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卢沟桥事变所引爆的中日历史决战，与当夜第一枪的历史真相，以及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复返，并无真正或必然的关联。整个卢沟桥事件的真相是，事前既非日军故意设计，而在事后也没有立刻引爆全面的冲突。中日双方最高阶层对于这个事件一开始的反应，其实是比较倾向“不扩大”的立场。这个小小的事变之所以会扩大，主要原因是日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与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硬要藉这个题目，扩大事变以拉高自己的威望，而当时驻屯军的代理长官参谋长桥本群又压不住现场状况，造成中、日虽然达成解决的协议，很快的又被推翻，冲突越来越多，事情越闹越大，日本的舆情更是出现狂热的求战情绪。
这时候，不但是关东军与朝鲜军的将校们，全部主张强硬对付中国，连日本的舆情，也是高喊日本必须拿出行动，惩罚中国的“无礼”，驻屯军的部属更是已经杀机已露，难以约束，人人都想利用这个机会立功，所以新任的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强烈的行动企盼压力下，几乎是别无选择的要籍机立威。而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本海外驻军将校们，更是拉帮结派的对东京进行请战的压力，日本的舆论同样的推波助澜求战，整个问题才急转直下的扩大成为无法控制的战争。
虽然在事件刚刚开始之时，日本的不扩大派还是占到上风，但是在派遣驻屯军司令官新任人选时，竟然让在“二二六事变”中，扮演要角的香月清司出任。香月本人原是倾向不扩大派的正统日军将领，但是他又想利用这个复出的机会，大干一场，才能更有前途，这和关东军与朝鲜军将校想要惹事生非才能建立功业的立场是一致的。香月清司在眼看宋哲元一再地示弱求和，中央军的支持无法投入河北，于是决定动手。而宋哲元的犹疑态度与示弱的表现，加上与南京不同步的立场，都使得日军认为，这是打击中国华北的良机。
总之，七七事变之所以最后发展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第一枪，真正的关键时刻，不是
从卢沟桥事变的小意外事件，而逐步扩大成为平津陷落的华北事变，这些年来，身为华北军政最高领袖的宋哲元要付相当的责任。因为他没有进行全面与周详的作战准备，在日军的攻击下，就让平津重镇轻易的沦陷。有了九一八事变与热河、内蒙沦陷的教训，以及长达三年的准备时间，宋哲元居然没有一套完整的建军备战之抗日方略，也没有周延的防卫平津之参谋作业，以及全面抗日的作战计划，真是令人感到不解。
而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宋哲元擅自违背南京之“要抵抗”命令，以及阻挡支持的军力，最后更是擅自决定不战不告而退，其实在历史的意义上，他才是真正的奉命抵抗，却自行退却的“不抵抗”将军。不过这时中国需要抗日英雄的形象，因此也就没有人追究宋哲元不抵抗的责任了。比起张学良因奉命不抵抗，而让他为之遗憾终生，宋哲元实在是幸运太多了。不过从此宋哲元也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可观的重大战功，两年后就因病去世。幸而其它的二十九军将领，很快就恢复战力，象张自忠的以身殉国，刘汝明的奋战不懈，还有冯治安也是一位很出力作战的将领。(www.xing528.com)
七七事变既演变为华北事变，蒋介石已是退无可退，只有率领中国走上抗战之路。这时的局势是，国际社会袖手旁观，日军侵略凶性大发，中国各路诸侯积极请战，沸腾的民意更是要求抗日，蒋介石于是断然决定，中国已经无法再对日本退让，假如日军一定要继续的侵略中国，她就只有提前与日本决战。但当时的中国，实在是真的没有准备好而能与日本决战，但是历史的命运已经逼得她没有其它的选择。卢沟桥不确定的枪声，以及误以为失踪的日本士兵，就成为引导中、日两国进入了历史大决战的借口。
虽然中日战争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全面地展开，但是中国对日本，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
当时，中日双方都没有正式进行法定的宣战程序，这时双方均认为，若是中日正式宣战，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出售作战物资的法律运作的问题，同时一旦停战，还要签订正式的合约。中国没有打胜的把握，不能签下任何割地赔款的合约，日本也不敢公然的独占中国利益，而引起国际的反弹，所以中日的正式法定交战状态，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四年又五个月，经历过了几千场的战斗之后，才于一九四一年十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中日全面战争正式的引爆点是卢沟桥。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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