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16]，可以说是出任艰巨，因为当时的中国战区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日军正长驱直入地攻入华南地区、中国的政情出现分裂与斗争、经济危机几乎已经发展到失控的状态、华军在华南战线失去战力、美国驻华的空军基地已损失了一半以上。而马歇尔更是要看魏德迈如何处理他的职责，假如他与蒋介石能够合作成功，马歇尔当然会另外想办法，以挽回他的计谋；美国新闻媒体也希望魏德迈失败，已证明中国战区的问题，是在蒋介石而非史迪威。
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的关头，魏德迈匆促地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在接任之后，简直不敢相信，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国战区参谋部，只是一个空架构，没有参谋部的组织与运作、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及后勤作业体系，史迪威事实上是丢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这时魏德迈才明白，为什么中国战区的问题，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史迪威在中国战区近四年的时间，只全力在搞扩张自己权位的斗争，根本没有为中国战区的抗日作战，进行任何的规划与参谋作业。魏德迈虽然曾是马歇尔拔擢的将领，但是他仍然发挥军人本色的品德，优先解决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接着在一个月内，就组成了中国战区的中美联合参谋部，让中美的军事首长能够在每周举行的会议中，共同商讨军事与作战的问题，已取得军事合作的默契（这是中国战区成立四年以来，第一次的中美高层军事合作）。
魏德迈也从来不玩以美援作为勒索蒋介石与收买人心的监军动作。他发现整个中国战区的美援数量，竟是只够一个美军师的消耗量（每月二万一千吨，而中国战区当时有六百个师部队），单是这种稀少的后勤供应,若是换成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部队，早就战败投降了。他亲自深入中国部队，实事求是地了解问题所在，向蒋介石提出全面改善军事训练、后勤补给军人待遇等的可行之建议，建议中国必须设法缩减军事单位的数量，及充实军中的员额。由于魏德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诚恳待人的态度，蒋、魏之间几乎是立刻就建立起彼此尊重、互相赏识的合作关系。蒋介石也同意参考美军的编制，改革中国的部队组织与训练，特命何应钦成为陆军总司令，负责调训改编现代化的中国部队。
附注：
[1] 中国虽然得到的帮助最少，但是他的军民却以最大牺牲，使得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赢得胜利，这个贡献和中国得到的帮助完全不成比例。从另一边来看，英国与苏联所得到美国大量的援助，实际上远超过维持战力之所需，所以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不够分”的结果，而是英、苏有计划地要用机会在背后压制与打击中国，以防止中国在战后兴起。这个观点也可以从《魏德迈报告！》书中看到。由于魏氏对二次大战时美国总体战略资源有最清楚的了解，他的分析值得重视。
[2] 马歇尔与史迪威之间的交情非常深厚，所以两人的合作更容易如此密切无间。
[3] 史迪威的个性自大、刻薄，他最常被叫的绰号之一就是“Vinegar Joe”.
[4] 不过蒋介石与其它外国军事将领的相处记录，却都非常愉快，象他与多位德国军事顾问，几乎到了可以推心置腹、直接商量作战决策的地步，与几位苏联军事顾问也能相敬如宾。他与美军的陈纳德与魏德迈，也能合作愉快，唯独与史迪威是个例外。
[5] 例如英国就曾在一九四二年，直接“抢夺”中国藉道缅甸的美援军事装备，而闹出轩然大波。
[6] 史迪威以及他身边的政治顾问如戴维斯、谢伟志等人，不断在他们向华盛顿的报告中，言之凿凿地宣称蒋介石已经秘密与日本达成停火协议，所以国民政府的军队根本是不抗日、假抗日，蒋介石只是个想骗取美援军火、物资来储备内战本钱的狡猾机会主义者。这些指控已经被独立客观地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在战后（1951）对日本“中国派遣军”高阶军官与资深参谋的审问结果，证实了蒋介石与日军从来连正式的谈判都没有，秘密停火的默契更属无稽。事实归事实，直到现在还是有历史著作采信史迪威、戴维斯等所宣传的谎言。
[7] 当时能被征召的中国兵员，够通过美国制定之体检标准的比率，，只有二二％。虽然中国的人多，但抗战的消耗的确太大，可用的兵源，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www.xing528.com)
[8] 丘吉尔如愿以偿地得到罗斯福的同意，把盟国的军力浪费在进攻意大利（与战胜德国没重要的关联），而牺牲了提早渡过英法海峡直捣德国心脏的战略计划（BOLERO-ROUNDUP Plan），使得收复欧陆的时间更被推后。丘吉尔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时间，由苏联来将日耳曼民族的德国揉成碎片，英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少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
[9]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理由非常正确，要找到像史迪威一样，先乱指挥大军而遭惨败，随后又为了自己容易逃命而甩掉部队的将领，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10]宋家姊妹与长兄宋子文严重不合已久，一九四三年，宋美龄前往美国进行游说活动，多少有牵制宋子文势力的谋略在内。蒋介石曾经被迫指示，在与美国政府的交涉中，宋子文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与立场。
[11]为了防止个别战区司令官发动兵变，何应钦祭出严格控制兵员与补给的制度，结果在后来的日军全面攻势中，甚至连在最为危急的时刻，没有何应钦的命令，连战区司令官，包括汤恩伯、薛岳、孙元良在内，都不能拿到作战物资。尤其在日军进攻广西的当头，华军眼看着后勤补给站中军火充足，自己的部队虽然面临弹尽援绝的紧急关头，但是没有何应钦亲口的命令，仍然拿不到军火作战。
[12]由于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罗斯福总统的思考这时候已经出现混乱的情况，常把问题的因果关系颠倒。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去世。
[13]事后检讨，当时罗斯福并未详细地斟酌电报的内容与语气，原来马歇尔发出的电文是未经修饰的底稿，罗斯福就草率地在一大批文件之中签发了。
[14]丘吉尔“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信口说慌的记录实在不胜枚举，他的脸皮之厚，足以抵挡原子弹的轰炸。
[15]当然也因此伏下马歇尔在杜鲁门任内，对付国民政府，以全面报仇的历史大祸。
[16]魏德迈（General Albert Coady Wedemeyer）出身西点军校，在二次大战前又从德国陆军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毕业，并为美国陆军部主持了反攻欧陆之作战计划（The Victory Program）的设计，他可以被称为盟国的首席“大战略家”。但由于魏德迈对中国在二次大战的贡献与受到盟国不平之待遇有清楚的了解，而坚决反对马歇尔、杜鲁门不合理的中国政策（不仅没有正义，亦根本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却因此牺牲了他个人的整个军旅前途。他于一九八九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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