生长历史。

茶树原产地有多种说法:(www.xing528.com)

1.西南说:认为我国西南部是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发源地。这一说法所指的范围很大，所以正确性较高。

2.云南说:认为云南的西双版纳一带是茶树的发源地，这一带是植物的王国，有原生的茶树种类存在。

3.川东鄂西说:陆羽《茶经》云:“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巴山峡川即今川东鄂西。

4.江浙说:最近有学者据地下植物化石的发现提出茶树源于古代吴越地区的新说法，其理由是该地发掘田螺山遗址时发现了茶树根。《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2月23日第07版)据此以《河姆渡人最早饮用茶最早的茶产自中国》为题发了报道。

陈椽教授所著的《茶叶通史》根据达尔文的说法，认为茶树只有一个“物种中心”，他持“西南说”，并确切地指出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一带。

假若茶树确实如《茶叶通史》所言，它只有一个“物种中心”，那么茶树的繁衍扩散，主要应感谢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如刮风下雨、小溪江河流淌让茶籽“免费旅游”去另一个地方，或者由飞禽走兽将不易消化的茶籽吃进肚里然后排泄，在年复一年地移动迁徙中“免费”帮茶籽改换新的居住环境，若茶籽觉着那里的气候、土壤条件很适宜它的生长繁衍，便“乐不思蜀”，在此安家落户，若干年后又是一个大家族。于是那个地方有了一片茶林，乃至成为一个面积很大很大的茶的国度，茶学家们不得不承认现状，划定一个新的茶区。

谁发现了茶呢？传说上古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农何许人也？《庄子·盗跖》和《白虎通义》称神农时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史学家认为他是父系社会的代表人物。传说鄂西神农架一带和陕甘川三省交界的大巴山地区曾是神农氏的栖息之地，又是宜茶之地。传说是史影，不可全信又不可不信，在《史记·三皇本纪》、《淮南子·修务训》、《本草衍义》等书中均有记载，何况这传说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有一定史实根据。

著者赞同多元说，云南、川东鄂西乃至巴山地区都是茶树的最佳适生地，具备该物种原产地的基本自然条件。江浙地区河姆渡田螺山遗址发现的“茶树根”尚待确认。

三、关于茶树原产地的争论

茶树原产于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为世界所公认。只是在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士(R.Bruce)在印度阿萨姆省沙地耶(Sadiya)发现有野生茶树后，于是，国外有人以此为证，开始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了异议。

若以野生大茶树的有无作为茶树原产地的判知标准，那中国是野生大茶树发现最早最多的国家。早在三国时期(220—280)《吴普·本草》引《桐君录》中就有“南方有瓜芦木(大茶树)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后饮，亦可通夜不眠”的记载。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称:“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子安(1130—1200)的《记东溪茶树》、《广西通志》等皆有记载。这足以说明，我国早在1700多年前就发现野生大茶树了。

据2008年以前的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已有10个省(区)198处发现有野生大茶树。其中云南的大茶树在中国产茶省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大、种类最多，内有数株堪称世界奇观，例如:南糯山大茶树，树高9.55米，树幅10米，主干138厘米，称为“茶树王”；巴达大茶树，位于勐海县巴达乡大黑山密林中，树高32.12米，为野生大茶树；金平大茶树，在红河州金平县城关水平大队老寨生产队，那里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了成片大茶树，其中大者树高17.9米，主干直径86厘米；邦崴大茶树，位于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村旁的西北坡地里，为乔木型大茶树，树高11.8米，根颈处干径1.14米。思茅地区镇源县九甲区和平乡千家寨发现野生茶树群落数千亩，其中龙潭大茶树高18.5米，基部干径143.5厘米；景东县石门大茶树高25米，基部干径83.4厘米。这些野生大茶树可谓是当今世界茶树之最了。更让人惊讶的是，云南省100亩以上连片古茶园面积竟达20余万亩。总之，自古至今，我国已发现的野生大茶树，时间之早，树体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性状之异，堪称世界之最。

国际学术界关于茶树原产地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日本的志村桥和桥本实，通过对茶树细胞染色体的分析比较，作出了明确的结论。1993年4月在云南思茅举办了“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根据生物进化和遗传与变异的理论研究云南地区的古茶树、古茶园，茶学界关于茶树原产地的争论这才尘埃落定。

中国和印度同是世界文明古国，目前两国都有野生大茶树生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印度人还不知种茶和饮茶的时候，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却已有数千年历史了。只是到了1780年，英国人和荷兰人才从中国输入茶籽开始在印度种茶。

中国茶南传印度是有史可考的。张骞通西域时已有“蜀身毒路”，巴蜀茶通过东南亚转向身毒(印度)然后流向中亚，是有可能的。671年从扬州到广州转苏门答腊的巨港(室利佛逝)赴印度求法的高僧义净，曾把茶带到印度作为平时饮用的养生之物。法显说:“若患热者，即熟煎苦参汤，饮之为善，茗亦佳也。”他还感慨地说:“自离故国，向二十余年，但以此疗身，颇无他疾。”(唐·法显《南海寄归内法传》第28节《进药方法》)

第二产茶大国的印度种茶历史始于公元1780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主从广州运少量中国茶籽至加尔各答，总督哈斯丁斯将茶籽分送包格尔和凯特，种于不丹和加尔各答植物园。1830年，有苏格兰人布鲁斯兄弟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开辟茶叶种植园，自此有了印度的茶产业。

所以，2008年奥运会，“茶”字出现在开幕式巨大的卷轴上，其用意就是向世人再一次地昭示:中国是茶的祖国，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