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反共”的伪政府：揭露其真相

汪精卫所主导的国民政府“还都记”，就这样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正式在南京荒唐演出。汪精卫表示，因为林森受到蒋介石的控制，不能回南京上班，因此由他暂代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保证实现和平宪政，日本还装模作样地率先宣布，将放弃所有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殊地位与权力。这个实质上完全由日本所操纵的傀儡政府，同样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三民主义的国歌。这样中国就有了两国国民政府，使用同样的国旗、国歌与国号，只是汉奸政权的旗号加注“和平反共”四个字，以示区别。

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是一个以日本意志为依归的傀儡政权，帮着日本推动剥削与残害中国人民，以供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所需，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的国格与主权可言，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暴政欺凌的中国同胞，都受到汪精卫政府残酷的迫害。在汪精卫的政权中，最令反日志士（5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感到发指的，便是由李士群与丁默屯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费德路七十六号，一般对外的代号就是“七十六号”，其对待抗日人士手段之凶残，简直是比活地狱更恐怖，令人闻之色变。此外汪精卫政府，形式上，还拥有一支由日军训练控制，人数超过六十万人以上的伪军。主要任务是保障伪政府的运作，以及协助日本追缴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日军对华的重大攻击作战中，也曾直接参与对华军的重要作战，在宜昌、常德与长沙会战中，扮演了相当程度的作战支持角色，但是伪军始终无法离开日军，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作战。由汪精卫领导的这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总共维持了五年又五个月（汪精卫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于日本，遗缺由陈公博代理），虽然伪政府自称是“中华民国政府”，使用同样的政府结构体制，同样的国旗、国歌，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伪政府组织，这个政府不但得不到民意真正的支持，还经常遭到抗日志士的反抗。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正式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个政府虽然拥有六十万的伪军，以及一定的程度政府架构，但是并未准备进行任何的顽抗，就在当天自动宣布解散，但伪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来仍然接受重庆政府依法问罪与审判。当然平心而论，汪精卫政权的运作，在某些状况与地方，的确是发挥了一些减少日军直接荼毒、残酷镇压与迫害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作用，同时在汪精卫的伪政府中，也有一些暗助重庆抗日的事实。当时重庆方面的各个情治系统，特别是军统局，设法利用各种的关系，渗入汪政府之中，也取得其内部一些军政要员的合作，进行掩护抗日的任务。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汪精卫政府之中，也有人受不了日本的欺压，也有人是为了两边买保险（特别是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互通关系），因此在后期南京伪政府内部，有相当多的管道，将不少机密暗通重庆方面，并且设法掩护部分的抗日地下组织，成为日本控制中国最大的间谍斗智对抗。当时军统局曾经允了不少的伪军，可以戴罪立功。

不过，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如何处理这些伪政府的军政组织与领导人，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歧见。最后主张依法惩处者，压倒以政治解决的看法，因此使得大批的伪军认为，重庆方面失信于“戴罪立功”的承诺，所有有相当数量的伪军，干脆接受中共八路军的收编，成为反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在形式上，虽然国民党的汪派就此完全得到肃清，但是不少的力量却成为八路军的生力军了。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附注：

[1] 当时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豪侠之言。(www.xing528.com)

[2] 在这里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对敌和谈的接触，因为能够坚持中国国家民族立场的谈判，也等于是一场为中国争取最高利益的斗争（只有放弃国家利益的和谈，才是卖国的可耻行为）。

[3] 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

[4] 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

[5] 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