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是日本没有办法迫使中国放弃继续作战的意志，这时的华军，已经是更为独立地作战。德国的军事顾问撤离了，外国购买的军火减少了，主要国防工业的基础全遭到摧毁，中国迁移到西南的工厂，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总数只有四百五十家左右，勉强可以维持西南军民的日常所需，但是根本不能支持激烈战争的消耗。当时中国所能生产的步枪子弹，每个月为一千五百万发，平均每个士兵只有四发子弹，更别说其它的重武器装备与支持，更是少之又少了；士官兵们的军服破烂、缺乏医药与保健照顾，甚至严重的营养不良等问题。中国的部队拖着瘦弱的病体，拿着有限与落后的武器，在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中国还能、还要打下去吗？日本人不相信中国还能坚持下去，欧美国家不相信中国还能打下去，中国人却以血汗与牺牲，坚忍的写下了历史光辉记录。中国人决定牺牲到底打下去的钢铁意志[10]，让日军是完全不知所措。在日本人民庆祝完武汉攻略之后，才发现高兴得太早了，中国的政府与军民，仍然继续抗日战争，反而变成日本政府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战争了。
日军攻占了武汉，不但没有让中国屈服，自己反而陷入了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日军为了维持从东京到华中之间漫长的补给线，所必须耗费的资源，就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经无力再深入中国发动更重大攻势了。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战略延伸，因此大体就维持着到武汉会战为止的战线。这个两军战略僵持的局面，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攻势，才被打破。在这段时间之内，日军比较具有重大的战略攻势成就，只有攻克南昌与宜昌而已。同时，在武汉会战之后，中国原有的各路诸侯部队，也因为原有的兵员消耗过剧，必须接受由国民政府统一的征兵补充，同时大量扩充的军校学生毕业之后，也开始在个个部队任职。因此中国大部分的军队，从此都开始国家化（除了中共的部队以外），虽然在部队的最高层，也许还看到这些地方诸侯担任领导职务，但是部队的结构与人员，都已经不再是传统地方派系所主导的了。
附注：
[1] 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
[2] 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3] 试想当时日本政府的陆相板垣征四郎，只有师团长经历而已，如何敢压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或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大将的建议？
[4] 冈村宁次指挥之“南路”日军（沿长江而上）又分为南岸、北岸两股，宜稍注意而不要与“北路”（沿大别山攻击）的日军混为一谈。(www.xing528.com)
[5]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国军队，十之八九的作战装备只有步枪与手榴弹等轻武器，根本没有任何对付化学战的防护装备。面对毒气攻击，唯一的办法是以毛巾泡水，掩住口鼻，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抵挡日军的化武攻击，因此每当日军以毒气攻击华军之时，战场状况是极其悲惨的，常常整个阵地就成为了尸骨堆积场。
[6] 当时中国所有的本钱，都已放在购置军火上，枪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强有饭吃而已，根本谈不上营养，在野战部队中，医药几乎等于没有（除了“红药水“以外），在这种几乎无法想像之艰苦状况下，中国的守军，生病、发烧、呻吟，却又没有医药的照顾，但他们仍然在每场战斗中，尽力地保卫自己的国土。
[7] 以侵略中国之“成果“与野心而论，苏联（继承帝俄）是最在行了，尚无能出其右者。
[8] 胡宗南所留下的战线缺口，造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愤怒与震惊，因为这样会立刻危及武汉的安全，但是胡宗南有蒋介石做为“后台“，李宗仁也拿他无可奈何。
[9] 此时已经没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而是中国的军方领袖，首次单独指挥与调派大军，在如此宽广的战线上作战。
[10]当时世界各国若是领土与军力已经损失至此，照例都是投降，而到海外再组织流亡政府，只有中国是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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