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茶论语
茶如美文，美文如茶，美哉，茶也！
茶为国饮。
茶文化同中医药文化一样，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卓越贡献，历数千年历史而不衰，它的历史意义及对人类文明建设的巨大作用不在“四大发明”之下。
茶已成当今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被誉为“神奇之药”、“健康之液”、“上帝之赐”、“康乐之杯”、“快乐饮料”、“灵魂饮料”……近些年又获“长寿饮料”，“康乐饮料”、“文明饮料”、“公关饮料”、“原子时代的饮料”之美称。
中国饮茶之风起始于两汉，发端于饮食，形成于民间。
有饮茶之风不等于有茶道，若一味闷喝，喝到地球毁灭茶还是茶而已。
茶由长期饮用而渐渐进入精神文明的境界，成为人类的文明饮料，这便有了茶文化。茶文化凝结、升华而形成的核心就是茶道。
国人知茶而不知茶道；知日本茶道声名远扬，却不知中国茶道源远流长。
茶道是一门以饮茶为内容的文化艺能，是茶事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是社交礼仪、修身养性和道德教化的手段。
茶道是茶文化的结晶。
中国茶道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国茶道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思想，以民族传统美德为追求目标。
中国茶道的文化底蕴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儒、道、佛三教文化。
中国茶道负载着儒、道、佛三教文化的内涵；中国士子创立和发展了中国茶道，并以茶道为心灵的宗教。
茶学上有“品茶”、“饮茶”一说，饮者喝也，渴而求饮；品者评也，品评艺能之高下，还要品出其内在的精神:某种文化象征，某种修养，某种哲理，某种情趣，某种风度……这便是“茶道”。可以说，茶道是“品”出来的。
友谊是茶道永恒的主题。
茶道过程就是程序。程序的安排是为了突出茶道主题，太多花架子也不宜于以茶行道。
日本有茶道，中国无茶道，此说谬矣。中国茶道早在唐宋时代就已在日本扎下根来，日本人民的聪慧之处在于富有创意地学习中国茶道，并融入日本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日本茶道是中国茶道的继承和发展，并融入日本岛国文化而独树一帜。
茶道在日本红红火火，成了大气候；而茶道的故乡——中国，几百年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国民何曾有余资闲暇琢磨茶事！
近代，日本茶道回输中国，有人便认为日本有茶道、中国无茶道，这未免数典忘祖。
中国茶道在世界茶史上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是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璀璨的明珠。
认为茶道仅是一种“饮茶仪式”太褊狭，茶道的构成主要有五个方面:茶艺、茶人、主题、程序、环境。
茶艺不精，茶道焉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茶艺指制茶、烹茶、饮茶的技术，技术达到炉火纯青便成一门艺术。
陆羽《茶经·六之饮》中讲了“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古代茶艺的主要方面就是这些，即:制造、鉴别、器具、用火、择火、烤炙、碾末、烹煮、饮用。
自唐以后便有“茶人资格说”，唐人认为:喝茶不等于茶道，喝茶的人亦不等于茶人。
何谓“茶韵”？韵是韵律，音乐节奏，一种可以感觉得到的和谐。茶品到这分上已进入诗的境界，是茶道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茶艺精湛必须具备“四要”条件:精茶、真水、活火、妙器，四者缺一不可。茶品以形、色、香、味分高下，水品以清、活、轻、甘、洌别优劣，火以活火为上，器以宜兴紫陶为佳。
茶艺的第一真功夫是识茶。
茶趣之一是择水，汲水自煎茗乃文人雅事。
品水文学是茶苑盛开的茶道之花。
茶是灵魂之饮，水是生命之源。
茶是水之灵魂，无茶便无茶事；水是茶的载体，没水烹不成茶。
在茶艺中“水”与“茶”并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烹茶要“活火”，燃料选择上一要燃烧值高，二要无异味。
茶具发展总趋势是由繁趋简、由粗趋精，历古朴、富丽、简约、淡雅四个阶段。
茶具的发展和中国茶道的发展同步，也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步。
在我国茶具发展史上，明、清登峰造极。
中国茶具材料的使用和造型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审美心理的差异。
茶具的功用不仅仅是盛茶，还涵盖同时代的文化，提供审美对象，增加茶趣，以助茶兴。
中国茶具原很古朴，进入唐代，以富丽为审美取向；损益于宋代，以简约为审美取向；完善于明、清，以淡雅为审美取向。
制茶法、烹茶法、佐茶法是茶艺“三法”，也是文化艺能，茶道寓于其中。
制茶之法草创于唐代，千百年来，其工艺由蒸青发展到炒青。
制茶法左右了烹茶法的流变，由煮饮到煎饮到清饮。
佐茶法融古通今，各法并存，或茶与食混合，煮(或炒)而食之，煮(或掺入)而饮之；或清饮配茶点，佐而饮之。
佐茶法乃茶之食用功能的延续，清饮配茶点叫单纯式，茶食掺和煮饮叫混合式。
唐代之前不懂制茶法，茶叶煮而食之。陆羽总结前人经验，草创蒸青制茶法，形制以饼茶为主。
宋代茶艺屈从王道，贡茶花样翻新，龙凤团饼价昂贵得令人咋舌。
明代茶艺力追盛唐，务实，富有创意，在制茶法上普及了炒青法，并由此形成今之六大茶类。
明人茶艺体现一种务实的创新精神和追求回归自然的美意识。
烹茶指茶叶饮用时的制作方式，其变化受制于茶叶制作方法，并与文化形态有关。
唐代饮饼茶，采用煮茶法；宋代饮团茶和散茶，以煎茶法为主，即煎水不煎茶；明代以后饮炒青散茶，以冲茶法为主。当今世界烹茶之法大体仍是这三类，各国各民族根据本国本民族习惯略加变化。
外国烹茶方法不完全相同，大体说来有四种方式:一是日本式，用煎茶法；二是英国式，冲泡法，荷兰、美国、法国等国都用此法；三是蒙古式，煮茶法；四是俄国式，有煎有冲，综合使用。
茶叶内在的优良品质为自己开拓了发展的前景。
中国古典式品茗: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则为施茶。
独饮、对饮、品饮、聚饮是饮茶的四种基本方式。
杯茶独酌，慰孤独，益神思，得茶之神韵；寒夜与友对饮，促膝相谈，可得茶之趣；“茶三酒四”，品茶以三人同桌为佳，可领略茶之美味；多人聚饮，办茶会、茶宴，以茶会友，亦可止渴、小憩、开展社交、获取信息，茶在此处又成为人见人爱的“公关饮料”。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饮茶文化向民间性、娱乐性发展。
古代茶事，唐代重精神，宋代重情趣，明代重口味。
茶宴源于魏晋，兴于唐代，重在宴请；茶话是品茗清谈，重在一个“谈”字，或叫“闲聊”；茶会是以茶聚会，重在社交；茶话会是后二者的结合，今已风行全国，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文人宴会上以茶代酒，标志着生活习俗的大改变。
茶宴是中国文人的创造。
聚饮最好的佐茶法是闲谈。
茶话会以其简朴无华而风行全国。
茶话会取代了酒会，用于方方面面:共商国是，招待外宾，庆贺佳节，学术讨论，开业庆典，签约奠基，表彰先进，送旧迎新……诸如此类，纯洁了社会风气，节约了巨额开支。此风传入国外，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誉为“茶杯和茶壶精神”。
以茶名之的茶摊、茶亭、茶阁、茶室、茶寮、茶坊、茶社、茶肆、茶楼、茶园、茶座、茶馆等等，皆是公众聚饮之所。
公众饮茶设施以茶馆为典型代表，它以品茗为主，兼具休息、娱乐、社交等多种功能。
茶馆是观察社会的窗口，也是社会的缩影。
“大碗茶”中有“道”，其内涵是“俭朴”、“便民”、“民俗”，又饱含对历史文化的追溯。
茶寮最早出现于南北朝，饮茶兼住宿，是我国茶馆、旅馆的雏形。唐代有茶肆，宋代有茶坊，明清有茶馆。
茶社也是茶馆，最初具结社性质，饮茶者志趣相投，彼此视为同类，借茶事联络感情，互通声息。
早年的茶馆造就出一批民间艺术家，是中国市井文学的源头地之一，在这里还孕育出一些新的艺术品类。茶馆这一功能的充分发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建立了历史功勋。
茶的物质属性与文化属性在唐代具体化为“茶之十用”，这“十用”是药用、食用、饮用、祭祀用、礼仪用、僧用、道用、儒用、政治用、军事用、商贸用。早在千余年前茶便已成为“多功能饮料”。
所谓名茶，一要质优，为广大茶人认可；二要知名度高，为广大茶人熟悉。
给茶命名，唐人匠心独运，视命名为艺术，赋予一定文化色彩。唐代茶的命名方式:或以地名之，或以形名之，或以形色名之，或以地、形和制作特点名之。
唐代茶风由于文人雅士阶层的大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应，从而形成了五光十色而又底蕴深厚的大唐茶文化。
唐代诗人受茶之惠，便引茶入诗，以报茶德。究竟有多少人写了多少茶诗？唐代茶诗(含赋和联句)收入《全唐诗》的，据不完全统计超过640余首，涉及诗人超过160人。
唐代茶诗体裁有古体、律诗、绝句等。题材广泛，包括咏名泉、咏采茶、咏造茶、咏煮茶、咏名茶、咏茶具、咏茶礼、咏茶功、咏茶会……凡茶事诸方面无不涉及。可以说，在唐代不饮茶做不了名诗人，名诗人不能不写茶诗。
唐代庶民百姓视茶如米盐，难舍斯须。饮茶于他们也是一种带草野气、江湖气、市井气、脂粉气的次生文化。
贡茶之制完善于中唐，实行双轨制:其一是民贡，全国有15个州郡定为纳贡单位；其二是官焙，即建立官茶园，相当于今之国营茶厂，时称贡茶院，其制始于大历五年(770)。
贡茶制度不仅是唐代茶叶科技和茶文化发展的驱动力，也对唐代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授勋的干将、无言的功臣。
唐代，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诸国，“丝绸之路”也是“丝茶之路”，茶与丝绸、陶瓷三位一体，作为特色商品及“和平使者”结伴远行。
自唐始，周边少数民族逐渐养成饮茶习惯，久而久之，“一日不可无茶”了。
茶是智慧饮料，几千年的饮茶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国人个性平和，对艺术技巧之类悟性特好，就与饮茶有莫大关系。不饮茶还能算中国人么！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贵族茶道由贡茶演化而成。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力和金钱求其极，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
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
皇帝喜欢贡茶，各级官吏便借机钻营，争宠求荣，以图升官发财，时人讥之曰:“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还有一说:“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www.xing528.com)
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的茶人主体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
品茶吟诗是一件雅事。茶能持久地刺激诗的生产力。
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
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禅宗茶道悟的是“中国禅”，突出直觉智慧，落脚到肯定生命(道)和肯定人生(儒)；日本茶道悟的是“日本禅”，其思想特征是追求空寂、轻生喜灭、以死为美和“物之哀”等。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气；行于情场，染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宋朝富国而不强军，茶叶跟着倒霉。国人将茶贡给朝廷，朝廷又用茶向西夏乞和，以取悦强敌。茶负载的不是友谊，而是对强权的屈服。
英国人因茶而得香港，却也因茶失了美洲。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成事也坏事，温情又势利，洁物落入染缸，扮演尴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
饮茶的普及而有茶风，茶风相对的固定而有茶俗，茶俗的操作而有茶艺，茶艺的文化提升而有茶道。
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洁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茶作为俗物，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学的内蕴。
城市里小茶馆和卖大碗茶的增多使饮茶的富贵风雅黯然失色。
中国人在茶道在。
皎然的“茶道”是“三饮论”: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
皎然对“茶道”的理解已触及饮茶文化的深层次，他将茶事与“道”连在了一起，迄今尚无新的文字资料说明有谁比皎然更早一些使用“茶道”一词。
我们称某国某朝代某族某阶层有“茶道”，必须具备下列条件:具东方文化的特质，有悠久的饮茶历史和深厚的茶文化积淀，形成固定的有特点的饮茶集团和茶文化圈，有成熟的茶艺，品茗之中有较明确的精神追求。
乐感文化与茶事的结合从而构成茶道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茶道中最生动活泼、最有情趣的组成部分，它使茶道成为一门雅俗共赏的室内艺能。
给茶人以口腹之乐的是日常生活饮茶，如布帛菽粟一般重要，不可或缺。所以，茶道的基础是烹好茶，喝好茶，有了起码的快乐的感受，才有兴致踏上“心茶之路”。
中国的儒士介入茶文化，必将顽强地表现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用孔孟的仁学去影响和规范茶学。
中唐顾渚急程茶之设是为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唐天子以茶宴代酒宴大会群臣，借此调整君臣关系，显示王者风范和盛唐气象。
茶饮盛世，中国茶文化大发展时期多系社会相对稳定时期。因社会安定而茶风兴盛，茶风的兴盛又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二者相辅相成。
历代儒者重视茗饮不仅仅为了口腹之欲，还把它纳入治国良策，视为致太平之术。
茶水灭不了兵火，但我们需要推广饮茶以熏陶平和的性格，让政治家们多几分茶香风格少几分酒神精神。用袅袅茶烟代替烽火狼烟，地球村便会多几分宁静少几分麻烦。
号称“世界火药桶”的中东地区，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既大批进口茶叶也大批进口军火，喝茶是喝茶，打仗是打仗。
中亚地区茶风虽古，然不大在意茶中之道，饮茶仍停留在物质享受的层面上，平和的茶并未改变那些沙漠居民的火暴性格，中国茶道致清导和的精神尚未突破异质文化壁垒而融入阿拉伯文化中，更谈不上对社会风尚产生巨大的积极的影响。
修身与饮茶的契合点在于茶自身的品性，它冲和、恬淡，可导人趋于清明、爽远，培养超然、淡泊的雅趣，茶品与人品、文品、艺品有密切联系。
仁学与茶学的结合集中体现在致清导和和修身养性。
道教的神仙思想已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一切空间，茶苑也是神仙们格外关照的地方。
中国茶文化其所以千古不衰，其根基在于茶的养生功能。若无这点基础便不可能形成普遍的茶风，更遑论茶道。
道教养生理论和服食方术如动力机车驱动了千年茶事，使乐生惧死的中国人乐此而不疲。
和尚坐禅饮茶以进入禅境，道士坐忘饮茶以进入灵境，儒者静坐饮茶以内省，说法不一，实质上无大的区别。
茶对于道家内修的作用不仅仅是驱睡坐忘，还注入了“道”的思想:一是“无为”思想；二是“自然”主义，即天人合一，返璞归真。这比禅僧以茶助禅定的认识高了一筹，接近茶道的核心理念。
茶是清尚之饮料，茶助清谈主要指有关学问、知识、人生、政治、经济之类的话题，低俗的谈吐只会玷污茶之高洁。
茶之成为“自然茶”不仅仅言其是自然之物，还饱含饮茶的自然主义，即在大自然中饮自然之茶，并在饮茶中寻求对自然的回归。
按孔学所云，茶道是“必有可观者”的小道。
老庄关于“道”的思想使饮茶文化上升到更高文化层次。
饮茶不仅仅是家居俗事，还成为文人雅事，甚至能创造一种茶境启迪哲人诗性的智慧，以平静冲和之态去宇宙、去社会、去心灵求索。
文化人学习老庄，将饮茶引向自然主义，开辟饮茶文化的新境界。
饮茶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全息胚”，一杯茶水竟可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风貌，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文艺、地理、民俗等，有学者不无夸张地称之为“综合文化体系”。
酒与茶本是此消彼长之物，佛门枯寂，酒不能喝，肉不能吃，饮茶便成为僧人十分珍视的享受了。
饮茶的起源有神农说、周秦说、两汉说，有宫廷说、寺观说、民间说，有祭祀说、药物说、饮食说。研究表明:中国饮茶之风起始于两汉，发端于饮食，形成于民间。
中国饮茶文化从客观上促进了佛教扎根华夏，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一碗清茶在手，观自在，守本心，还你一颗平常心，于是洗去心灵尘垢，抚平心灵伤痕，矫正心中妄念，使心灵归于平静，曰“茶可清心”。
禅僧要在禅堂入定，第一要事是使以前那颗躁动的、不安的、非分的、狂妄的、迷惘的、悲哀的、阴郁的、险恶的、扭曲的……诸如此类、千差万别的心归于“平常”，成为一颗平常心。
茶可清心，宜于禅者破关。
茶淡泊，佛亦淡泊，两相称焉。
僧人坐禅创造了枯寂、空灵、幽静的氛围，僧人的神态和跏趺坐姿透着安详、淡泊、超脱的神韵，小小禅室，“意”、“境”、“韵”兼具之。
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在日本茶道发展的重要时刻，都是日本在华学问僧充当传播使者，且作出了彪炳青史的贡献。
日本茶道是一门与中国禅宗有直接渊源的禅茶艺术，是茶禅一味的典型。
日本茶道的首创和成熟是日本禅僧的功劳，这个传承系列有几个名垂青史的名字，他们是最澄、空海、永忠、珠光、绍鸥、利休、荣西等人。
唐代的文化大背景为中国茶道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的税收(榷茶制度)、商贸和贡茶制为中国茶道的创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唐宫茶风的形成为中国茶道的创立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三点十分重要。
唐代茶文化的源头是儒、道、佛三教文化，茶与三教间的单向结合，分别产生了儒教茶、道教茶、佛教茶。
儒、道、佛三种茶文化呈现不同的格局:儒教茶重礼法、重功利、重现实人生，故以茶正纲常、序人伦、行教化、图享乐，并以内省为境；道教茶重自然、重养生、重无为，故以茶载道、延生、逃世，以悟为境；佛教茶重道德、重清规、重茶艺，以饮茶为出世之途、和尚家风，故以禅为境。
大唐三教并用的国策促使三教茶靠拢，并逐渐融合为统一的大唐茶道。
三教文化的影响使中国茶道成为一门内蕴很深的高层次文化，而有别于一般浮浅的物质文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茶道才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宗教色彩、文人化、传统性、连续性、实用性和雅俗共赏的特点而独具魅力。
中国禅宗与茶的结合，使入世或逃世、在政或在野、得意或失意的士大夫及一般士子以茶道为指归，在“茶禅一味”中获得某种精神慰藉和心理平衡。
陆羽作为文化人，他本身就是三教文化的载体。当他把主观精神物化为茶时，同时赋予茶事以三教文化的内涵。他创立唐代茶道时便已兼顾“形而上”和“形而下”，所以中国茶道是技法与意境、形式与内容、文饰与本质并重。
中唐“茶道大行”是陆羽著《茶经》的直接结果。
陆羽著《茶经》、卢仝写《茶歌》、赵赞奏请征茶税是唐代茶史上并称的三件大事。
中唐高僧怀海制定《百丈清规》，将“茶供三宝”纳入佛门仪规，这是僧人茶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推动了僧家茶事的大发展，为禅宗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全社会的茶风的兴盛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代引禅入画，“淡泊”成了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画竹品茶、竹里煎茶最便于文人体悟这种艺术境界。
文士茶会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择人，必是文人雅士、至交好友；二是择境，或置身竹林之下，或傍白石清泉，或居深深庭院，或在禅房斗室；三是择茶择水，茶必精，水必活。
斗茶游戏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清此风渐息。
茶产于山林，隐士隐于山林，隐士植茶、饮茶、写茶成为隐居生活的内容之一。
隐居是士子自我调整心态的妙方，趋吉避凶的良策。无论他们隐于朝，隐于市，或隐于山林，只有茶杯最能安慰他们那躁动的或者孤独的灵魂。
文人饮茶，多与文事结合，在品茗中读书对课、吟诗绘画、著书立说，赋予中国文学艺术以茶香风格。
宋、明时代的丹青艺术“以淡为宗”，“画中禅境”成了评价作品的赞誉之词，这与文人饮茶有莫大关系。
唐代雅士茶人追求具有禅味的茶境，寻求枯索、幽寂的美感，在这种冷调子中感受诗意、悠闲、从容、大度的生活美感。
日本茶道与中国茶道的美学渊源就表现在日本茶道传承并发展了中国茶道的静寂枯索之美，形成了以“禅”为特质的日本茶道。
中国士子追求壮志凌云、建功立业而选择激烈的酒，为了过得潇洒适意、从容不迫又选择了平和的茶。中国茶道作为一门艺术，淡泊适意则是其最重要的美学追求。
宋人饮茶以淡为宗，改变了唐人的煎茶法，而变为点茶法，茶中一般不加作料。明人又向“淡”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由饮饼茶、团茶改为饮散茶，由煎茶、点茶改为直接冲泡的“瀹茶”。“淡”成了评价茶汤质量的重要标准。
士子中的登徒子以风流为美，以风流为雅，以风流相尚。美人秀色可餐，茶之色、香、味亦如美人之肤色、体香和风韵。在登徒子眼中，茶与美人皆如布帛菽粟一般须臾不可或缺。由爱美人推移到爱茶，这是审美中的移情现象。
士子在品茗中返璞归真，茶我两忘。他们对于茶之色、香、味，讲求一个“真”字，要有真色、真香、真味，“真”则自然。
陆羽不仕而隐，隐而不逸，五入幕府却两次拜官不受。他重视的是修身立德和为小民谋衣食之计，不计较个人的进退荣辱。
除了茶坛和文坛，在官场或情场，陆羽则是一个“边缘人”，或者身入心不入，或者心入身不入，总是在“出世”与“入世”间游移不定。
陆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有理由选择独特的活法。评价古人不可简单化，亲近达官贵人未必人格卑下，隐居山林不问政治未必高尚。其实高尚的陆羽一生都未能跳出名利场。
陆羽在爱神面前徘徊不前，乃至麻木不仁，于是造就了一个孤独的陆羽，他终于还是“终鲜兄弟，绝无后嗣”。
“中国茶道”的源头基因是儒、道、佛三教文化，三教合流的推动者是大唐士子——一个特殊阶层，形成的是“大唐茶道”，而整合“大唐茶道”的关键人物是陆羽。
《茶经》是划时代的农书，而不是“中国茶道”的发轫之作；陆羽的功劳是整合“大唐茶道”，而不是创立“中国茶道”。
陆羽是个全才，他不仅是伟大的茶学家，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谱牒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盖为茶学成就所掩，独传《茶经》，他书皆不传，故古今学人往往忽略了他在其他领域的杰出建树。
《茶经》的著者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他以科学家的求实精神和诗人的生花妙笔写了一部文采斐然的茶学专著，为茶学添一经典，为文苑增一佳作。
《茶经》结构严谨，行文简约，辞采瑰丽，言近旨远。论其文风，可用严、简、丽、奥四字概括。
“陆氏茶具”是陆羽为唐代“中产阶级”设计的“中档茶具”，其上有高档的“唐宫茶具”，其下有普及型的“大众茶具”。
唐人烹茶方式有茗粥、痷茶、煎茶、点茶四类，以煎茶为主要方式。
《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是大唐茶文化的奠基石。
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没有官方提供的“差旅费”和“生活费”，没有“职称”或“学衔”，能用大半生的经历风餐露宿、摩顶放踵、风尘仆仆行程数万里，走遍大半个中国，创造了中国科学考察史上的奇迹，陆羽的茶学考察该与郦道元、徐霞客相提并论。
他出身寒微，褊躁任性，守信义；他，重然诺，诙谐，执著；他，亦庄亦谐，亦凡亦圣，半僧半儒，半官半民；他，一介布衣，一个隐者，一个通才、奇才、怪才——他就是茶神陆羽！
他是中国茶学的奠基人，大唐茶文化的旗手，大唐茶道的整合者；他是杂学的专家而非正宗的经学家；他是贯通三教的人物而非粹然儒者；他是心系“庙堂”的“隐者”及迷恋山林的“入世者”；他是事业的成功者及可悲的“独处者”……——这便是陆羽扮演的社会角色！
陆羽就是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半儒半僧、半官半民、亦庄亦谑，又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他的《茶经》亦半是文化书，半是科技书，但有一点毫不含糊: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今第一茶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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